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成都军区 50 军 149 师担任西线作战战役预备队的重任，奉命奔赴云南方向参战。这支部队有着辉煌的历史，其前身是第二野战军 18 军 52 师，在解放战争和 1962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都有着卓越的表现。然而，在沙巴地区的战斗中，149 师却遭遇了较大的伤亡，尤其是 446 团 2 营，这也引发了关于责任归属的争议。
149 师在接到作战任务后，经历了长途的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从川西机动上千公里到达云南昆明，随即又马不停蹄地向战区开进，由13军指挥作战。2 月 24 日，149 师进至越南龙金、坝洒地区集结，18 时，13 军军长阎守庆向该师下达了歼灭沙巴地区越军 316A 师主力的命令。沙巴地区地势险要，山高谷深、坡陡路少、林密草深，且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大，给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越军 316A 师作为越军的头等王牌部队，战斗意志顽强，实战经验丰富，在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抵御我军的进攻。
2 月 26 日晚，149 师配属 32 师 95 团、炮 4 师 18 团、昆明军区独立坦克团 3 营等部队，待 39 师攻占 1662 高地，歼灭奔西爱、威龙松地区之敌，打开口子后进入战斗，歼灭沙巴地区之敌。根据命令，149师师长康虎振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决心集中主要兵力兵器沿公路及其两侧实施主要攻击，同时以一个加强团穿插迂回，断敌退路，前后夹击，将 316A 师主力歼灭于新寨以东地区。
然而，在战斗过程中，446 团 2 营在 3 月 1 日凌晨于 4 号桥东北地区遭到越军伏击，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对于这一情况，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是 13 军 39 师 117 团错把 3 号桥当成 4 号桥移交给 446 团，从而导致了 446 团在 4 号桥东北遭受较大伤亡。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是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等同于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从战斗的时间表来看，2 月 28 日 21 时，446 团进至朱缸荷地区集结，并在 3 号桥接替 117 团阵地，当时 117 团副团长交代此处为 4 号桥，但 446 团首长判断当地应为 3 号桥，并及时向师指报告了部队到达的坐标位置，并请示是否就地加修工事，明日拂晓再前进。师长在得知坐标离 4 号桥、奔西爱一线还有 3 公里后，要求 446 团当晚必须进到位置。于是，446 团 2 营奉命作为前卫营，经 3 号桥沿公路向 4 号桥前进。虽然 117 团确实交错了阵地，但 446 团和 149 师当时已经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
446 团 2 营在接到命令后，由于任务紧急，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的情况下，既没有组织侦察警戒，也未做遭遇战斗准备，就以行军队形冒着大雨沿公路向 4 号桥、奔西爱一线前进。加之天黑雨大怕掉队，部队间距太小，当尖兵连在 4 号桥附近与敌人遭遇并交火后，部队完全陷入被动，遭受了越军的伏击。在 9 个小时 35 分钟的残酷战斗中，虽然最终攻占了 4 号桥东北无名高地，毙敌 153 人，摧毁地堡和暗火力点 49 个，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但自身也付出了伤 120 人、亡 76 人的惨重代价。
由此可见，446 团 2 营伤亡较大的根本原因并非是 117 团的阵地移交失误，而是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师、团指挥员主动了解情况不够，没有组织现地侦察，进入战斗时不了解敌我前沿位置，导致部队误入敌人伏击圈。2 营自身警惕性不够，缺乏警戒意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和复杂的敌情面前，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这才是导致伤亡惨重的关键所在。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关乎着战士们的生命和战斗的胜负。149 师在沙巴地区的战斗中虽然最终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攻占了越南西北部重镇沙巴县城，控制了黄连山垭口，共歼敌 2338 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 1335 人的惨重代价，伤亡率达到了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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