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苓学术丨伯苓班读书会月度纪要（第156场至第161场）

第一百五十六场伯苓班读书会

11月14日下午，第一百五十六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7室召开，由王春翔领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本次读书会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成熟的命题能为现如今研究有何启发，二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后又产生了何种回响。王春翔在读书会讨论前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内容做了简要概括，回顾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学术史脉络，随后进入线索一的讨论。

针对“经济重心的南移能否折射唐宋之际时代转型”问题，王春翔认为，唐宋之际社会转型为人熟知，陈寅恪、钱穆及内藤湖南皆有论述，经济重心的南移可以分为财政重心南移、税制田制的改变、经济重心南移三个阶段，由于南方有着良好的货币交换基础，两税法得以推行；又因为赋税压力的增大，刺激农业生产的进步，使得中晚唐以来的经济形式向宋初局面转变。赵博轩认为，唐宋之间的转变在政治上表现为士族的衰弱和庶族的崛起，唐末白马驿之祸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唐代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货币的流通，也是陈寅恪“南朝化”理论的一部分。陈胜泽认为，在南方货币短缺的情形下，推行两税法可能会加重南方赋税的压力。帅宇轩就宋代情况作补充，提出经济重心的南移后，宋代南方出身的士人参政比例增加，并且通过婚姻网络形成一整个南方士大夫的利益集团，深刻影响了两宋时期的政治格局。季建城认为，虽然唐中后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北方赋税压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诸多财税为藩镇所截留，至宋代经济重心才完成南移。张博雄就两税法的具体实施差异作了补充，认为两税法的实行不代表租庸调的终止，二者存在并行并用的情形，新税法的实行也有试点推广的过程。

就书中引用诗句论证唐代环境生态的问题，王春翔认为，诗句中的景色存在着大量惯用的意象，无法准确反映环境水平；加之诗句所述的景物范围有限，并且集中诸名胜，无法代表一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并以竺可桢通过柑橘判断唐代是温暖期为例，认为中古环境史以诗补史可能更为恰当。陈胜泽就《太平御览》中对柑橘的记载，认为竺可桢以柑橘判断唐代为温暖期缺乏可靠性。季建城认为，由于文体的发展，诗歌在中古时期纪实性下降，文学性突出，但上古时期诗文仍保留着记事的属性，是研究先秦史重要的材料，对这一材料需要分类而视。赵博轩认为，使用中古时期诗歌时需要把握主旨，作者的情感指向会影响诗文的内容，进而影响诗歌的纪实性。

关于长时段的经济史研究如何处理好主干线索与枝叶特征之间的关系，王春翔认为不能局限于一个时期的史料，如南北朝时期的史料有诸多历史书写问题，仅以此为据容易得出不准确的结论。陈子豪认为，南北朝时期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书写并不典型，六朝南方开发的观点更多依据的是北方移民带来的技术，而北方移民进入南方后所带来的信仰流变、文化冲突部分也值得考虑关注。就书中所述太湖流域户籍减少问题，王春翔提出，唐代户籍编造依据的是诸里正所提交的手实，中晚唐时期太湖流域出现的草市并不在诸里的管辖范围内，其中人口是官方所忽略的，但数量不会太多，太湖流域人口的减少主要仍是战乱所致。

对于自然经济在中古以后为何趋于停滞，王春翔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快速进步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段重合，对山地开发的需求和赋税压力的增加刺激了农业的进步，中古以后小农经济发展达到自身上限，遂无法产生新变革。帅宇轩表示伊懋可针对中古农业革命有诸多论述，可参阅其《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

第一百五十七场伯苓班读书会

11月14日，第一百五十七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8室进行，由桂玥领读，讨论班凯乐的《金丝烟：中国烟草史（1550-2010）》。

小组先讨论了中国烟草消费方式的变迁（旱烟、水烟、鼻烟、卷烟）反映的经济社会背景变化。王语晴从自身观感出发，认为旱烟具有乡土气息，水烟口感丰富而具有商业宣传性质，少数民族抽鼻烟比较多，卷烟则更有现代感。她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看烟草史，提出社交礼仪，社会象征，物质需求和生活方式这几个角度。金奕成从2023年初英国掀起的戒烟运动讲起，谈到经济史容易落入过于关注数据和经济效益的迷思。熊子昱认为要在语境主义下看医疗社会史，比如恩格斯说过“宗教是鸦片”——当时鸦片被认为是一种药品，与今天的含义大相径庭，不可以今论古。刘镇毅以海洛因为例，提出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面向，从药品堕至毒品，成瘾性消费品应当如何研究。高云昊以吗啡为例，回应刘镇毅药物滥用的情况。然后谈到烟种的变化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个符合西方社会品味发展的过程。

关于性别视域下的烟草史研究，王语晴指出在传统父系社会观念下，女性吸烟被认为不符合优雅端庄的要求，而男性吸烟常被看作是成熟、稳重和社交能力的体现。熊子昱从文学作品中由父系社会主导的第一性、第二性特征出发，指出将女性吸烟与性幻想联系起来，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这种联系忽视了女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剧了社会对女性吸烟者的偏见和歧视。刘镇毅认为可能是明清之际性工作者抽烟的形象导致了对女性吸烟行为的性幻想。高云昊从对女性吸烟场所的限制出发，谈到了摩登女郎的形象，吸食烟草对优生的影响，以及精英阶层话语体系的构建。金奕成联系中世纪少见女性在公共场所大量饮酒的现象，认为书籍影视中对女性的性幻想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女性吸烟者较为罕见，故追捧女性吸烟。

关于烟草史领域的研究，熊子昱认为应该强调差异性而非相似性，并介绍了人类学的理论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刘镇毅重点谈论了鸦片的例子，并提出要将视角下放，表达了对可运用的史料数量的担忧。桂玥最后引用《从行业史迈向整体史：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史中的烟草》进行总结：“中国当代烟草史是一个与当下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课题，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问题意识却面向未来。对个体而言，烟草制品已经是中国人生活中常态化的日常消费品；对国家而言，无论是其高额利税还是其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 都与国家利益存在密切关联。当然，烟草业现在又处于一个矛盾的处境中，一方面是庞大的国家烟草专卖体系，另一方面是明确的控烟目标，二者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和行动逻辑。烟草业未来的解决方案十分需要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学研究，既不成为烟草行业的代言人或辩护者，也不先入为主地站在控烟立场上全盘否定烟草业，如此才能从人民福祉和国家利益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找到阻力和冲突最小的前进方向。”

第一百五十八场伯苓班读书会

11月21日下午，由李果彤领读，伯苓班读书会第一百五十八场在院楼117室举行，研讨书目为《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口述历史》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因此，本组成员首先以人物为线索，探讨了数部利用个人史料展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李果彤列举了茅海建《苦命天子》和吴晗《朱元璋传》，指出这两部著作虽然把人物的个人经历作为全书的叙述重点，但其间时常穿插有对当时整体社会背景的分析、对其他相关人物的解读，实际上有以小见大的效果，从个体的视角出发，透视单个人物背后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李子轶列举了《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指出该书通过采访陕西农村妇女、了解她们的人生故事，关注到宏观背景下通常被忽略的弱势群体的声音，既展现了集体化过程中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独特经历，又能对研究宏观的国家政策起到补充与丰富的作用。杨雨欣则就《奶酪与蛆虫》一书展开讨论，作者金茨堡通过一个磨坊主的眼睛观察世界，揭开十六世纪欧洲历史变革下一个微小个体的复杂内心世界，从而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微观史研究。

随后，小组成员又结合书中内容，针对口述史料的价值与局限展开讨论。杨雨欣指出，口述史料作为一种个人性的史料，能够提供鲜活的历史细节和多元的历史视角。例如，对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采访可以使人了解到战场上具体的作战情况、士兵的心理状态等，而这些细节是传统的文献史料难以呈现的。杜美慧指出，口述史料作为一种个人叙述，难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在阅读《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过程中，有不少地方都能明显感受到启功个人的情感态度，例如对他人的褒贬、对自我的宣扬与夸耀等，甚至还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肖桐月补充道：口述史料另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采访结果往往是零散的、片段式的，导致后期难以利用。贺美金子指出，为了尽量减轻后期使用口述材料的困难，采访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了解受访人背景、撰写采访提纲等，采访时尽可能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进行提问，以免出现思路混乱、主线不清晰的状况。杨乐谦指出，口述史料是一种历史场景感很强的史料，因此需要一定的数量积累，需要对大量口述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并且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进行比对和交叉验证，以便勾勒出完整准确的历史画面。

之后，李子轶又就口述史料与日记的区别作了论述。她指出，日记更多地是对当下事件与心境的一种比较及时的记载，但口述史则往往是多年以后的追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个人境况的转变，这种追忆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来时代的烙印，因此很大程度上无法完全还原当时的感受。李果彤指出，口述史的叙述者通常回忆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但日记可能会关注到一些细小琐碎的方面。另外，日记的记录者大多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局限；口述史则没有这种困扰，采访人可以深入到农民、工人等社会底层群众中，让这些民众的声音被社会听到，这也是口述史的重要价值所在。

最后，成员们就本次会议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性讨论。李果彤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史料纷繁庞杂，倘若一味着眼于细枝末节，很容易产生毫无头绪的茫然感，难以抓住重点，导致迷失在浩瀚的史料堆里。但假如有更加宏观的框架作指导，阅读史料时就能有所侧重，不至于失去方向。李子轶补充，框架能够给论文写作起到整体性的指导作用，但也需要注意不能将框架模板化、套路化。杨乐谦指出，个体常常是宏观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因子，这个因子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但个体的这些选择实际上也是由时代背景影响乃至决定的。以启功为例，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衰落、民国的动荡、抗日战争的艰辛以及建国后的一系列事件，这些大的历史事件与他的个人际遇都是紧密相关的，其苦难与成就都与宏观的历史变迁存在着多维且紧密的联系。

第一百五十九场伯苓班读书会

11月28日下午，领读人陈雨夕和组员们在历史学院117会议室作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的读书会分享。陈雨夕先就《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基本内容向到会的同学们作了简要的概述。本书有两大主要脉络，一是行政区划，即地方的区域变迁、名称变化、幅员伸缩、划分标准、密度及背后的逻辑等；二是行政(外)组织，即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组织方式的变迁、分享权力的多寡等；此外，还就遥领虚封、军管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例外情况做了梳理。

针对本书的相关内容，大家先就郡县二级制到多级制的演变过程中，层级增减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关系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陈雨夕梳理了刺史由临时性监察官制到固定化地方大员以及汉末魏初地方官职加军号的演变过程，并指出这是国家在降低统治风险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间根据社会状况做出的平衡。王春翔认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层级也和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有关，同时指出魏晋至隋唐时期出于军政一体化的时代需求，地方官职往往附加品位因素，品位化使地方官职行政职能意义下降。蔡承哲和赵博轩则就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多少与行政效率的高低展开讨论：赵博轩认为多级制下文书传递、政令传达所需流程更多，层层监督的同时也会导致行政效率降低；蔡承哲则以清乾隆之后“道”的固定为例，指出增加行政层级也可能是王朝增强管理效能的自我调节，不一定只增加最高一层的行政区划，使得政策得以更好推行。简文韬指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的一大趋势就是监察区逐渐转变为最高一级行政区，是各王朝末年统治力弱化的必然趋势。

接着，小组成员围绕分封制与削藩展开话题，讨论西晋、明、清等政权坚持采用分封制的原因以及削藩是否必然引发叛乱。陈雨夕提出开国之初的中央政府在统治中面临的最大约束往往是政治约束，即地方上存在能够与中央政府分享部分统治权的势力或功勋集团，分封是出于对其的暂时安抚或制约；或一些边疆地区经济产出无法供养地方政府建立郡县制，交通阻塞也使得中央无法源源不断输送财富，因此财政约束也会促使分封制推行。王春翔从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中“藩镇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央)、镇守一方的美称”一句出发，指出藩镇是唐代中后期客观事实下产物，并非中央主动选择一个难以控制的政治实体；同时诸藩的节度使也需要得到中央的授衔作为象征，以统领一方、管理手下。同时王春翔以郭子仪为例，指出削藩是否成功、是否引发叛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藩王和统治者本人，具有一定偶然性。简文韬则对比了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与武帝之推恩令，指出削藩应以亲制疏、分步推行。

随后大家以唐代府兵制与明代卫所制的异同为切入口，探讨不同时代政治建构时的不同关注点与考量。陈雨夕指出府兵制来源自柱国制度，唐初其卫士遴选看重出身与家财，关陇子弟优先，武器装备如骡马、战刀、粮草都要自备，普通的自耕农根本无法支撑，不能被称为“兵农合一”；卫所制来源于元代万户制度，军士的来源有从征、归附、谪发等，且世代为军籍，较府兵制更加平民化。但二者的共同走向都是逐渐被募兵制取代。蔡承哲补充到卫所制军士的地位应当有一个演变过程，初期以从征为主到后期归附、谪发居多才会导致其地位下降。王春翔则指出唐代府兵制下的军士并非职业军人，虽然承担戍卫工作但本质上仍是临时性的；因此至中后期随着战争频发，被更加专业的募兵取代乃是必然。

最后，大家就文化对行政区划设置演变的影响展开总结性讨论，均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展开长期研究的话题，难点在于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地域社会。季建城提出具有民俗文化的边陲地区值得考虑；王春翔指出除典籍外，诗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切入口；赵博轩则指出必须考虑当地的交通状况与经济发展条件综合考量。陈雨夕最后总结，本书未涉及的地方行政机构内部的运作、地方与辖区的关系、地方官职的职能、地方的非正式行政组织等同样是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将其与书中内容综合考量，才能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规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伯苓班读书会第一百六十场

11月28日下午4点，伯苓班读书会第一百六十场在历史学院118室召开，由高云昊领读《中华帝国的衰落》。

作为引入，高云昊先向大家介绍了《中华帝国的衰落》的成书背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出现中国研究的新趋势“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魏斐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学术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理论不同的是，魏斐德更加强调，西方的冲击之所以能引发近代中国的各种变化，完全是因为中国自身的社会力量。

结合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贡献，高云昊提出本次读书会主要讨论的问题：为外国研究者去研究某一国别（地区）历史往往有什么倾向，有什么优势，又容易导向什么问题？熊子昱认为西方学者研究汉学有着自己的一套观点理论，值得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借鉴，但是由于文化壁垒，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可能流于表面。王语晴以19世纪的东方学研究为例，认为欧洲研究者对亚洲历史的研究可能会带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也会带来跨文化比较的优势，揭示研究对象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桂玥指出现代的部分汉学家本身不会中文，全部运用翻译过后的资料或者是二手史料来研究中国历史，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可靠。金奕成以日本学者秋田茂的《极简英帝国史：来自亚洲的思考》为例，阐述其从英美金融争霸的角度去探讨英帝国衰落，相较于英国本国学者的研究更加客观。但外国学者写他国历史都会夹杂着自己的意图，作者想要吸引美国读者导致《英帝国史》的内容有1/3在谈论美国。刘镇毅主要谈及外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他认为外国学者研究别国历史有优势，例如能自由讨论像日本天皇制这种本国学者讨论较为克制的话题。虽然外国学者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受到因强制力带来的限制相对较少，但他们的研究也不完全客观，最容易导向概念理解的问题。高云昊结合美国学者鲍威尔的著作《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该书作者的写作目在于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特征和影响，但最终完成了对清末新军的系统论述。有时候外国学者对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分析并不亚于本国学者，这种长时段的考察或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关于“什么是士绅的双重性，19世纪后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衍生后果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高云昊先是为大家介绍了西方汉学界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领导阶层研究所使用的三个词汇，分别是士大夫（literati）、士绅（gentry）与地方精英（local elite）。王语晴认为士绅是官府和民众间的桥梁，一方面代表官府利益，协助官府进行地方治理，另一方面代表民众利益，向官府来反映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而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对传统士绅阶层造成威胁。熊子昱认为科举制的废除导致地方士绅阶层逐渐瓦解，士绅对乡里社会的治理最后被共产党建立的现代化基层管理体制取代。刘镇毅认为士绅概念凸显了这一群体的非官方性，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地方士绅通过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崛起，最终导致“东南互保”的出现。

书中提到18世纪晚期，中国的鸦片使用量暴增。那么鸦片源源不断通过贸易输入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什么鸦片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但仍无法得到解决？刘镇毅认为鸦片短期影响国民身心，长期造成白银流失、铜钱购买力下降、农民负担增加，以至于传统农业经济解体。鸦片问题难以解决，原因包括本身的成瘾性以及世界市场的逐利机制。金奕成结合专业课上学到的知识，认为鸦片难以禁绝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大量的吸食者和贩运者的存在，二是当时销毁技术低端，残留物可重新提炼成鸦片。王语晴认为鸦片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政府官员收受鸦片贩运者的贿赂或是暗中参与鸦片的销售，再加上英国等西方列强通过外交手段阻挠，以至于清政府难以执行鸦片禁令。

最后，小组成员就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与相关近代历史人物展开讨论。小组成员一致认为清王朝的覆灭并非由瞬间自发的暴力行为所致，而是长期复杂的动因，辛亥革命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人物的形象会因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塑造及史料的完善成都而呈现出不同特点，且会随时代价值观念变化而改变。我们在评价近代历史人物时应结合史料就事论事，避免对争议性人物进行盖棺定论，应以事件为主，考察人物在特定事件中的定位。

伯苓班读书会第一百六十一场

12月5日下午两点半，第一百六十一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7室召开，本场读书会由杨乐谦领读《神秘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论稿》。

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神秘主义广泛存在于早期中国哲学中，神秘主义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政治活动。因此，本组成员首先探讨了如何理解神秘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古代中国的影响。贺美金子指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以“天命”作为其治理的正当性依据。天命观与易经中的“变易”思想紧密相连，认为天命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移。这样的观点使得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也充满了神秘和超自然的色彩。杨雨欣认为帝王常常通过解读祥瑞来强化自身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例如，龙、凤凰、麒麟等神兽的出现或某些天象被认为是天意的象征，证明某个王朝或帝王有着特殊的“天命”。这种解读不仅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威，也为民众提供了信仰上的支持。杜美慧认为“法律则天”思想在某些朝代如唐朝、宋朝的治国理政中都有所体现。它强调法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规范的体现，也受天命或天意的影响，具有神圣性，法律被认为是天命的体现，是对社会秩序的神圣维护。

接着“法律则天”的论述，小组成员进一步讨论了历史上是否有相关的法史证据支持神秘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制产生了影响。杨雨欣指出底层官吏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中，往往生活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中，这种神秘主义不仅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渗透到他们的行政实践中。例如，基层官吏汪辉祖前往城隍庙祈祷判案这一行为，正是神秘主义对法制的影响的一个典型体现。在古代中国，许多地方官员信仰神祇的庇护，认为通过祭拜和祈祷能获得神明的指引和保佑，这种信仰在他们的工作中往往起到重要作用。杜美慧指出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官吏执法会有造孽的顾虑，体现出法律执行中，神秘主义影响了司法实践。此外“刑忌”中秋后问斩的传统也体现了神秘主义的观念。杀生需要和四季相配合，秋冬肃杀符合死刑落实的氛围，此外宗教纪念日、节日期间也不执行死刑。肖桐月则举例苏区中，领导干部翘班拜佛的例子论述了神秘主义从基层向上渗透的过程。这展示了神秘主义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不仅仅是局限于基层，而是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向上层传递。李果彤认为，“中国社会从未进入法制”的观点带有西方视角的偏见，神秘主义影响并不意味着法制失效，反而展现了一个相对健全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神秘主义和法律并非对立或排斥的关系，而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增强法制的权威性和民众的接受度。

本书指出学术与礼法产生的冲突都以礼法的胜利告终，这些冲突所展现的全新政治文化内涵也没有进入主流文化中去。小组成员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切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反礼法思潮的失败反应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哪些特点。李果彤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是高度集权的，礼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礼法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更是维护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工具。例如，墨子提出的“薄葬”主张，旨在减少奢侈浪费，提倡简朴葬礼，但这一思想直接挑战了当时社会对传统礼节的重视。杨雨欣认为礼法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使得它成为了统治者维护权力的工具，任何挑战礼法的思想都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贺美金子认为程颢、程颐提倡“格物致知”，试图通过理性知识来理解自然和人性，而不完全依赖传统的礼法来规范行为。但即使是理学中关于“礼”的改革，依旧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反映了古代学术的思维惯性。

本书在结尾指出，神秘主义影响使得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西方哲学所谓的“理性”，也没有建立起西方的法治社会。小组成员针对的中心问题在于“从学理角度上看，心智上的内修一定是落后于形而上的知识吗?”杨乐谦进行总结认为对“理性”的单一强调是一种辉格主义与欧洲中心的历史表达。杜美慧认为心智上的内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从学理角度来看，内修并不一定落后于形而上的知识。历史上许多文化和哲学传统，往往将心智的内修与形而上知识相结合。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就强调“认识你自己”，通过心灵的自省达到更深的哲学理解。而在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同样是内修与外部知识相辅相成的过程。因此，内修与形而上的知识并非简单的时间先后关系，而是存在互动与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