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级的债务大转移。
中国的债务杠杆模式正在巨变：居民、企业在放缓加杠杆，甚至主动去杠杆，中央政府在则是在大力主动加杠杆，而地方政府在被动加杠杆。
一场新的杠杆大转移，正在上演。
根据高盛的一份报告，现在每100块的新增借款中，就有37块钱是中央政府加的杠杆，而居民和企业新加杠杆的比例则是在持续减少。
2024年1-7月，中央政府新发行国债金额达到了6.75万亿，已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的发行总量。
国债的总体余额也从2021年底的22.5万亿暴增到今年7月的31.3万亿，中央政府在两年半的时间内足足增加了8.8万亿的债务。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政策性银行债也从19.7万亿暴增到23.2万亿，增加了3.5万亿。
这两部分加起来，中央部门足足新增了12.3万亿的国家债务。
而这些资金大都投向了农田水利、应急防灾、国家基础设施、粮食能源、科技创新、社会保障等领域。在房地产和地方基建疲软的当下，“以工代赈”和拉动配套的意味非常浓烈。
在国家加杠杆的另一半，是居民和企业对杠杆的谨慎心态。
今年6月，全国房贷余额为37.79万亿，相较于2022年最高点的38.9万亿，下降了足足超1.1万亿。
这其中既有主动去杠杆的，比如很多居民提前还贷，也有被动去杠杆的，比如还不上月供，房子被收走，剩下的房贷还是还不起，银行只能核销坏账处理。
而且受到一系列的财富缩水的影响，居民也不敢随意消费，更没办法加杠杆贷款来消费，四大一线城市社会零售增速集体跌落，北京餐饮进入“铁锈”时间，而崩塌最快的当属各类消费金融、网络金融的业务量，甚至各大金融公司都在抢招催收员。
包括跟房地产相关的投融资都出现了大比例的下滑。
债务最小化，杠杆最轻化，成为了当下企业和居民的一种共识。
表现在数据上，整个经济中，居民杠杆率已经连续两年处不再增长，而在此前的二十年间，一直都是以一种45度角的态势向上冲击。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点：地方政府正在被动加杠杆。
2021年是地方土地财政的拐点，也是地方城投开始出现融资困难的一年，随着地方债问题的日益严峻，中央开始要求地方严格化债，一方面是严控新增债务，另一方面是“隐形转显性”，把城投债务用政府债券等方式透明化。
这一时期内，2021年城投融资额7万亿，2023年为5.1万亿，净融资额-1.9万亿。
但这只是新增量减少了1.9万亿，存量政府债券42万亿，剩余的城投债务仍保持在60万亿左右，也就是地方债务还是超过100万亿，如果按照3%的融资利率来计算，每年要付的利息仍超过3万亿。
也就是说，地方上债务仍是在增加的，减少的融资额无法抵消债务的利息，地方政府仍处于一种“被动加杠杆”的状态中。
这种状态刹不住车，因为利息是刚性的，而且越展期，负担则越大，杠杆也越高。
所以的应对措施就是“三板斧：
盘活现有资产偿债、高利率置换低利率、境内债置换境外债。
其实各国历史上都出现了类似的“杠杆大转移”过程。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联邦政府开始大力举债，政府杠杆率从61%上升到了117%，相当于企业和居民的债务，都转给了政府。
1993年日本地方政府开始大力加杠杆搞基建，1995年日本中央政府开始大力加杠杆搞投资和出口，并在随后确立了零利率政策，政府兜底一切经济活动，这25年间，日本政府的债务率飙升到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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