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的唯物史观底蕴探究
宋叶恒
摘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唯物史观;历史;理论;实践
继党的二十大明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总结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更系统部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现代化国家建设各方面的改革举措,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发现,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趋势,既是指导我们党运用规律以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也是当前和今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理论指引。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我们仍需立足唯物史观,进一步论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探索、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的唯物史观底蕴,为我们党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助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探索的唯物史观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2]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不仅是一个线性的时间发展过程,更是一个我们党在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上,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纵深推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
1.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下中华民族的主动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且个人将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
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工业革命率先带领资本主义社会步入现代化,更在开辟新航线、开拓世界市场等行动中,通过普遍交往逐渐打破传统国家、民族之间区域性交往的围栏,让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扩展俨然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为“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资产阶级竟试图“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图谋“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近代中国也在其战争侵略、殖民统治等暴行中被卷入现代化历史洪流。何以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中国求索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初心。唯物史观强调,历史发展是“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6]以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和变更旧的环境。在近代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出路伊始,面对生产力极不发达,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旧环境,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现代化尝试沦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没有摆脱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窠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但囿于缺乏建设经验和盲目照搬苏联现代化模式,彼时的现代化以“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遭遇挫折。对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解放思想、革故鼎新,进行了“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大胆探索,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中实现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真正走出一条坚守现代化历史初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故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7]。人类现代化进程仍将前进,还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汲取“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既坚守初心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实现民族复兴,又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2.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纵深推进
唯物史观指出,“已经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而“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8]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科学的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
唯物史观强调,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中央制定并贯彻“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探索奠定物质基础。但随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破坏了初见成效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此,邓小平不仅强调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0],更指明“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1],进而开创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2]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立足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并相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现代化指导理论和制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战略目标,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中央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实际问题的关键,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和推动我国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党中央科学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创新性制定和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创造性地将“美丽中国”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正式宣布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并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内在要求和战略安排。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基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立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不断把握历史主动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其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13]对此,我们必须运用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4]
3.发挥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接续奋斗
恩格斯指出,唯心史观“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5]。区别于英雄史观,唯物史观始终坚持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16]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充分印证了人民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
首先,恩格斯强调,历史发展不仅是“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更是“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17]。在革命和斗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18],进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奠基根本社会条件;立足改革开放实际,邓小平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进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觉醒;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20],进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凝心聚力奋斗得来的。其次,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不仅“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1]。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奋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无论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主要目标任务,均离不开亿万中国人民发挥创造伟力,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以打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再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2]“现实的个人”不仅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不断创造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也不断通过实践变革自身思维以生产精神财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践的创造突破,更是理论的创新发展,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打牢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孕育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更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探索从“一化三改”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综上而言,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运用好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重要原理,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在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人民创造伟力中,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23]。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底蕴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25]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继承了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剖析并解决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力求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科学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26]立足于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我们党充分将现代化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基于基本国情且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
首先,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指标,是关乎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规模不同,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同,其艰巨性、复杂性就不同,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27]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十四亿多中国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充分把握唯物史观人口因素这一关键一环而凝练的现代化特色。同时,只有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创造伟力才能更好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艰巨且复杂的各种问题。其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都不是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8],党中央正是立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再次,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必要的条件,是社会存在的关键要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立足“美丽中国”的社会建设实际,贯彻“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9]战略要求,争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现代化。最后,面对“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30]等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实际,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坚定站在人类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力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始终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始终科学反映社会存在的科学理论。现代化实践永无止境,现代化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仍需要我们运用好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不断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又不断以新的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
2.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的理论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31]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所以科学,不仅在于其是科学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更在于其是科学回答并指导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发展实际问题并取得一系列实践成就的理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建设上,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并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应对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抓住我国持续积累的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32]在政治建设中,为应对深刻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提防西方“宪政”话语、自由主义民主话语、“司法独立”话语等政治与法治话语陷阱,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肯定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既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全面推进和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力。在文化建设上,为抵御西方错误思潮的入侵以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中国式现代化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全国各族人民强有力的文化自信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并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在社会建设中,为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各种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恪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大原则,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聚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现代化发展奇迹。在生态建设上,面对国内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等生态问题,以及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消失、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中不断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33]
故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仅科学反映社会存在,更致力于在指导并解决现代化实际问题中推动现代化实践发展。但时代发展永续向前,问题也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在发现问题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又不断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
3.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旨向
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解开了“谁是历史创造者”的谜团,最终目标就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4],且“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5]。
首先,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至上逻辑指导下“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以人为本超越以物为本的现代化。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重要阶段,这一重要论述以社会发展隐喻人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和现实目标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启,是党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以实践奋斗不断摆脱“物的依赖性”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其目的并非以牺牲人民利益的方式来服务资本发展,而是遵循人民至上的逻辑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力求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马克思强调,人作为“完整的人”,要以全面的方式来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6]这种“全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本质上“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37]这一阐述的生成逻辑充分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保证我国十四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和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也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保障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坚定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目标和建设实践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就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38]。这种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不仅立足中国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也放眼世界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综上观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理论特色和本质要求、理论旨向,均是立足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始终锚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新征程上,我们仍将坚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价值旨向,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于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进步。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的唯物史观底蕴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作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论掌握群众的能动实践过程,也是让理论变成物质力量,聚焦回答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的实践,更是为科学作答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实践。
1.呈现理论掌握群众的实践底色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40]生产力发展孕育新的生产者,而新生产者思维和行为的变革又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不仅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更是社会文明水平整体提升而不断孕育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培育新人而让理论掌握群众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理论,在日益深入群众并被群众所掌握中,不断激发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并未止步于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一方面,我们党在不断攻克现代化发展进程各类问题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从党的十九大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十个明确”“十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再到党的二十大“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总结凝练[41],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没有停下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步伐,而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新征程。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心骨,人民则是生力军,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42]。党中央始终立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中,既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又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凝聚成磅礴力量支持、拥护和推动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中国人民的发展是双向互动且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反观一些典型的中东产油国,在21世纪初期就依靠石油出口创造了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仅靠石油出口而缺乏工业支撑的经济结构,加之军人政治、部族政治的封建政治统治,导致国家领导力量和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依旧处于传统落后的状态,拥有巨大财富也难以跳出传统藩篱真正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三大历史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真理性检验,更是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论掌握群众”的实践。同时,党的二十大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重大原则等,既是被历史发展和实践成就证明了的彻底的科学理论,也是中国人民在攻坚克难、实干兴邦的实践淬炼中凝聚的智慧结晶,更是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指引。
2.凸显作答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的实践本色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同时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对物质生产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更多需要,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逐渐凸显。恩格斯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和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43]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意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内化为理想的力量,在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中外化成物质力量,不断作答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44],如何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如何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大道是现代化实践发展的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4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化解了走“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各种风险挑战。一方面,中国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整体迈进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既没有先例可循,更没有现成道路可走,如何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发展任务、矛盾风险挑战、治国理政考验所呈现的各种问题挑战是摆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的中国之问。对此,中国式现代化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原则,聚焦前进道路上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不断攻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以一个个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科学作答中国之问。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坚定的人民立场聚焦人民之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厚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在贯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要。在聚焦人民之问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等方面持续用力,积极回应人民在民主、法治、文化、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为补足民生短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46]上真抓实干,一系列的真招实招真正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且有效回应、解答了人民之问。
3.彰显回应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的实践亮色
立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当今亟待回应的世界之问,而“现代化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时代之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47]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作答世界之问。面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呈现的贫富差距增大、发展水平不平衡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充分落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锚定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以14亿人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回应世界经济发展之问;面对世界政治格局调整下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中国式现代化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回应世界政治发展之问;面对大国利益争夺、意识形态冲击、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回应世界文明之问;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治理难度激增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开展高质量国际合作,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回应全球治理之问;面对人类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剧增、全球生态失调、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站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回应世界生态环境之问。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人类发展前途命运,力求以科学的实践发展回应时代之问。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发展唯一模式。马克思曾公开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8]。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其理论体系充分彰显坚持“两个结合”的中国特色,其建设实践带来的安定繁荣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荡骚乱形成鲜明对比,其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与一些国家强行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身陷囹圄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超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逻辑为内驱动力的现实超越。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剥削压榨剩余价值,对外血腥殖民和暴力掠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立足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新发展之路。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力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9]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呈现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症候。同时资本无限增殖将自然界视为发展工具,踩着全球化的跳板将生态问题扩张全球,掣肘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立足全人类提倡构建命运共同体,旨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力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幻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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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叶恒(1995—),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21FKSB004) ; 天津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TJESDZX22-04)
文章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2024 ,40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