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在汉口的游艺场上，一位名为化广奇的魔术师凭借他那精湛的技艺，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化广奇的真实身份十分神秘，他并不是一位职业魔术师。相反，化广奇喜欢在街头自娱自乐，进行即兴表演，毫无报酬之念，也不愿接受任何打赏。每天表演之后，他都会前往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休息，到了夜里则常常出没于各种歌舞场所，花钱如流水，活脱脱一个在繁华中招摇过市的花花公子。这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免引发了众多闲人的疑惑与揣测。他究竟是何方人士？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谁也无从得知。直到4月下旬某日中午，一队特务突然闯入德明饭店的客房。他们将尚未反应过来的租客重重按住在地，手中的手枪直接抵住其额头，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租客愣住了一下，随后故作镇定道：“我叫化广奇。” 就在这时，特务们身后走出一位身穿便衣的男子，他的名字是王竹樵。王竹樵曾是一名地下党员，但后来堕落，成为一名臭名昭著的叛徒。他走到租客面前，低声说道：“顾科长，久违了。” 顾顺章被捕了。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传奇人物，曾负责“铲奸除恶”的特科红队队长，如今被押往武汉的绥靖公署行营。然而，顾顺章并没有遭到严酷的拷打，也未受到威逼与利诱，甚至连特务们都不敢相信他会如此轻易地就松口。顾顺章的背叛，意味着他将武汉地下党20多个秘密联络站的情况毫无保留地交代了出来。顾顺章的背叛其实早有端倪。
首先是他的个性：顾顺章出身于青帮，性格中带有很浓的江湖气息，自视甚高，从不心服口服，他屡屡忽视同伴的劝阻，以“化广奇”的身份频繁出入各大娱乐场所。显然，对于特工而言，抛头露面是绝对的禁忌，但顾顺章对此全然不顾。其次是他的经历：顾顺章身手非凡，特科的大多数精英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率领红队铲除敌特更是功劳赫赫。然而，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他逐渐不再满足于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反而开始追寻享乐，导致了生活的堕落和意志的消沉。
作为长年搭档，陈赓常常恨铁不成钢地感慨道：“只要我们不死，总有一天会看到顾顺章背叛的那一幕。”尽管当时陈赓的话语可能只是怒气发泄，但最终却是言中之意。即便在被捕后，顾顺章仍然没有改变他那骄横的态度。面对前来审讯自己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以及中统特派员蔡孟坚，他不仅毫无惧色，甚至放声嚷嚷着要前往南京，亲自见蒋介石。若换成其他人，恐怕早就遭遇特务的重刑伺候。
但对于顾顺章，何成俊等人却不敢轻易对他下手。大家都明白，顾顺章手中掌握着大批上海地下党成员和特科的人员名单，这些情报足以对对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然，顾顺章心中也有顾虑，他不断警告何成俊：“在抵达南京之前，绝不可向外界泄露有关我的任何信息。” 然而，顾顺章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何成俊和蔡孟则急于邀功请赏，对一个阶下囚的警告根本不在意。没过多久，他们就将六封“喜报”电文迅速发往南京中山东路5号，那里是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办公室。巧合的是，当这些电报送达之时，正值一个星期六，放假的徐恩曾并不在办公室，首个接收到这些电报的，竟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何许人也？他是特科的传奇人物，被誉为潜伏于敌人心脏部门的“一号特工”。与李克农、胡底并肩而立，被称为“龙潭三杰”。三人不仅是生死之交，还是同一个情报小组的成员，各自潜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李克农担任电务股的股长，掌控无线电报务；钱壮飞则潜伏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而胡底则在外部，渗透于华北的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
可以说，这个小组所传递的情报，几乎都是涉及全局的最高机密。当钱壮飞看到几封标注着“加急”和“徐恩曾亲启”的电报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危机正在逼近，便借机加速将其破译。这六封电报，每封的内容都令人震惊：
一、电报称：“黎明已被捕，并已自首，即将押解南京。” 二、电报提到：“黎明有消灭敌人核心组织的重要计划，欲赴宁向蒋总司令呈报。” 三、电报向何长官请示：“请陈部长（陈立夫）迅速向蒋总司令请求调派一艘军舰前往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四、汉口启动紧急措施，“因事关十万火急，已经征调招商局一艘客货轮，立刻押送黎明去南京。” 五、电报通知，“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均座汇报。” 六、电报警告：“必须确保均座以外的人不得知晓，否则将导致上海地下党一网打尽的计划落空。” 握着翻译电报，平日冷静的钱壮飞此时也开始冒出冷汗。他明白“黎明”正是顾顺章的代号。如果电文所述属实，意味着在短短一两天内，顾顺章就将抵达南京，上海的整个情报组织将面临灭顶之灾。没有时间犹豫，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钱壮飞展现出王牌特工的果敢，立即做出两个重要决定：
第一，他安排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前往上海，将电文内容亲自传达给李克农。
第二，冒着身份暴露的风险，他决定暂时压下这六封电文，尽量避免徐恩曾提前获知顾顺章即将前来的消息，争取多拖延一天，哪怕是仅仅几个小时，也能为许多人争取到生存的机会。
就这样，戏剧性的场景上演。当顾顺章满怀美梦、何成俊与蔡孟坚幻想升官发财时，而徐恩曾则利用假期与外室密会，数十个小时的时间内，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行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刘杞夫在第二天清晨抵达上海，带着“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紧急口信给李克农。“天亮”隐喻着黎明，即顾顺章，“已走”指的是他的叛变，而“母病危，速转院”则是在催促上海地下党核心组织尽快进行转移。
仅是短短的十个字，几乎令李克农感到昏眩，喃喃道：“大事不妙！” 李克农非常了解自己的老上级顾顺章，深知他心狠手辣，特科一大半的情报员都在他掌握之中。若顾顺章铁了心要出手，那么所有人都将处于风险之中。此时，时间不等人，李克农已经顾不得伪装、暗号和接头繁杂的程序，立即找到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让他迅速向上海地下党各个部门发出“警报”：
第一，立即将所有秘密机关撤离原址，所有顾顺章知道的秘密交通站与联络点必须立刻迁移。
第二，确保顾顺章所知的干部和情报员全部撤离，无法撤离的立即更换居住地点，进行隐蔽。
第三，迅速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式。与此同时，仍身处武汉的顾顺章听闻电报已发往南京后，轻轻一笑，颇有无奈地说道：“抓不住周了。” 尽管在此次顾顺章事件中，钱壮飞、李克农与陈赓环环相扣、争分夺秒地紧密协作，最终仅仅是减小了一部分损失。顾顺章所掌握的情报过于复杂，再加上他自有特工的身份，手眼通天。抵达南京后，顾顺章立刻指认出即将被营救出狱的恽代英，并亲自带人抓捕蔡和森。未能全面撤离的上海地下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中，许多潜伏的英雄默默地陨落，留给世人的，是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和无声的哀悼。
由于身份已被识破，钱壮飞只能选择混乱中离开南京，前往苏区。尽管他心中牵挂着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仍在家中，但当天敌的追踪如影随形，整个家庭一同逃离无疑是巨大的风险，几乎不可能躲过特务的监视。因此，钱壮飞只能心如刀割，忍痛将孩子们留在身边。作为一名父亲，他能做的就是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留下这样一封信：“可均（徐恩曾）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能面辞，尚祈海涵。关于政见之争，恳请未能牵连子女。若然，先生的恶行若一旦被公之于众，悔之已晚！” 钱壮飞的言辞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徐恩曾的警告。他希望对方明白，立场的不同不应影响无辜的家庭成员，否则，他将无所顾忌地揭露徐的负面历史。徐恩曾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事后首先将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及儿子一并拘捕，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找借口将他们释放，走了一遍程序，厘清了责任，也为自己将要面临的暴露铺平了道路。然而，命运的无常使得情况无法挽回。
1935年3月底，年仅39岁的钱壮飞随红军主力参与长征，不幸于贵州息烽壮烈牺牲，此后再无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大多数潜伏人员为了使自己的身份看起来更加真实，往往不惜冒着风险将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然而，这也意味着一旦行动失利，一家人的命运将岌岌可危。像钱壮飞一样，李克农也在为家庭承担着极大的风险。1929年12月，李克农在组织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为了获得局长徐恩曾的信任，他全力以赴，手段尽显。在这其中，他甚至写信让妻子赵瑛带着两个孩子赶往上海，希冀一家人能够团聚，居然和徐恩曾成了邻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这既是最危险的选择，也是最安全的安排。赵瑛出身于芜湖的富商家庭，她是赵筱舫的独生女，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芜湖第一批考入女子师范的学生，思想进步，眼界开阔。
在与李克农结婚后，她本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另一条路。李克农少年时期便参与革命工作，刚结婚的赵瑛毫不犹豫地出售了所有的陪嫁品，将所得全部用来支持丈夫的事业。当时，她的家中常常聚集着来开会的同志，赵瑛总是尽量走到屋外，为他们放风，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她作为多个孩子之母的身份之下进行。
在怀小儿子李伦的时候，赵瑛甚至冒着风雨，租了一只小船横渡长江，登陆后又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奔跑八里，为的是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将紧急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毫无疑问，赵瑛只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她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自己的丈夫而努力，更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在抵达上海后，作为局外人的赵瑛并不清楚李克农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内容，这些信息均为绝密。身为妻子的她，不仅需要照顾几个孩子，还要在外界展现出一位富有太太的风范，努力维护与大官们的姨太太们的关系，以掩护李克农的秘密行动。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赵瑛承受的压力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李克农。她并非特工，未接受任何专业训练，任何行为和举动都需极为谨慎。
作为母亲，她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平安无事；而作为李克农的妻子，她则不得不陪伴丈夫身处险境，甚至不惜将自己和孩子置于“人质”的境地。李克农的小儿子李伦曾回忆道：“母亲曾告诉我，我们在上海的家中，随时都有炸弹可能落下，没有一天是轻松的。” 然而，1931年4月，赵瑛最为担忧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传递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李克农四处奔波，几经周折与陈赓、胡底等人取得了联系。由于情况紧迫，他甚至没有时间亲自告知家人，只能派遣交通员前往家中，告知赵瑛：敌人即将展开搜捕，建议她带着孩子们暂时躲避。当交通员抵达李克农家门口时，敌人已经逼近弄堂，几乎只是差了几分钟。
得知这一消息的赵瑛来不及收拾任何行李，匆忙拉着两个儿子从后门逃了出去。处于动荡不安的上海滩，赵瑛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身无分文，几乎无处可依。白天，她只能藏身在人流密集的菜市场，而夜晚则勉强在某个摊位下面靠着睡觉。
作为一名母亲，她带着9岁和4岁的小儿子四处躲藏，日常生活中一天三口人只吃一块烧饼，甚至不得不去捡拾他人丢下的剩饭剩菜。李克农的通缉令赫然张贴在最显眼处，赵瑛对丈夫的生死毫不知情，也不敢贸然离开上海，心中明白自己身为李克农妻子的身份是如此显眼。
一个月后，在这场流亡的生活中，赵瑛已无法再坚持下去。她能忍受饥饿，但她的孩子们年幼，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无奈之下，她决定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带着孩子来到她仅有的一个联络点，试图借此机会联系李克农。然而，经历了风波后，这个地方早已人去楼空。失去唯一希望的赵瑛刚想离开，眼尖的大儿子李治却兴奋地叫出了声：“宫伯伯！” 李治口中的宫伯伯，名叫宫乔岩，他不仅是一名资深的地下党员，还是李克农十多年的好友，与赵瑛一家关系亲密。由于顾顺章并非他上下线的关系，宫乔岩是为数不多的尚未撤离的地下党员之一，恰好这天他返回原先的联络点执行任务，意外碰见了赵瑛一行。看到这母子三人形如乞丐，宫乔岩感到心如刀绞，眼中热泪盈眶。他轻抚着李伦的头，对赵瑛说：“这孩子才4岁，跟着我们经历了如此艰难。” 在宫乔岩的帮助下，赵瑛和孩子们立即被安置在一处民宅暂住。不久之后，他们也在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芜湖老家。很快，喜讯传回给李克农，那时他正在转移前往江西苏区的路上。
夫妻二人在得知彼此平安的消息后，忍不住痛哭流涕。这既是对亲人的愧疚，也是经历劫后余生的快乐。李克农向赵瑛承诺，一旦有机会便会尽快回到她身边。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别竟然长达六年之久。1937年4月，李克农在完成了前往南京的任务后，破天荒的请了一个假期。他特意绕道回到了家乡，终于见到了心爱的赵瑛以及孩子们，并将他们带回了他的八路军办事处。从那以后，无论李克农在何处工作，无论是武汉、重庆还是桂林，赵瑛都和他始终如影随形。
为此，一些和他关系不错的战友们常常拿这件事开玩笑：“特工之王为何这么宠爱妻子呢？”
不过，大家心里明白，这对历经生死考验的夫妻，实际上早已建立了深厚的誓言，如果有朝一日他们需要为任务付出生命，那么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选择同生共死。新中国成立后，理论上他们应该开始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李克农的任务却愈发繁重。
他独自一手掌控着机要情报部门，每天都在高压环境中奋斗。抗美援朝期间，他还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前线，整整两年的停战谈判几乎将他压垮，导致他的一只眼睛接近失明。在许多时候，赵瑛都承担着秘书的角色，帮助李克农阅读那些已然难以看清的文件，并进行修改。自从结婚以来，李克农的事业也就成为了赵瑛的事业：她陪伴他革命，支持他潜伏，协助他工作。这种互相扶持、患难与共的情感，实在是模范爱情的写照。然而，到了1960年，辛劳一生的赵瑛却突遭重病，确诊为癌症。她坚决不愿意用药，甚至对医生说道：“我已经无法根治，请不要浪费药物，可以留给其他需要的同志。” 医生虽反复劝说，但依然无法动摇她的意愿，连孩子们也无能为力，最后只得请李克农出面劝说。李克农默默摇头，缓缓说道：“尽管你们母亲在外表上看似柔弱，但她内心的坚强是无人能比的，她的决定理应得到尊重。” 当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也日渐恶化，然而每次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他总会不辞辛苦地赶往医院，安安静静地陪伴在赵瑛的身边。六个月后，赵瑛终于去世。李克农在强烈的悲痛中，深情地称赞这位伴随了他四十四年的妻子为“母仪典范”。他翻找出一张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后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段悼念的话：“此相片摄于1940年，地点在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办公室。不幸的是，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医院，从此离我们永别。” 自从赵瑛离世后，李克农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不顾自身的健康，变得更加努力工作，几乎不肯休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默默坐在赵瑛曾使用的床前，向着她的方向深深鞠躬后才上床。为了缓解父亲的悲痛，儿女们决定换掉母亲的一些遗物和常用家具。没想到，这一举动让李克农感到异常愤怒。他以严厉的语气命令女儿们必须将一切恢复原状，似乎是希望能够抓住那段已逝去的时光。
李克农与赵瑛的爱情之路并不以浪漫色彩为主，然而却充满了坚韧与奋斗。从他们18岁相识之初，到携手走过晚年，他们的生活一直与战场紧密相连，面对敌人时从不退缩，时刻把生死置于一旁。
然而，赵瑛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她的丈夫是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的英雄。李克农同样感到满心欢喜，他的妻子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坚定地扛起了一片天。两人共同追求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深厚的爱情，这样的感情显得尤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