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为百年多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积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征程中酝酿并积存的思想性、理念型、理论形式意识形态。从外显状态来看，它以言行史实为载体、以名称为符号、以各自的特殊气质为标识，是对革命过程、状态、结果的别样表达与创新呈现，更是革命过程知行合一的精彩概括。研究、阐释、弘扬革命精神首先要追本溯源，探讨其生成逻辑，既包括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等方面的透视，也涵盖革命精神生成路径的探究。而基于后者方法论之维的探讨，则构成了一个更为细腻、务实的分析框架。因此，革命精神在形成之后，关键在于如何适时地在特定情境下对其进行提炼、整合，并通过象征符号、仪式活动、传播媒介等进行强化、传播，从而发挥其铸造信念，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动力作用和引领价值。目前，学界对于革命精神方法论之维的探究，虽已累积若干阶段性成就，但仍须不断进行学理研究。有鉴于此，从“史实整理—学理阐释—符号提炼—介质传播”四方面，对革命精神的生成路径进行全景式探究以及认同性审思，既是革命精神传承的基础性理论拓展，也是推进革命精神与实践融合的现实旨要，更是使革命精神变成生产力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一、生成前提：客观形成、适时提炼与最后认同的逻辑思辨
客观形成、适时提炼、最后认同是精神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前后相继且彼此塑造。精神绝非悬浮于物质世界之外，而是寓于形质之中。以此观照，革命精神作为革命实践、革命任务、革命人物的伴生物，在革命滥觞之际便已然内嵌于革命历程之中。然而，就其符号象征的指涉性与概念术语的阐释性等外显形式而论，革命精神往往滞后于革命实践。革命精神的命名赋义，多于历史回望之际得以成形，是对那些由英勇个体或集体以悲壮献身与非凡成就所铸就的历史瞬间的深刻反思与再现。这一过程，标志着革命精神从纯粹事实表象，向一种富含情感深度的思想形态的嬗变升华，并在此后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积极的弘扬倡导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最后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并内化为干事创业的信心信念信仰，外化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劲推力。一言蔽之，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物质实践向精神领域内化的质变，也是精神理念再外化为物质现实过程中的实践转化。
（一）“客观形成”内蕴于革命历程的自身肌理，是“适时提炼”的本体论基础
革命精神的客观形成，蕴含双重维度。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之中，整个革命历程无疑是革命精神的生发场域。在恢宏进程之中，伟大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伟大人物。[1]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历任领袖人物凭借其深邃的理论洞见、坚定的理想信念、非凡的胆识魄力，擘画并引领了一系列划时代的伟大革命实践，使之成为革命精神渐进生发、嬗变广播的活水源头。从微观角度视之，特定革命精神的形成过程，即为其所依托的历史事实逐步展开与演化的历程。革命精神是革命历史的积淀和历史本身的折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经典人物、特殊行动、卓越贡献的精神化、理念性概括与表达。
因此，革命精神是对历史进程本身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的映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01这意味着，精神的每一个维度均源于实践。诸如体现于个体意志之中的“人”化精神象征——铁人精神、女排精神，寓含于重大历史事件之内的“事”迹精神标识——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以及寄寓于实物象征之下的“物”态精神传承——红船精神、红岩精神……这一系列革命精神，实质上是对特定革命实践的深度聚焦与透彻折射，也因此成为了革命历程的标志性阐释与符号性表达。
（二）“适时提炼”发生于革命实践之后，是促成“客观形成”具体显现的先决条件
“提炼”是主动显化潜存思想、观念之行为，通过语言、文本等媒介，赋予客观之物以名称、符号等多重形态。革命精神的提出环节即“适时提炼”，是在革命行为结束后，对革命历程符号化的过程，是立足产生又超越对产生的考察的精神活动产物、哲学思辨成果。例如“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提出，虽标定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这一相对独立的时间节点，但其精神实质早已潜藏并孕育于我们党发展与壮大的广阔时空叙事之中。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至适当时刻，即实践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理论准备趋于成熟之时，这一精神经由系统的话语阐释与理论构建，其名方被赋予、其意始获澄明、其辉终得彰显，实现了从潜藏的实践力量到显明的理论自觉的飞跃。又如“张思德精神”之提炼，实则是对其短暂却光辉的革命生涯中彰显出的无我奉献、勤勉尽责品质的事后颂扬与理论升华。其他革命精神亦如此。
因此，“客观形成”与“适时提炼”并非是同一时刻的并行事件。革命精神在话语建构之维通常滞后于实践，具有一定的起名、定名、赋义的延迟性。而当革命精神最终在话语体系中得以完整表达，这一过程则实现了由实践的具体性向理论的深度性，由表象的纷繁向本质的洞察的质的提升，从而成为思想领域对历史实践的再创造与价值赋予。
（三）“最后认同”是“适时提炼”的价值旨归，是革命精神生成、成熟并内化为个体价值追求的标志
革命精神从实然状态相对地被提炼出来，变成可以言说传扬的宣传对象、弘扬内容、教育资源以及传承力量之后，如何将其有效融入当代社会的文化肌理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成为指导个体行动、推动社会进步的活水源泉，这一过程仍须接受认同性审视。这既是保障革命精神被推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第二层研读，是对革命精神生成路径研究的依序深入。
革命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若不能展现对客体的影响力，那么这种精神就只能是静止而无效的。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1因此，对提炼出来的革命精神进行认同性审思则成为必然之举。这个认同是社会化的，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须经历学术、政治、社会三维认同阶段。其中，学术认同是基础，属于起点性问题，是保证革命精神被政治接受的重要力量；政治认同是一个加速器、转换器，处于学术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桥梁阶段；社会认同则是最终目的，是将革命精神变成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革命精神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实践深入与有效检测。这三者之间
次第展开，是一个从学术深化到政治认同，再到全民共识的系统工程，共同构建了革命精神由内而外、由上至下全方位渗透与赋能的社会文化景观。
在此意义上，“最后认同”不仅是对前两个阶段的总结，更是一种内省式的自我确认与外扬性的价值传递，意味着个体或集体不仅接纳了经过提炼的精神产品，而且在实践之中完成了对该精神实质的认同与内化，同时标志着革命精神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局部推广至全局，从而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生成过程：革命精神从实践积淀向思想形态嬗变的方法论构建
革命精神生成路径涵盖四重维度：史实整理、学理阐释、符号提炼、介质传播。通过历史叙事的详尽整理、理论内涵的深度剖析、象征符码的形象赋义以及传播媒介的多元拓展，革命精神的内涵得以透彻阐发、意蕴得以深度彰显、传承得以永续不息，最终从历史深处走向时代前沿。这4个环节共同构建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具体到抽象、从理论到实践的动态的、不断演化的正向过程。
（一）史实整理：革命精神生成进路之本源追溯
史实整理的旨趣在于回归“本源之真”。梁启超强调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3]32自古以来，历史编纂之术无不由史料奠基，未有史家能避其左右。因此，革命精神形塑于世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其背后所依托的具体史实。而如何挖掘这些革命史实，需要多种路径和手段，其中以档案整理和口述史料为要。
第一，档案史料：对于原始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系统溯源与学术诠释。记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没有史料无法说明历史。[4]档案史料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极具权威性和真实性，直接反映了革命时期的决策、行动、事件以及人物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为后人提供了研究革命精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于革命精神的挖掘，首要之举在于对那些承载、标志革命精神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溯源。
原始资料涵盖了信函、档案、笔记、标语、布告、文集、谱牒、契据、语录以及音影像等多元形态。通过对这些细腻具象的历史文本的深度剖析，揭示出那些隐藏于宏大叙事之下，却对革命精神内涵外延的演化起着重要作用的细微之处。诸如夏明翰致母亲的诀别信、赵一曼留给儿子的绝笔信，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以及左权的诀别书等等。这些原始资料不仅是革命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革命精神的具象表达，并以个体的视角，生动展现了革命者在追求信仰、面对生死、处理情感等方面的真实体验。这为革命精神的深化升华补充了最生动的个体观照和最鲜活的细节，助推革命精神实现从宏观阐述到微观体悟的细化。
相比之下，那些倾向于宏大叙事的鸿篇巨制，往往在个体生命轨迹与内在情感世界的缜密勾勒上略显苍白，从而在革命精神的生成机制上显得力有未逮。比如，中国近代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史等，都可能会因全景式呈现和过程性描述为主，而难以照应革命自身的生动性具体性个性化生活化。
同时，囿于时间空间、语言文字等多重因素，史实整理并不能对原始资料全部做到直接获取或亲身目睹。故而，诉诸第二手资料以拓展资料收集之边际，就成为必然选择。诸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大全》这部多达1400万字的著作，为革命精神的多重视角考察与综合阐释分析，提供了内容丰富、叙述详尽的文本载传。
第二，口述史料：对集体记忆与个体叙事的有效搜集与科学阐读。人民群众作为革命精神的主体性力量，其思想理念、价值选择与精神特质的多元微观呈现，成为了构筑革命精神丰富内涵不可或缺的基石。因此，口述史学的兴起，标志着历史研究从“文本中心”的静态分析向“人本中心”的动态对话深刻转变，促进历史研究得以跳出文献、档案、典籍等静态物质所构建的语料库以及由此而构筑的各种藩篱，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多维图景。
口述史学的推行，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对党史资料的深度挖掘与传承之中。《红军长征记》《星火燎原》等革命者亲述的珍贵记录，以及当代广泛开展的各类口述实践，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革命历程的理解，更深刻揭示了革命精神的多维内涵与情感深度，并以独特的视角、鲜活的细节、多样的心理，启发了学界从文本分析、叙事结构、记忆构建等维度，对其承载的革命精神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解读与阐释，从而为革命精神的传承铺设了深厚且细致的叙事基底。
（二）学理阐释：革命精神生成进路之本意探寻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437革命精神在完成史实整理阶段后，还需要学理阐释，即研究其起源、结构、性质、价值等基本问题。对这些要素的深研有助于建构观察、理解革命精神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方位，进而推动从史实中提炼革命精神的内涵特质。
第一，既回顾往昔又立足当下，从整体与局部之维把握革命精神的起源、价值等。革命精神之诞生被深刻定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坐标上，这一时期不仅有其孕育的初始土壤，更是塑造其禀赋特质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力量。同时，革命精神作为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文化瑰宝，其生命力不仅局限于诞生之初的时空维度，更镌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之中，成为构建党的百年历史叙事的基石与灵魂。因此，对革命精神起源的研究，必须坚持全面而深刻的视角，既要细致入微地剖析其诞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深入挖掘其生成逻辑与演变轨迹，又要将其置于宏大的革命史脉络中，以揭示其作为历史连续性与变革性交汇点的深刻内涵。比如研究“西柏坡精神”，首先就要全面梳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一特定时期的革命实践、革命行为，以揭示这一精神得以孕育形成的具体过程与内在逻辑；其次，坚持大历史观，立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探究其内涵，挖掘并展现其在革命洪流中的独特价值贡献。只有这样，西柏坡精神的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微观与宏观等才能得以详尽阐释。
同时，那些在特定节点应运而生的革命精神，不仅定格于某一历史瞬间，更持续地与其后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融合共生，彰显出一种层次递进、意蕴叠加的精神特质。以雷锋精神为例，其原初形态从个体英雄模范的单一形象，逐步升华为集体价值导向的象征，进而在新时代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这一过程，不仅是雷锋精神自身内涵的拓展，而且展示了革命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活力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对于革命精神价值的研究，不仅要深入理解它在特定时期所发挥的功能作用，而且要将之置于广阔的历史中，审视把握其在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伟大奋斗征程中的作用，形成全景式认识，即历史与现实应以一体之态被统一观照。
第二，既聚焦自身又着眼它者，从个性与共性之维把握革命精神的内涵要义、结构属性。革命精神的内涵结构问题，事关革命精神的客观内容。从个性来看，各类革命精神以其各自独立而浑然天成的存在形态，彰显着各自独特的历史事实、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革命精神之美，不仅在于其个性的璀璨夺目，更在于它们在浩瀚磅礴的历史叙事中所展现出的共通性。这些精神瑰宝在相互激荡、相互映衬中，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元而又和谐统一的精神谱系。它们在多样性中寻求共鸣、在差异中探索共识，从而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通性。
革命精神紧密交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历史活动之中，并以共产党人的信仰之真为脉，以理想之魂为魄，以实践之力为骨，共同构造了一个同根同源、魂魄相融、结构互嵌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这体系内部，各类革命精神虽形态各异，却又具有相同基因，并在同一历史逻辑下演进，展现出深邃的内在关涉与紧密的联系纽带。以大别山精神为例，它不仅是个体化的地域性精神标志，更是与苏区精神、南梁精神、沂蒙精神等伟大精神相互联结、交相辉映，共同指向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于创新探索的精神内核。同样，对于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剖析，不可或缺的是将其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进行系统比照。
因此，对于革命精神内涵要义、结构属性的研究，既要嵌入历史语境，细致剖析特定革命精神生成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特色，揭示其个性所在，又要在比较视域下梳理革命精神与其他同类精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共通的价值导向。
（三）符号提炼：革命精神生成进路之物化表征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2]533革命精神是一种超越物质存在的内在状态，但其存在状态必然要通过特定的物质对象予以外化展示。而符号恰为革命精神表述提供了一种方式。于是，革命精神表述语成为了革命精神外显状态的形态性可观物，既承载和记录革命实践的情节与信息，也作为特殊表意符号成为唤醒人们红色记忆的催化剂。
积极研究阐释并赋名传播，是更具有务实成效的革命精神命名方式。鉴于红色资源广布且形态多样，提炼区域性革命精神已成为一种常态化且意义深远的文化行为。这一进程具有自发的底层动力，即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组建专家团队，深挖本地革命实践，提炼精神内涵。当前，这种自下而上的命名方式备受瞩目。从这一视角出发，革命精神的命名必须唤起符号记忆，即提炼革命精神的名称与表述语。
第一，名称是革命精神映射于世的形象标记。名称不仅是对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力，并以“能动意象”的作用方式释放着强烈的情感力量。
革命精神伴随着伟大事业的深化，不断地被孕育、塑造与焕发新生。“据不完全统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有90多种。”[6]而如何恰如其时地将新生的革命精神归类于恰当范畴，既是一个未雨绸缪的理论准备，也是一个必须持守的传统。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第一批名录，它们在命名方面存在着极强的规律性，尤其是在字面内容方面，大致包括5种——人、事、物、地和其他。[7]上述这条标准既是对现有革命精神的规律性认识，也为进一步提炼新的革命精神提供了重要规范依据。以浙江为例，目前留存下来并依然发挥作用的革命精神有14种，并且它们的命名方式完全可归为上述5种类别。例如，以“人”命名的海霞精神、浙商精神等，以“事”命名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围垦精神，以“物”命名的红船精神，以“地”命名的浙西南革命精神、蚂蚁岛精神、南堡精神等。
第二，表述语是革命精神彰显要旨的具象呈现。名称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识别标志，但仅为简洁的文字缩影，而表述语则是对名称的深化释读，是一种通过具象化的描述来达到理性阐释的表现手法。从方法论之维，表述语的提炼须遵循下述两条原则。
其一，要有高度概括性和明确标识性。革命精神的命名要求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语境下的价值诠释。在结构上，表述语最常见的格式是并列短句，这符合汉语表情达意、载文传道的特性。在内容上，鲜明的标识度是表述语赋予革命精神相对独立性的内容标准。革命精神内蕴的感性材料，需要经过叙事逻辑的转化和发展，以形成更加具体、生动、深刻和详尽的情节记忆。比如，以习近平提出的“三牛”精神为例，即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该命名不仅结构紧凑、韵律和谐，更在内容上以“牛”的形象作为喻体，将为民服务、创新发展与艰苦奋斗等抽象概念具象化为生动可感的形象，成为激励人心、凝聚力量的时代强音。
其二，应包含精神谱系的核心要义并展现自身个性。革命精神的个性与共性，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它们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相融共生，共同构成了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多维面向。因此，革命精神在具备自身特性之外，必须包含精神谱系的核心要义，而这些核心要义客观上由一些具体概念呈现而出，如坚定理想信念、一心为民、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尊重科学等[8]。因此，对于表述语的提炼，既要映照革命精神此方之独有特性，亦须关注精神谱系彼方之精髓要旨。2019年，由笔者领衔的学术团队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提炼概括，便是遵循这一规定的积极尝试。“浙西南革命精神”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为表述语，尤以“挺进”为显著特征，拥有唯我独具、不与它同的历史事实与意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浴血奋战的战斗风范。[9]91-95同时，该表述语亦通过“忠诚”“人民”等核心要义，彰显出具体的革命精神与精神谱系之间的一脉相承、交融互通的共生特质。
（四）介质传播：革命精神生成进路之价值传递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2]525。革命精神只有借助相关介质，才能展现己身，并以具象的、可感可知的姿态在个体、群体、社会之间传递。
第一，依托空间介质进行人际传播。美国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指出：“对空间的紧迫性熟视无睹的任何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10]34-35空间是承载百年党史、铸就民族灵魂，并作用于革命精神存续与彰显的重要维度。纪念空间便是这样的场所，它们以独特的空间属性，如烈士陵园之肃穆、纪念馆之庄重、纪念碑塔之巍峨、人物故居之温馨、会址遗址之沧桑等，镌刻着革命精神的深厚底蕴与内隐价值观，是仪式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实体介质。
从生成机制来看，纪念空间通过有形的馆藏展品和无形的展陈逻辑，逐步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叙事机制。展品通过符号表征再现历史轮廓，传递精神深意。习近平指出：“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11]每一件展品通过独特的物质形态与符号表征，勾勒出革命历史的轮廓，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再现，更是对革命精神的生动诠释。
如果说馆藏展品是纪念空间的物质基石，那么叙事逻辑则是其精神架构的灵魂所在。叙事逻辑作为精神架构核心，串联展品成有机整体，展现历史时序、因果及精神价值、文化意义。以教育部红色文化弘扬基地之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讲习馆”为例，其采用“物—像—文—声”递进叙事模式，融合多维媒介，构建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丰富革命精神传播路径。开馆以来，相继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参访者20多万人次，不断地以情感共鸣内化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的价值认同，并在感性和理性之维达到与革命精神的共鸣。以一馆之微力，有效推动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因此，纪念空间以其独特属性与叙事逻辑，成为集历史记忆、情感共鸣、精神激励于一体的革命精神传播关键载体。
第二，依托影视媒介进行场域传播。影视媒介作为革命精神传播的现代载体，凭借沉浸式叙事，超越了传统媒介界限。纪录片之深邃、电影之张力、话剧之即时互动，共筑情境，使观众在体验中感悟、思考并内化革命精神的深层价值。嘉兴学院《初心》话剧与井冈山大学《井冈山》音乐舞蹈史诗的创新演绎，即为典范。它们以艺术形象之鲜活、情感表达之丰富、思想内涵之深刻，搭建了革命精神传播的新桥梁，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光辉。进一步看，依托影视媒介进行革命精神传播的叙事模式，可以进一步升华为一个叙事框架，即“诉诸情感—交互联动—价值内化—行为参与”。首先，聚焦于先烈事迹与情感刻画，奠定情感基础；其次，促进多维交互，加深受众理解，形成合力；再次，情感激荡与施受互动促使理解深化，实现价值认同；最后，内化价值追求，外化行动责任，促进全社会对革命传统的认同与传承。
总之，上述介质打造了“在场—回忆—共鸣—践行”的核心机制，并发挥着知、情、意的价值作用。经由这些实体化、物质化的介质媒介，革命精神被表达为具象的象征实体，其内蕴的价值意涵被赋予了可触及可视之的质地与色彩，并于个体心灵深处激发信念，于群体行为中凝聚共识，不断焕发新生、历久弥新。
三、生成结果：革命精神的认同性审思
革命精神的盎然生机与实践成效紧密交织，而此效能本质上牢牢内嵌于广泛而深刻的认同性结构之中。因此，对于革命精神生成路径的探究，不仅须历经理论构建，更须经过认同性审视，即肇始于学界认同，着力于政治认同，并以社会认同为归宿。这是保障革命精神被推广的主观性力量，堪称是对革命精神生成的再次深入。
（一）学术认同是保证革命精神逻辑自洽性的先决基础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11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内涵深刻的理论形态，当其雏形初现，即需迎接来自学界的深度洞察。学术认同并非简单的概念认同或形式上的接纳，而是基于实践检验与理论批判的深刻认知统一。
学术认同是保证革命精神被推广的前提条件。首先，学术认同为革命精神塑造了多元而坚实的主体结构。学界的深入研究，使得革命精神不再囿于单一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逐步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群体、思想流派与实践活动，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化的主体体系。其次，学术认同明确了革命精神的主题与核心。学界的反复探讨与论证，促进革命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升华，更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最后，学术认同为革命精神拓展了深邃的历史空间与现实意义。通过学界的广泛挖掘，革命精神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意蕴得以全面梳理并清晰展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互鉴，使之更具深远的影响力与广泛的辐射面。
如今，各地竞相发掘并命名独具地域色彩的精神标识，但却普遍面临理论探索的浅尝辄止，缺少高水平论著的阐释发表和高层次项目的深读精研，热烈的学界互动交流不足等问题。因此，它们容易沦为浅表的符号堆砌，陷入“诠释的真空”。换言之，只有获得学术认同，革命精神才能具备主体、主题、空间、史实、影响力、辐射面等，并拥有理论的自洽性、历史的合理性和实践的有效性，进而首先达到省域层面的社会性高度、广度、厚度和贯通力，最终取得党和国家的认可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
（二）政治认同是赋予革命精神社会化的制度基础
政治认同是达成学术认同之后的第二层追求，发挥着加速器之效。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后续的政治认同过程，即理论精髓如何被国家所接纳并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力量，继之不断渗透至社会肌理的每一个角落。譬如“红船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广泛认同，是其理论生命力得以充分展现的关键。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红船精神”。[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不仅赋予了这一精神以高度的政治权威性，更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其深入学习与践行的热情。依托政治认同的强大动员力，“红船精神”迅速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显然，政治认同之于革命精神深化升华的意义自不待言。国家推动不仅将其融入现实，更使之熔铸于国家建设之中，并转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法律制度以及丰富的文化叙事。
同时，政治认同亦是一种转换器，表征为在构建学术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沟通链路上，充当上下联通、前后呈递的转换机制，尤显于革命精神宣讲。革命精神并非径直从学术直抵民间，而是先由学者向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理论阐释，再凭借其力，通过情境转译，最终广布基层。得益于政治认同，革命精神实现了从学术语言到民间话语的转换，从而走向了街头巷尾，成为了民众心中持续激荡的共同信念。
（三）社会认同是提升革命精神传承有效性的本源根基
学术认同与政治认同并非终极目的。学术领域的共识建构与政治层面的信念聚合，共同服务于形成民众广泛共识的目标。革命精神源起与归宿深植于人民群众，这一固有属性不仅界定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也指明了其发展的核心向度，即革命精神唯有在全民同信共学躬行之中，方能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时代光辉。这也恰如马克思所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因此，革命精神只有获得社会认同，为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入心入脑，方能实现从共识到共行、从观念到物质的飞跃。
可以说，革命精神的广泛认同，不仅标志着其作为精神现象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深刻自证，更是其跨越理论束缚、嵌入实践肌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集中彰显。由此，革命精神经过“史实整理以明其源—学理阐释以解其意—符号提炼以聚其魂—介质传播以扬其声”的依次演进，实现了从隐到显、由微至著的嬗变，并获得广泛认同。在此基础之上，革命精神提出、弘扬与认同机制所蕴含的深刻规律与特征得以彰显。比如历史性与时代性相融。革命精神的提出以历史性为根、时代性为魂，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积极回应着时代的呼唤与需求。又比如继承性与创新性并蓄。革命精神的弘扬，既坚守对先辈英勇与奉献的尊崇，确保精神血脉的延续，又勇于创新，随时代变迁而丰富内涵与形式，展现蓬勃生命力。还比如理论性与实践性并进。革命精神的认同机制，是理论与实践深度互动的产物。理论为革命精神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导向，而广泛的社会实践则是其生命力的源泉与验证场域。二者相辅相成，使之从抽象理念转化为民众的具体行动指南与精神坐标。因此，革命精神的发展规律与特征，不仅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生命力的源泉，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与感召力的集中展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其历程远非是对革命风云、建设辉煌与改革浪潮的线性铺陈，其内核更是勾勒出一幅动态多维的精神锻造景致。在此进程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根系深扎于实践的丰饶土壤，而枝叶则展现着随时代脉搏共振的进化之程。这一与时俱进的特质，预示着它将会持续吸纳并融合新的革命精神。正因如此，从学理上探究革命精神的生成路径，有利于促进精神谱系在既有基础之上不断丰富，从而形成一个在历史、现实、未来维度上延展不息的宏大体系。与此同时，为了使得革命精神在充实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应有效能，至为重要的前提是研究好、阐释透有关革命精神的基础理论问题。如进一步探究精神谱系内部各种革命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革命精神在精神谱系中的定性定位、各种事业领域和实践中的系列革命精神，以及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精神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等等。因此，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虽已推进多多，但仍未尽其妙。唯愿任重道远之中生成话题之究探，些许有助于任之明、道之坚。
本文作者：渠长根，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叶臻，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9ADJ007）、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榜样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FJ2023C020）阶段成果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