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书记简史(1952-2024)
时事
社会
2024-10-26 09:30
安徽
和“校长史”一样,梳理法大的书记史,也存在着若干困难。年代的间隔和代际的隔膜,使得我们无法非常具象地走近一些人,看清一些人和评价一些人。他那时还不叫党委书记,而是“党组书记”,而且还是“临时”书记,任期也只有短短的5个月。那时,学校初创,连校名都还只是“北京政法学院”,因此今天的我们除了知道这位书记的大名,以及他曾经和首任校长钱端升先生共同掌舵“北政”外,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这种“一无所知”的尴尬,在他的两位继任者那里也同样存在。戴书记之后的第二任书记,叫武振声,同样为“党组书记”,任期也不长,只有短短的一年零十个月。
如上图所示,他事实上有两个任期,在1954.11-1957.01期间,他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党组书记。其后,从1957.03-1966.05期间,他又出任了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从1954年开始的十二年间,刘镜西同志曾长期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书记,既是第三任“党组书记”,也是第一任“党委书记”。
这期间,1957年2月比较特殊,大概是党组升格党委的缘故,以至于出现了这么一个短暂的书记“空窗期”。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北京政法学院被勒令解散之前,刘镜西都一直担任书记一职。因此,要研究文-革前的法大校史,刘镜西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从1958年之后,北京政法学院已经没有“院长”,也就是说,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书记是这所高校的唯一主心骨。毫无疑问,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因此,第四位书记上任,已经是文-革结束、复校之后的事了。
他既是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第一位书记,也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倒数第二位书记——因为,下一任书记就职时,学校已经准备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了。
另外,曹海波还是法大校史上第一个书记、校长一肩挑的人物。是的,他同时担任着这所学校的党委一把手和行政一把手。这种安排其实也很好理解,一所在文革中被解散的高校,刚刚恢复建制,师生回归、校舍重建,一系列的问题,可谓百废待兴。这时候,书记校长一肩挑,其实是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的,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他既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老学者,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山大副校长,并且是中国老教授协会的创会会长。
他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末代书记,也是新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的首任书记。同样,他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司法部的老领导——曾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司法部的领导兼任法大的书记,这种安排在当时“很正常”,毕竟,刚刚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其校长,可是由司法部部长亲自兼任的。作为资历较浅的“老革命”,他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着法大“一把手”。
在他的书记任上,先后“熬”走了江平、陈光中两位校长,最后他自己书记、校长一肩挑达七年时间,成为法大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官”——也因此,他是法大历史上第二位同时身兼书记和校长的校领导。
他的官声在校内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他带领法大从八十年代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遍布北京昌平地区的法大自考班,是“杨时代”的法大一个涂抹不掉的历史印迹。
杨永林卸任后,作为书记的石亚军与作为校长的徐显明同时“空降”法大。
所不同的是,石亚军是京内调职,此前在人民大学担任校领导。
来法大后,石亚军与校长徐显明联手开创了法大发展史上的“白银年代”——法大校史上的“黄金年代”,必须留给1980年代,尤其是江平担任校领导时期。与历任书记不同,石亚军还是一位有学术趣味和追求的校领导。在长达十六年的书记生涯中,他一边为官,一边治学。除了书记这一身份外,他还有教授、博导、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等多个学术头衔。一位书记不专注于做官,而是对学术发生兴趣,这其实是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在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中,石书记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相当亮眼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石书记的生平事迹,这里就不赘述了。
和现任校长马怀德一样,胡书记也是法大本土培养起来的学者型官员。胡书记上任迄今,已满三年,表现低调沉稳,未曾听说他的什么“绯闻”,与校长马怀德的搭档似乎也很愉快。2024年10月25日,法大迎来第10位书记,姜泽廷。这位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求学、工作,在校团委书记任上进入北京市官场的团派干部,兜兜转转多年后,又回到母校,担任了一把手。纵观法大的书记史,大部分的书记都是老革命和领导干部。这种状况一直到石亚军上任,才得以改观。至于书记在法大发展中具体起到了何种作用,以及书记与校长的博弈等等,“律新观察”将择日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敬请关注。
这一页的法大书记简史暂时就写到这里,后续发展如何,我们且为看客,一边看,一边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