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99年马院硕士生在CSSCI《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发文：从问题到主义：青年毛泽东对杜威实验主义问题观的借鉴与超越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党的百年历程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问题意识和坚持问题导向，使坚持问题导向成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色和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问题的重视，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不断探索。思想来源于社会，由于身处社会矛盾丛生，中西文明交汇，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环境之中，毛泽东在早期的求学和革命生涯中，清醒意识到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科学的问题观。1919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刊载，《章程》共12条，2324个字，阐明了问题研究会的宗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方式、研究范围、入会条件、会员关系、研究会组织机构等等。《章程》清晰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问题观。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当时与毛泽东一起居住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和领导长沙的学生运动，周世钊都是积极支持者。周世钊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1]目前，除了邓中夏的启事，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成立问题研究会以后开展了活动。因此，研究《章程》是研究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最好文本。

对于青年毛泽东的问题观，既往研究大多认为是受胡适的影响，而且简单地归咎于胡适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并因此影响了毛泽东的问题观。这种观点其实忽视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最有影响的代表杜威（1859—1952）对青年毛泽东问题观的影响。杜威的实验主义，也有的译成“实用主义”。杜威认为，观念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只有经过检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金民卿、许全兴等都认为杜威对青年毛泽东思想有重要影响，但尚未深入探讨。作为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2]五四运动中，中国国内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思潮涌动，毛泽东撰写的《章程》，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夕体现他问题观的重要文章。《章程》过去研究的人不多，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问题意识，高度重视坚持问题导向之后，对青年毛泽东的问题观和应对问题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要研究青年毛泽东对杜威实验主义问题观的借鉴和超越。

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问题，他之所以倡导成立问题研究会，就是因为充分认识到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第一条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3]《章程》的第二条就是第一条内容的具体化，包括了各种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从《章程》第一条、第二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问题的理解有几个要素与杜威的思想密切相关。杜威对于问题的看法主要集中在1910年出版的《How We Think》，内容讲的是如何认识思维过程，提高思维能力，最早的中译本是由刘伯明翻译，书名为《思维术》。1925年1月，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胡适、潘家洵、李小峰、邵元冲等学者纷纷推荐《思维术》。杜威非常重视研究人类的思想方法，对于问题的解决过程进行了研究。杜威认为，思想和学说的产生源于困难和问题。“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4]思想和理论来源于解决问题的实践，问题决定了思维过程。杜威认为“问题决定思维的目的，目的控制着思维的过程。”[5]从以上来看，杜威的思维论就是问题论，就是研究人类如何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人类发现自身没有与环境相协调，会迫使他们采取措施努力进行调节，最终实现平衡或和谐。问题就是一种“不确定境况”，就是人类有机体与环境失调的境况；通过合适的调节，问题解决了，人类与环境的平衡或和谐得以恢复，境况就又“统一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杜威关于问题的学说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国内“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理论源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社会的剧烈变化和转型，需要有新思想回答时代之问。胡适等学者热衷研究问题，探讨问题成为知识界热点，有其内在的时代背景，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适应时代的发展：“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方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6]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观点要联系他所处的时代，实事求是地看。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胡适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7]文章发表以后，蓝志先转载在《国民公报》上，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蓝志先指出胡适的文章太注重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方面的抹杀了一大半，因噎废食。胡适把蓝志先的《问题与主义》刊登在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上，并加了按语，从按语来看，胡适对于蓝志先的观点是认可的，认为很多地方可以补正他的原作。其实，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真正参与的文章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适为了吸引社会关注，制造社会热点，扩大文章的影响，观点的偏颇存在有意为之的成分。例如，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刊登了《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对于论战的兴趣似乎不全在于找出正确错误，而在于扩大学术的影响，他认为：“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的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他把新思潮意义的总纲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写于1919年11月1日，比毛泽东写《章程》时间上要晚一个月。胡适认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手段，研究问题的原因就是要进行变革。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就是研究问题的结果。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刊登了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要解决问题，先要让有这个问题的人有共同的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具体问题一个个解决。胡适在蓝志先、李大钊发文后，又在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对一些误解进行了解释，他解释自己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内容的主义，他并不反对有价值的思想。“譬如一个科学家，遇着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脑子里推想出几种解决办法，有把每种设想的解决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像出来，这都是理想的。”[6]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极为推崇问题的研究，重视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法，甚至把问题置于主义之上。

关注“问题”的社会风气同样影响到青年毛泽东。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刊印了毛泽东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就已经提到湖南正在兴起“采用杜威教育主义”的思想。健学会也是体现毛泽东问题研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织，目的是要输入、介绍、传播世界各国的新思想。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下，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改变以做官为目的的人生选择，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暮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丝生机，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健学会就是想在众多的思想派别中找到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良方。“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3]从毛泽东提到的思想界名人来看，他提到了陈独秀，但是并没有提到胡适。实际上，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就已经和胡适在学术上有过联系和探讨。1919年毛泽东返回湖南的时候，毛泽东会见胡适并请他支持自己，胡适答应给予支持。胡适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介绍新出版物》时特意推荐了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健学会的成立与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几乎是同时的，毛泽东撰写《章程》与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间上只隔了一个月，因此很难说是胡适对毛泽东有什么影响，应该说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到杜威的影响，对问题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毛泽东没有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是《章程》应该最能反映他此时内心的思考。毛泽东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于问题和主义是同样重视，既要研究社会思潮和真理，也要研究具体问题。毛泽东曾经担任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3]“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3]毛泽东认为当时要改变中国命运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研究、了解、接受新思潮，研究新思潮的宣传、推广和施行。

青年毛泽东重视从现实出发研究问题。每个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标准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研究问题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从《章程》第四条“问题不论发生之大小，只须含有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问题之类”。和《章程》第六条“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3]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很有现实主义精神，关注与现实紧密的问题。从第二条问题的具体内容看，关注度很高，思考多的有三个。首先关注的是教育问题，共有17个小项；其次关注的是女子问题，也是17个小项；位列第十的是劳工问题，有15个小项。“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3]也出现在教育问题中。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到，这两三年来，各种报刊杂志上研究的热点首要的有孔教问题；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与胡适将这些问题列为社会最热点的问题相比，毛泽东只是将上述问题分别排在第四位、第三位。可以看出胡适重视文学、文化的作用，毛泽东更重视教育的作用。我们发现，在《章程》罗列的问题中，就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但是排序很后，排在第十八位。第八位的问题是“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俄国问题”是排在第二十一位的问题，排在德国问题、奥匈问题、印度自治问题等所有国家问题研究的最前面，这些问题的排列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严谨，没有进行严格的分类，但是就是在这些看似随意的排列中，我们可以分析青年毛泽东对社会热点的关注度，分析他当时的心理状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俄国这些概念已经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面，但还不是处于主要的地位。教育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是居于首位的，杜威教育说对于毛泽东来讲，不是该不该实施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的实施，对于毛泽东而言仍然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杜威认识到了教育对中国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要实现中国民众的民主、平等，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离不开教育的积极作用。杜威著有《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迅速扩大。不过，由于杜威所主张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被意译为“平民教育”，使“平民教育”主张在中国大行其道。当时，主张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的呼声很大。国民政府教育部1921年颁布的《教育体制改革法令》，以及1922年施行的“壬戌学制”改革，遵循的都是杜威的教育原理，采用的是美国学制模式，提倡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教育的精神面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中国教育的格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的平民主义教育主张，以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观点都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词里，毛泽东指出他关于社会的理想是在教育方面提倡平民主义教育，在思想方面提倡实验主义，即“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3]1920年3月7日，由毛泽东执笔，陈独秀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时事新报》和《申报》同时刊出，对旧教育进行了猛烈批判：“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3]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说道：“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主持督促之人，既固陋而寡通，尤昏愦而无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败。”[3]毛泽东把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深刻。同时，他提出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与杜威的“从做中学”一脉相承。实质就是要学以致用，学以有用。学习的东西要和人生以及日常社会联系起来，教育与社会、与生产要紧密结合。

青年毛泽东对于教育的重视，在他的革命历程中影响深远。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非常重视采用教育的手段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把落后的农民阶级分子成功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他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随着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很多参加革命队伍中的人并没有在思想上入党，党员中有很多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还有随时代大潮进入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子弟，他们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紧张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此，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党中央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形成科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通过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空前统一，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

青年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第五条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3]“第七条问题研究之方式分为三种——（一）一人独自之研究；（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3]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方法和保证。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国情极其复杂，受制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难以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收集、整理有关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的资料。中国在经济、社会、人口、地理等各方面都缺乏全面、科学、权威的资料，信息闭塞，进行科学决策所需要的基本数据，只能自己动手，亲自调研。毛泽东一直坚持身体力行，与青年时代形成的思想方法息息相关。

杜威把他的实验主义称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简单说，科学的方法便是试验的方法。这方法的大意，简单说，便是用人的动作（action）将一方的心的作用和别一方的天然界的事实连起来。”[4]其基本要素是“假设”和“试验”。杜威关于实验主义的研究启发了胡适对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的探索，他甚至把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考据学、考证学与杜威的思想联系起来。“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6]胡适认为“方法”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涵盖了他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这都是受到了杜威的影响。[6]“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6]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不少中国学者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在中国早就“古已有之”。梁启超认为，三百年前清初北方学者颜元与李塨曾创立了“颜李学派”，将胡瑗“实学”、陈亮“事功学”、荆公“新学”以及张载的政治理想融为一体，标举“实学”精神，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和杜威先生所倡导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个更加彻底。”[8]颜李学派的学说一时之间让中国的学者们找到了某种文化自信，成了学界试图从内部突破传统藩篱，进行思想变革的重要资源。胡适认识到科学的方法其实都是来源于对常识的一种总结，所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方法上的相同或者相通都是来源于人类的常识，也就是普遍的规律。“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尤其是注重亲自去实地调查，并善于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力求掌握实际情况，做到主观与客观符合，最终解决问题。1917年7、8月间毛泽东与萧子升“游学”，历时月余，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做社会调查，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走访了一些社会人士。1918年夏初，毛泽东同蔡和森赴洞庭湖滨湖地区进行“游学”式的社会调查。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在法诸友信中说：“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9]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及的研究方法和问题研究会倡导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0]“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0]毛泽东一生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并对如何调查研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非常重视，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问题提出来了，发现了，怎样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0]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善于调查研究，在理论上对于做好调查研究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阐述，主要观点有：一是要掌握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否正确直接决定研究结果是否正确。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分析调查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要认真了解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三是解决问题要走群众路线。与群众结合，吸收群众智慧，形成科学的理论和政策，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理论、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解决群众的问题。开调查会是基本的方法。四是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要把握质和量的界限。要取得调查的真实情况，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就是“度”。作为领导者，做到心中有数是十分重要的，心中有数才会胸有成竹，做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取得好的效果。

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哲学，研究理论，他主张在研究问题前，要先研究主义，这是毛泽东不同于杜威的地方。毛泽东对于成立问题研究会的任务、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将其作为纯粹研究学术问题的团体。“第八条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3]“第九条不论何人有心研究一个以上之问题，而愿与问题研究会生交涉者，即为问题研究会会员。”[3]“第十条会与会员间，会员与会员间，只限于‘问题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3]从这三条可以看出，毛泽东重视探究大本大源，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倡导设立问题研究会，还是热心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探讨和学理上的研究。

杜威在革命与改良的问题上，是反对激烈的社会革命，主张改良的。他希望通过缓慢的逐步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杜威认为：“中国需要耐心的，富于同情的和教育性的努力，以及缓慢的思想交换和交流过程，而不是通过武力加于其上的外国统治。”[11]他主张改革是在旧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先进文明，从而实现进步。“大抵一种改革，一定要拿旧文明做根据，渐渐地吸收溶化新文明，使老的发展成新的。”[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杜威有很多观点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是革命性的，也是充满创新的，但是他反对激烈的社会革命，这成为杜威学说致命的缺陷。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随着中国社会暴力革命风潮的来临，杜威学说耀眼的权威性慢慢丧失，影响力越来越小了。杜威主张的社会改良路线与激烈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分道扬镳了，这个标志，就是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的“问题与主义”论争。这个论战更深远的背景，就是主张中国走俄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对风靡一时、风头强劲的杜威实验主义思想提出了挑战，要夺取新文化运动思想舆论的领导权。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代表人物，对这场论争的实质，毛泽东当时似乎并没有完全了解。

青年毛泽东在探索大本大源的过程中，逐渐由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13]。显然我们从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影响青年毛泽东的首先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其次才是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毛泽东曾草拟了一个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去送别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六位湖南青年。随后便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1]这样的工读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便告失败。但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放弃工读的理想，他打算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一年半或二年后便赴俄留学。[3]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向往俄国，但还未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年7月，他回到湖南，随后便参与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和湘潭教育促进会。文化书社以介绍、营销中外各种最新的书报杂志为主旨，以期在湖南造成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毛泽东认为苏俄是“一枝新文化小花”，代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但同时他又对苏俄的新制度能否成功表示怀疑，并认为中国尚不具备俄国革命那样的条件。[3]因此他对杜威给中国开出的药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由他代拟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声称“教育为促进社会进化之工具”，并认为杜威“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3]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改良主义也还抱有极大幻想。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比较早的，但是真正系统学习和引起内心的共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则要晚得多。毛泽东1918年为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北京，在北京停留期间，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上面。但是毛泽东这时候还是提倡“忠告运动”，这在1919年《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3]他不赞成暴力革命，主张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是想避免社会陷入大混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仍是主张温和的改良道路，赞同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思想更加深刻，并不支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但是仅仅两年之后，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深入接触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转变了。

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是自己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对主义孜孜不倦探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蔡和森的影响有关，蔡和森对毛泽东问题研究以及选择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影响。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探讨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9]“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9]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3]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对于胡适那种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了，他已经认识到了没有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新民学会学员蔡和森的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2]罗素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产阶级觉悟，可避免妨碍自由和流血牺牲，这个观点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一致的，青年毛泽东也曾经相信过，但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只能采用马克思的方法，这个结论就是反复实践和探索的结果。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与时代思潮的变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积极支持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13]1920年春，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积极帮助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同年10月，李大钊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苏俄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对中国革命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分裂，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社会思想界能否与时俱进的问题。杜威的实验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兴起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世界潮流，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一是介绍美国的实验论理学，代表资本社会的思想方法；一是介绍新近的矛盾论理学——辩证法，代表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14]青年毛泽东在探求大本大源的过程中，成功地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又吸收借鉴了杜威实验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原来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种理论体系实现了一种融合与创新，实现了陈独秀曾经设想的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15]青年毛泽东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后，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6]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不是现成的口号，而是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来源于对人类共同常识的科学判断和总结，来源于对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吸收和改造创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青年毛泽东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也是在诸多学说都尝试过了之后最终明白，众多眼花缭乱的主义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做不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青年毛泽东吸收杜威实验主义问题观的合理内核，没有对杜威实验主义问题观的吸收借鉴并从根本上加以革命改造，毛泽东可能不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能也不会产生《矛盾论》《实践论》这些经典理论著作，青年毛泽东吸收了杜威实验主义问题观的合理内核，同时也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审视和批判杜威实验主义的问题观，超越和发展杜威的实验主义问题观，最终果断抛弃了杜威的实验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注释略

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