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民国初期中西医双轨制管理体系的建立

文摘   2025-01-12 19:10   天津  






1月10日下午,南开史学青年学者前沿讲坛第21期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举办。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研究员张蒙为大家带来题为“民国初期中西医双轨制管理体系的建立”的主题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希洋副教授主持,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赵庆淼副教授、沈琛副教授、马思宇副教授、张叶副教授和校内外20余位学生参加。



讲座开始前,刘希洋老师对张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张老师的学术经历。

讲座伊始,张老师指出中西医的交锋与融合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医疗史不可忽视的问题。1910年代发生的漏列中医案及相关论争体现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潮流,这种思潮认为中医缺乏合理性,西医才是未来的趋势所在。此后更为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将传统学术推向众矢之的。尽管有这样的争论,但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中,仍然呈现中西医双轨并行的局面。例如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分别适用于西医和中医。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全盘西化盛行的环境中,北洋政府却出现了中西医双轨制的管理办法?

不少研究表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模仿德国,将汉医排除在官方学系之外,使其成为一种民间行为,民国政府亦受到日本经验的影响。但是张老师认为,日本并没有颁布双轨并行的管理方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中医,很多是先学习西医并获得行医执照后,再学习中医。换言之,在日本医界,通晓解剖学、生理学等西方医学知识是获得行医资格的前提,这显然不同于中国的中西医并行不悖的管理制度。张老师认为,其实是朝鲜半岛建立的双轨制医疗卫生制度对北洋政府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首先,张老师回顾了民国初年的医生管理办法,当时的管理呈现碎片化的特征,与当时盛行的地方自治方针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各地出台各自的医疗卫生管理办法,主要由警察厅行使管理职能。这种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在1910年代中期受到挑战。首先,袁世凯称帝后前后要求增强中央集权,原本碎片化的管理体系成为需要破解的“迷阵”;同时,日本在朝鲜集中统治成为吸引袁世凯政府注意力的一种政治实践。

1910年,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5年,朝鲜总督府举办了始政五年朝鲜物产纪念共进会,其中一部分为医疗卫生方面的展览。日本希望借助这次展览来宣传日本为朝鲜带来了现代文明,并向中国和西方展示五年来的殖民成果。北洋政府受邀派代表前往参观,其中王扬滨和万葆元二人负责撰写报告,他们对朝鲜总督府在朝鲜内部的中央集权政策,包括医疗卫生方面,呈现出较为正面的态度。此后,虽然袁世凯很快病逝,但是地方自治的现状越来越受到民国医学界的批评,许多学习西方医学的人希望北洋政府收回权力,颁布全国性的医疗法规。朝鲜半岛的特殊情况也成为北洋医学界关注的对象。

接着,张老师介绍了汤尔和在中国医事制度变革中的作用。汤尔和于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通晓日语,1912年至1922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6年,汤尔和代表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向教育部呈文,请求整顿医师预备开业试验,他认为考验医师应以科学为前提,而不是继续考察传统中医学知识。现有的各地警察厅缺乏相应的医学人才,难堪大任。1917年4月5日,汤尔和向教育部申请前往朝鲜调查医事。

朝鲜总督府的《医师规则》和《医生规则》颁布于1913年,分别针对西医和汉医,“医生”的内涵更接近“医学候补生”,地位较医师为低。汤尔和在京城(今首尔)会见了负责朝鲜医疗卫生事务的警务总监卫生课长坂东义雄,并向坂东义雄详细询问了医事制度建设的相关事宜。二者的对话显示,日本官方在朝鲜的医疗卫生举措不是特别积极,而是被动地适应朝鲜本土的状况,基本认可了朝鲜的大部分行医者。汤尔和对此感到意外。汤尔和从朝鲜返回北京后呈文教育部,称当时民国的医疗“情形不幸乃与朝鲜类似”“或且不及朝鲜”。基于这种悲观的判断,汤尔和认为既然传统医学在朝鲜无法废除,那么弱势的北洋政府也同样无法将其禁止。汤尔和此后将朝鲜《医生规则》和《医师规则》 等相关文书翻译为中文呈送给教育部“以供采择”。同年,内务部咨询教育部派员会商“医士药剂士开业执照”及“考试章程”事。教育部派钱稻孙与汤尔和前往内务部“会同酌定医士药剂士开业试验章程”,内务部代表为王焕文。最终,教育部和内务部达成共识,认可汤尔和的建议,认为应实施中西医双轨制的管理办法。

1918年,北洋政府再派严智钟赴朝鲜调查医事,但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说明严智钟此行的起因。1922年,内务部颁布管理医师和管理医士的暂行规则,但引发了来自中西医双方的批评。中医认为注册费高昂,且对中医的要求过于严苛,西医则指责这项规则对中医太过宽容,该规则最终暂缓执行。尽管如此,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在医事管理过程中仍旧实行中西医并行的做法,说明在时人看来中医不可能废除,双轨制因而具有了合理性。

张老师总结认为,日本在朝鲜的医疗政策是北洋政府的重要参考,但在时人看来,朝鲜案例的价值恐怕并不在于其在管理中医方面有多“成功”,而在于有多“失败”。在20世纪初的东亚,由于日本对其殖民扩张的正面宣传,一度让外界难以完全看清其真面目。北洋政府出于希望加强自身中央集权的动机,也曾在1910年代对日本抱有某种幻想,以为日本或许真的会给朝鲜半岛带来所谓“现代”的统治模式。可是,他们发现,全面废除中医,需要借由的是压倒性的政治权力和警察暴力,以及充足的现代医学人才作为补充。这些日本在朝鲜都难以具备,遑论北洋政府。鉴于此,许多像汤尔和这样原本持有比较激进思想的人,转而务实。北洋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希望听取中西医医学团体对新的管理政策的建议,并在接到大量反对意见之后撤回了《医生规则》和《医师规则》。相比之下,虽然在朝鲜也有反对《医生规则》和《医师规则》的声音,但很快被日本镇压。北洋政府这一较为灵活而且的施政措施,彰显了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与朝鲜半岛的天渊之别。

讲座最后,刘希洋老师进行了简要总结,在座多位老师和同学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张老师提问和讨论,张老师一一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供稿:苏敏

供图:于力群

编辑:傅汶嘉

审校:苏心悦 段怡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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