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历史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变迁，为落后的中国开辟了一条先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设想的科学性，还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成为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全新选择。目前学界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研究缺乏宏观视野和系统性认识，导致对其逻辑体系及重要价值的挖掘不够深入。因此，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发展形势，深入剖析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理论，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在人类社会制度探索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丰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分析。
一、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提出
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一般过渡理论所预设的过渡前提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过渡前提”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在世界市场背景下，根据“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2),英、美、法、德四国有可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最容易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落后国家本质上是指该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能支撑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相对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言，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是落后的。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过渡理论视角下的“落后国家”是一个相对概念，强调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条件。
列宁结合俄国国情，扩充了“落后国家”的具体内涵，指出除了物质基础外，文化落后不仅制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气化的普及，也会限制群众对无产阶级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3)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落后国家”主要指缺乏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的那些国家。
既然落后国家不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理论是如何提出的呢?早期俄国社会主义者在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提出要破除对欧洲“永远正确”的信仰，把社会主义加以民族化。俄国民粹派基于对资本主义“灾难性后果”的认知，“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4),第一次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并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5)。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社会问题的回应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将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分析限定在西欧范围内，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6)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统一性，即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演进，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由此否定了俄国农村公社注定瓦解、俄国注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大工业同时存在且俄国未被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等特殊历史条件，进一步解释了俄国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利条件。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对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分析与俄国民粹派“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7)的愿望划清界限。高水平的生产力不可能从俄国农业公社中直接发展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提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8)。只有西欧经济体制变革的外部推动才有可能使俄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直接利用大工业的优势(9)。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命题，但从他们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他们肯定了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这种过渡是有条件的。列宁则继续回答了落后的俄国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基本策略是先在政治上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再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基础。随后，列宁、斯大林在过渡战略、过渡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对其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逻辑体系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实质就在于东方落后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时代背景，选择与自身发展相适合的社会主义道路(10)。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面临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性。把握这个特殊性的具体内涵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逻辑体系和历史贡献的基础。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特殊性的基本要素，是他思考如何在旧中国建立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起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明显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旧中国是一个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国家，除了存在封建专制政权以外，帝国主义列强为腐朽的封建买办充当后台，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势力。再有，与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旧中国并未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11)。
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2),这决定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基于此，毛泽东进一步思考“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13)这一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体系中构成了新的问题视域，即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原理如何指导一个主权不完全独立、小农经济占主体且资本主义极其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什么要、能不能以及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理解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逻辑体系的基本线索。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什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必然性。他从近代中国救国图强的历史经验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两个方面论证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为探寻独立富强道路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并未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将俄国革命看作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4)。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出于攫取特殊利益的需要，力图使中国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15)。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夺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即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会因本国资产阶级的自身软弱性而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必须在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正如毛泽东所说，“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16)。社会主义主张团结互助，而资本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为后发国家，很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与先发国家平等的地位，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另一方面，毛泽东将社会主义视为根除中国根本问题的良方。除了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以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体现在能够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17)。社会主义最能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不仅使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从根本上开辟一条富民强国之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逐渐释放，中国“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18)。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分配摒弃了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9)。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在继承经典作家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20)。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及前提，为该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列宁进一步推进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体系的发展，解决了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否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而且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进行了有力论证。
旧中国是否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曾困扰理论界，因为这关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1921年，李大钊提出：“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21)当时党内有一些人以落后国情为由，主张“二次革命论”。如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在“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谋求社会主义前途是一种“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22)。这样的论调实际上否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毛泽东既不赞成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一次革命论”,也不赞成对革命形势过于悲观的“二次革命论”。他立足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具体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发展革命具有有利条件。
毛泽东坚持辩证地看待中国社会性质对革命前途的影响，认为红色政权能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23)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因此在白色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带，红色政权能够建立并坚持下去。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革命的动力和决心更强，“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24)。
第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实现革命转换的决定性条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弱小，而且革命动力不足，具有两面性。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25)。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就要“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26),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的社会，并随着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壮大，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得天独厚的国际条件。
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27),不再局限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苏联已将社会主义变为现实，并坚持支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可以借鉴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并向其寻求帮助，最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28),构成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与俄国相比，中国革命的任务多了一重，即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民族独立。那么一个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0%的国家要怎样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29)。中国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阶级。因此，必须通过土地改革来发动农民，并将重心放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要在旧中国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变，“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30),“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31)。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2)。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指导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1950年，毛泽东提出，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后，要经历“社会主义的一关”,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33),同时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4)。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35),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过渡的主要内容为在生产关系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使其居于统治地位。其特殊性体现在，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会先于工业化的基本实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全面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改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建成了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36)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认识到，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重要内容。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不能完整地把握该理论链条。
毛泽东认为，仅仅进行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7),尤其是要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认识进行斗争，因为“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38)。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没有思想政治上的提升及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社会主义是走不长远的。历史证明，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发展根基的必需措施。
三、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主要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成功引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9)。
(一)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研究视野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论断。
毛泽东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进行了重构。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在于建立与社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就愈严重，生产力就愈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得到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才会呼之欲出。无论是主张俄国农村公社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结合，还是倡导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其目的都是指向建立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社会化生产关系。
与俄国相比，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更低。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落后国家来说，其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因此，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实现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结合。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旧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首先是一条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压榨的独立发展之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其政治意义超过了经济意义。因此，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中国率先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然后再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解决落后生产力同先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是如何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先进生产关系的带动下，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这契合了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并顺应世界社会主义形势的发展趋势，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发展，大大拓宽了该理论体系的研究视野，而且增强了该理论体系对广大后发国家所面临的道路选择难题的现实关怀。
(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典范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出发，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相结合，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策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典范。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兴旺发达的基本要求。任何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都无益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始终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强调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论新阶段》中，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阐释：“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40)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自觉下，毛泽东科学地思考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和具体策略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系统性认识，树立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发展的光辉典范。
(三)为后发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不仅深刻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还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20世纪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大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或只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点上起步”(41),进入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后发国家谋求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后发国家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不依附资本主义而实现现代化。毛泽东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后发国家通过国内资本主义自然壮大而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通过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从而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国在确保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反观一些后发国家之所以现代化进程受阻、现代化水平不高，与其依附于资本主义并受到资本主义体系剥削有着一定关系。正如保罗·巴兰所说：“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落后是紧密联系着的。”(42)
目前，大多数后发国家仍未摆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或者说仍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过渡条件。因此，后发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需要放在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思考。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为后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经验。
注释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0页。
(4)《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5)参见叶自成:《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夏银平:《俄国民粹主义再认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页。
(9)《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2—653页。
(10)傅江浩、孙来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依据与面临的现实矛盾》,《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34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16)《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20)莫岳云、王晓燕:《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历史演进》,《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1)《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22)《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50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25)《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82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3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3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3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317页。
(33)《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8页。
(34)《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7页。
(3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3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页。
(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页。
(3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41)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2)[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0页。
作者简介：杨二美，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 2020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研究”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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