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承担了新建首都机场航站楼的内部壁画及装饰画任务，其中需要一幅西双版纳题材的画。
上级找到在工艺美术学院当讲师的丁绍光、袁运生，让他们各画一张，二者选一。
丁绍光虽然是袁运生的前辈，但他对袁运生的才华十分认可，他私下找到袁说：“西双版纳的画只能有一张。”他借故不画，实际上是把这个成名的机会让给了袁运生。
袁运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构思，决定以泼水节为题材创作一幅壁画。
这幅壁画的主题，是反映和表现傣族人民对自由、幸福和未来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年轻时的袁运生
这本来没有毛病，但后来袁运生却出了幺蛾子，因为他在壁画上大胆地增加了三个沐浴的女人体。
这幅画作的尺寸达到了惊人的27米×3.4米，三个年轻女子的身体比例和真人相差无几，乍一看非常惹眼。
在落笔的时候，袁运生确实已经考虑到了这么画肯定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议，甚至还会累及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袁运生还是这么干了，而且他是用一下午的时间把三个人体都画了上去，就是不想牵扯连累别人。
结果等其他人发现的时候，袁运生已经把想干的事给干了，而且在上级审查的时候，他本来在三个少女的胸部画了条黑线，让画作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给少女穿了裙子，结果等审查结束又悄悄把黑线给擦掉，成了本来的样子。
《泼水节》画稿局部
这下可闯了祸，内部有人批评说，这种画作绝对不能面向社会，简直是伤风败俗，还有的同志表示，最起码“要让女人穿上短裤”。
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依然比较保守，大家担心的还有：毕竟首都机场不仅要面对国内的乘客，每天还要接待大量的国际客人，让这样的画作堂而皇之地面对内外来客，是不是有点太了。
那段时间里机场的主管部门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为此专门找到袁运生，希望他对画作进行一些修改，但袁运生却倔强地拒绝了。
熟悉世界艺术史的袁运生还举了当年米开朗基罗为罗马教会绘制《末日审判》，把人物全部画成裸体，后来教会强迫米开朗基罗改画遭到拒绝的事，此事几百年来在世界上都传为笑谈，让王任重一时语塞。
王任重是1933年入党的老革命，建国以后长期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是名副其实的大领导，袁运生连这么大领导的面子都不给，也算是头铁到一定程度了。
米开朗基罗《末日审判》
1979年9月26日，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及配套工程落成完工，但为了袁运生这事，壁画迟迟不能揭幕，最后还闹到了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主持机场建设工作的李瑞环同志那里。
李瑞环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且实际上他觉得袁运生这样的大胆尝试也没什么不好，所以他的不表态实际上是把袁运生给保了下来。
因为就在大半年前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既然是改革开放，就意味着人的思想也得进行改革，如果为了区区人体画作的事情就搞得满城风雨，未免显得思想变革速度太慢，赶不上社会改革的速度。
10月的一天，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同志到首都机场参观，小平同志发表讲话说：“现代化的设备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来管理”，随后又参观了航站楼内部。
眼看大家走到了被盖起来的《泼水节》画作之前，李瑞环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泼水节》的内容有争议，请小平同志定夺。”
李瑞环同志
邓小平同志很开明，看了以后说：“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以。”李先念也发言力挺称：“现在有些人就是少见多怪。”
邓小平还风趣地说：“这样的壁画要多印，印出来卖给外国人。”此言一出，无疑从李瑞环到袁运生等人都下吃了定心丸，当时的报纸争相报道，而且连画一起刊登出来。
这样，《泼水节》壁画就开始冲破压力正式面向公众了。
事实证明，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这一步棋堪称事情很小，但意义很大，向全世界再次明确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魄力。
对此事海外新闻媒体当时曾这样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70年代末刚落成的首都机场
日本评论家桑原住雄参观机场壁画后专门写了评论文章，他说：“这使我感到，比我在日本所想象的还要强烈得多的一股活力的旋转。”
著名爱国港商，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则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事实证明，李瑞环对改革开放的敏感性是非常到位的，如果不是他当时灵活处理，用迂回的手段保住了这幅画作，恐怕国家的损失就不是一面墙了。
此处还有一段插曲：为了表达对李瑞环工作的敬业精神和开放思想的敬佩，机场航站楼工程全部竣工后，绘画小组决定将吴冠中先生十分得意的《北国风光》画稿以集体的名义赠给李瑞环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