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冲，曲折绵延，华夏田园间的砍柴劳作将光阴一寸寸磨平。在晨曦未至时，车声早已响起，隔夜的粮食难以支撑。民谚流传开来：“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这句解放前的韶山民谣，生动地勾画出这个地方的艰辛与沉重。
韶山冲，位于长沙约90公里外，虽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却因历史的缘由而声名远扬。1893年，毛泽东在这个小村庄里诞生，开启了一段非凡的历史旅程。
毛泽东是家中第三个孩子，母亲文七妹于26岁时将他生下，而父亲毛顺生则为23岁。文七妹在毛泽东出生之前，已经历了两次难产，连生两个子女均夭折。为了祈求这第三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文七妹决意回到湘乡的娘家，为毛泽东在当地的观音庙里认了一块石头作为干娘，并为他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于1870年出生，他是旧中国的普通农民，身上浓缩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勤俭与耐劳精神，这些品质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36年秋，毛泽东曾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提到：“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做过很多年的兵。后来靠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情，勤勤恳恳，积累了一些财富，最终购得几亩田，每年可收获六十担谷。”
毛顺生的努力并未止于此。他通过辛苦工作积累的一些资金，又买下了七亩土地，逐渐让家庭走上了“富农”的道路。为了增加收入，他还雇佣了一名长工，并鼓励家人一起参与农活。实际上，毛泽东从六岁便开始跟随父亲干农活。
年轻时，毛顺生家中只有六七亩贫瘠的田地，尽管他起早贪黑，但全家仍处于贫困之中。为改善家庭状况，他选择加入湘军，虽然他在军中并未获得显赫的职位，但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退役后，他用几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饷银，开始了新的生活。
利用这些积蓄，毛顺生购买了土地，将收获的稻谷磨成米，运到集市上销售，再将赚来的钱用于购地。毛泽东始终铭记父亲常常提起的一句话：“土地才是农民生存的根本。”这句话深深植入毛泽东的心田，直到他成为国家主席后，依然将另一句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踏实地，喜气洋洋”视为自我鞭策。
在毛顺生那质朴的观念中，农民的命运是靠双手劳动才得以改变的。他渴望儿子接受教育，虽然从未想过这一切能让毛泽东受到封侯拜相。在把毛泽东送到私塾学习时，他如是对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说过：“种田人不在乎什么功名利禄，能算几笔账，写几句话就够了！”他从未对儿子寄予厚望，只希望毛泽东能掌握一些实用的技能，尤其是对于算数极为关心。
为了帮助毛泽东精通算术，毛顺生特意在儿子放学后，利用晚上的时间教授他打算盘。在那段日子里，毛家横屋里晚上总会传出“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毛顺生的心中既有对儿子的期望，也对此时间的珍惜。
毛顺生有个绝技，能够双手迅速地打算盘，他希望儿子同样能够掌握这门技能。毛泽东在学会单手打算盘不久后，尝试按照父亲的指教用双手打算盘，然而，左手总是难以配合，无法掌握技巧。毛泽东有些沮丧地向父亲坦白：“爹，用两只手打，我不习惯呀！”
毛顺生听后，面色严肃，并不打算接受儿子的解释：“不习惯也得打习惯，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三伢子，你要好好学点理财本事，否则我一闭眼，你让谁来管理这份田产呀！”这样的话语蕴含着父亲的深切期盼，也是一种对家业未来的紧迫感。
在毛泽东9岁到13岁的这段岁月里，他在私塾中学习了整整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毛顺生开始注意到毛泽东似乎已能够独立承担记账的责任，这让他觉得不再有继续为教育投入的必要，心里想着不如让毛泽东停学，让他白天从事成年人的工作，晚上则继续记账。
对于这一提议，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曾对外国记者斯诺提到：“我父亲无疑是个严格的管理者，他绝对不允许我闲着。如果没有账本需要处理，他就让我去干农活。”
与此同时，毛菊生，毛顺生的表弟，家庭状况并不宽裕，毛泽东的母亲对此颇感同情，时常给予这位穷亲戚一些帮助。毛菊生的家有几亩水田，与毛顺生家的水田相邻，毛顺生心里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能够以便宜的价格买下这块田地，令自己的土地连成一片。然而，毛菊生对此却始终不同意。
不久后，毛菊生因一场重病急需用钱，于是毛顺生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毛菊生的水田。
这一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顺生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三伢子，你趁什么嘴！我用钱买田，他愿意卖给我，这有什么不对的？”
这起争执使得父子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愤怒之下，毛泽东骂了父亲几句，然后愤然离家。
毛顺生则紧随其后，要求儿子必须向他跪下认错。毛泽东跑到池塘边，对父亲说：“如果你再靠近一步，我就跳下去。如果你愿意答应我不打我，我可以单膝跪下，向你磕头。”
对于父亲利用这种手段来“趁火打劫”，毛泽东虽无力反抗，但在心底却深深铭记了这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意派人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请到北京，并向他表达歉意：“在旧社会，所有制让兄弟之间也失去了情义。当年我父亲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你家的几亩水田，完全不顾及兄弟情谊，只顾自己发财。这让我后知后觉，意识到只有彻底改变这个社会，才能根本解决类似问题，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找到解放贫困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原本只是想让毛泽东识得几个字，学会一些简单的算账，可没想到儿子却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田地里、在家中，毛泽东都沉浸在书本中，心中恼怒地认为，儿子怎么能因为读书而耽误了农活，这让父子之间频频发生争吵。
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回忆起目睹的一次父子争吵：那天早上，毛顺生让毛泽东去挑猪粪，而自己则上山砍柴。没想到中午回来，正好看到毛泽东坐在家中看书，愤怒之下大声斥责，指责儿子被书本迷惑，完全不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
然而，毛泽东显得毫无退让的意思，他回应父亲：“我可以做活，但我同样需要看书。只要我完成田里的工作，您就不必管我看书的事情！”
毛顺生愈加火大，质问道：“三伢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在这里看书？”
毛泽东神情自若地回答：“我已经挑了十五担猪粪。如果你不信，可以亲自去田里数数！”
毛顺生不屑一顾，跑到田边一看，果然发现那里堆着十五担猪粪，立刻噤声。从那天起，父子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毛泽东完成规定的农活，毛顺生便不会再干涉他阅读的事情。
毛顺生对毛泽东并没有过于高的期待，他就希望儿子能接手家里的事，让全家能够过上好日子。然而，他对此毫不知情的是，毛泽东心中早已向往着更为广阔和精彩的世界，他志在走出韶山，追寻更高的理想与目标。
在毛顺生的严父形象之下，似乎有着一颗温暖的心，他对儿子的严格管教并不意味着缺乏关爱。事实上，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毛顺生也展现出浓厚的父爱。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年仅8岁的毛泽东正在家中玩耍，忽然听到父亲高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以及弟弟毛泽民的名字，“三伢子，四伢子！”毛顺生正驱赶着两头猪从外地归来，还未到家门就开始找他的儿子们。
听到父亲的呼唤，毛泽东和毛泽民立刻从屋内如风般奔出，急切地朝父亲跑去。毛顺生见此，连忙提醒他们：“三伢子、四伢子，慢些来，别摔倒了！”一番关心令两名孩子心中温暖。
毛泽东与毛泽民跑至父亲跟前，毛顺生轻轻抚摸着他们的头，打开了身上系着的蓝布包袱，笑着询问道：“三伢子，四伢子，你们猜爹给你们带了什么回来？”毛泽东满怀期待地翻开包袱，看到里面装着的笔墨纸张以及一本《三字经》，激动得连连摇头，欢呼道：“噢……我要读书了！我要读书了！”
毛顺生一边眯起眼睛笑，一边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别抢，别抢！小心把书弄坏了，你知道这些书花了好几个铜板吗？”此时，毛泽民一旁也忍不住嘟起小嘴表示不满：“我也要读书，我也要读书！”毛顺生忍俊不禁，回答道：“四伢子，你还小，再过两年我再给你买书！看，爹给你带了糖！”这一温馨场景深刻展现了父子间的亲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竟然搅动了他们的关系，也为毛泽东争取到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机会。这一次胜利，象征着毛泽东从传统封建家族中获得了自由。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韶山毛氏家族正在修订的族谱，为了确保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族长毛鸿宾要求每户出一担谷子。尽管一些族人家境贫困，但为了可以修成族谱，大家仍旧省吃俭用，努力凑齐了谷子交给毛鸿宾。
可是，族谱完成后，大家交上来的谷子并没有全部用完，剩下了不少。常理而言，毛鸿宾应将这些谷子返还给族人，但他却不愿意，将其与修谱的部分族人私分。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部分族人的强烈不满。
其中一位名叫毛承文的族人，因看到毛鸿宾不愿退还剩余谷子，并且家里快要断粮了，于是便率领几个人强行打开祠堂的谷仓，将谷子搬走。当毛鸿宾得知这一消息，觉得自己的面子被打得粉碎，便带着人将毛承文抓住，准备按照族规对其进行惩罚。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毛泽东得知了事情经过，他义无反顾地闯进祠堂，展开辩论，凭借着自己的理智和对族人支持的号召力，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族人，迫使毛鸿宾放了毛承文。
这一事件之后，毛鸿宾将满腔的仇恨转移到年少的毛泽东身上，誓言要让这个大胆的少年付出代价。
出于对儿子安全的考量，毛顺生决定联系湘潭的一家米店，打算让毛泽东到那里的店里当学徒。然而，毛泽东却坚定地表达不愿，表示希望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一决策再度令毛顺生感到棘手。
鉴于阅读和上学所需的费用，毛顺生开始坚决反对此事。为此，毛泽东不惜请来舅舅文玉瑞和老师毛麓钟等人作说客，与此同时，他也说服了母亲文七妹，宣称：“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我的赚钱能力。”最终，经过一番艰难的说服，毛顺生忍痛点头，尽管心中仍旧不情愿。
1910年春天，毛泽东告别了父母，前往湘乡东山学校踏上求学之路。
临行之前，毛泽东的妹妹文七妹眼角含泪，一再叮嘱他：“三伢子，带好装好的辣椒了吗？在外面可别吃冷食、喝凉水，要时刻加衣服，别给冻着了！”毛顺生则握着儿子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外要记得吃饱饭！如果钱不够了，一定告诉我，我会及时寄来。”
毛泽东向父母恭敬地鞠了一躬，坚定地说：“爹、娘，不用送了，我走了！”说完，他果断转身，大步向前走去。
这时，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正帮他挑行李，忽然拉住了他的衣服，低声说道：“哥，你看，爹在哭呢！”
毛泽东缓缓回过头，果然看到父亲的脸上流下了泪水。情感的波动让毛泽东再也忍不住，急忙跑回去，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礼毕后，毛泽东重新站起身，大步朝湘乡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高声吟诵自己创作的《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心中十分挂念着母亲的身体情况。母亲的健康日渐恶化，毛泽东时常忍不住想要抽空回家探望。即便无法亲自回去，他也会通过写信的方式，向父母传递关心和慰问。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肖之升的信中写道：“病重的母亲在家中，期盼着我能回去探望，作为游子的我，怎能不感到心中无比的忧伤……时光在流逝，日常的日子显得漫长，如今却眨眼而过，面对这种惨淡的景象，真是心痛如刀割。”
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身在他处，但心中已然飞回了母亲的身边。不久之后，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回到韶山，与父母共度了半个多月的宝贵时光。
到了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她被毛泽东的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接回娘家进行照顾。
此时的毛泽东忙于筹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务，根本无法回家看望母亲。得知母亲被舅舅接回外婆家的消息后，他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家母在府上住了很久，并承蒙照顾她的病情，十分感谢。”
信中他还附上了一副药方，恳请舅舅按照医嘱为母亲“进行诊治，或许能够见效。如果母亲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等秋收之后，我会让润连陪同您来省。”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韶山去世，享年53岁。毛泽东此时并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当他赶到家时，母亲早已入棺。
在晚年，毛泽东曾向照顾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提起过这段往事：“我母亲临终前，我对她说，我不想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想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我决定暂时离开她。母亲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她理解了我的想法，所以直到如今，我心中母亲的形象依然是健康、美好的，像她在世时一样。”
在母亲的灵堂前，毛泽东在微弱的油灯下，饱含无限深情地写下了那尊崇的《祭母文》，并为母亲创作了两副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这深情的文字歌颂了母亲一生的节俭持家、对子女的深厚爱护以及和睦邻里的美德。
在母亲的丧事结束后，毛泽东出于想要回报恩情的愿望，将父亲接到了长沙，以尽一尽对父亲的孝道。
尽管在他们的过往中曾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这份亲情在时间的洗礼中，如同被风吹散的云朵，瞬间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暖意。
毛顺生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孩子如今能够在省城扎下根来，心中充满了欣慰。他对当年毛泽东渴望外出求学的心情，多了一分理解，而这些年他内心的坚持也开始逐渐动摇，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绝对的。
在前往长沙之前，毛顺生还特意带上了家族中最具见识的堂兄，前清国子监监生毛福生，同他们一同前往。
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毛顺生的心底也藏着一种“家中有子如有龙”的自豪感，他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毛家出了一个杰出的儿子。
1919年农历九月廿一，这一天是毛顺生的五十岁生日，毛泽东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寿宴，并邀请了几位亲密的朋友一同为父亲祝寿。
在寿宴结束后，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陪着父亲及伯父前往长沙的一家照相馆，留下了他们一家人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照片中，毛顺生坐得端正，身形挺拔，面容中满是得意，丝毫没有第一次拍照时的拘束。而站在最右侧的毛泽东则身穿长袍，左手臂上挂着一条黑纱，默默传递着对刚刚去世母亲的深切怀念。
四个月后，这位一生节俭的农民因急性伤寒不治去世。他最大的遗憾便是自己期望已久的长子因革命事业四处奔波，未能在自己临终之际陪伴在床，唯有小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毛顺生去世时，毛泽东正带领湖南的代表团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无法及时赶回家中奔丧。
意识到兄长的深情，毛泽民请教了毛泽东的老师毛麓钟，代替毛泽东写下了一副挽联：“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悬挂在灵前。
1921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那晚，他与泽民、泽覃以及弟弟们围坐在火堆旁，感慨不已，叹息道：“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身边，麻烦你们多操心，我未能尽到孝道。”
自投身革命以来，毛泽东很少有机会回到韶山。他唯一一次为双亲扫墓，是在1959年6月25日的那个清晨。
那天一早，他走到父母的合葬墓前，折下一束松枝轻轻地放在坟上，口中低语：“父亲，母亲，我来看望您们了！”
扫墓结束后，毛泽东对同行的罗瑞卿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信奉唯物主义，不相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是党、同志与朋友。下次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还要来看望您们两位！”
在这次回乡中，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创作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人物峥嵘变昔年。”
“诗以言志”，在写这首诗时，毛泽东特别将首句“哭逝川”中的“哭”字改为“咒”，将自己离开故乡后对故乡和双亲的感情都深深融入其中。这种变化显现出他对岁月匆匆流逝的控诉，表明未能多陪伴父母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