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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邹恒甫教授与年轻学人进行了初步交流，见：1.首发, 邹恒甫教授对年轻学者四句学术箴言, 句句扎心，2.向邹恒甫教授首次提问的机会来了！严肃的学术或非学术问题！3.震撼回信! 邹恒甫教授回答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100问精选 (一)，4.邹恒甫教授: 把我这些话给所有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看看！5.第二封回信! 邹恒甫教授回答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100问精选 (二)，6.老师牛! 一门课程改变了学生的一生志业, 从双非毕业到北大做老师到发AER，7.第三封回信! 邹恒甫教授回答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100问精选 (三)，8.邹恒甫: 针对DSGE的讨论, 给中国年轻人看当时给哈佛科尔奈教授的论文，9.世行邹恒甫: 最新48页中国古代**性质notes, 鲁迅被多次提及单引言就极具特色，10.DSGE模型和方法的争议与回应, 及邹恒甫教授强调的“SMD定理”
感谢邹教授再次普及和推广现代经济学范式和思想，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相信《邹恒甫教授回答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100问》会成为一个经典系列。
邹恒甫：我不能沉默
*摘录自《邹恒甫经济学》书籍部分内容，全书目前还不便于直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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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的一些回答：经济学为什么应该叫政治经济学（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和政治视为基本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相关性。经济学在1890年之前一直叫政治经济学。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之前，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其社会哲学的应用》（1848年）一直是欧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教程：经济和政治不可分。政治经济学起源于16世纪的西方道德哲学，探索了国家财富的管理；“政治”一词来自希腊语“polity”，而“经济”则源于希腊语“οἰκονομία”，意指家庭管理。第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通常归功于英国学者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1770年)。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接下来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1776年）、托马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其社会哲学的应用》、萨伊（《政治经济学原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在1985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以代替当年早已经过时了的萨缪尔逊《经济学》（1948年第一版）教程。2013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一书震动了全世界，书中对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和财富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论断。人们可能忽视了皮凯蒂的一个基本假设：传统经济学未能提供足够的工具来发现和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皮凯蒂认为，经济分析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假定经济和政治是分开的，这并不真实地反映现实。与此相反，皮凯蒂偏好的政治经济学工具箱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基本不可分割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全面理解世界的关键。虽然皮凯蒂可能是这场游行的领头人，但他并不是唯一支持重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主题逐渐增加了其受欢迎程度，而经济学相比之下则有所停滞。对经济学相对衰落的解释有很多，包括智力的孤立和缺乏预测能力。然而，可能是该学科最显著的短板是自由市场的假设——即一个去中心化且不受约束的经济关系体系能够自行实现稳定——仍然在其分析中占据中心舞台。虽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设想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在简单性上很有吸引力，但作为现实世界政策研究的前提，它过于依赖于理想和意识形态，而不够依据经验观察。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卡尔·波兰尼，甚至对自由市场的真实存在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不可能被观察到，可能只存在于理论构建中。不管自由市场是否真实存在，将自由市场作为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的起点可能并不恰当，尤其是当今的重要政策问题远非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运作。例如，在2014年，加拿大公众舆论法庭被要求对F-35战斗机采购计划的政治决策进行评判。在此问题上，比政治争斗更重要的是对飞机成本、性能和时间表估计的根本不确定性；仅成本估算就从458亿美元到1260亿美元不等，误差幅度达到810亿美元。这是因为军事装备市场与政治事务高度交织且不可分割。往往有许多不同的政府部门为提供军事装备的承包商设定参数，这些参数几乎涉及最终产品供应链的每一个元素。供应商的选择通过不透明的过程进行，这些过程往往更多地与次要的政治考虑有关，而不是策略、经济或良好的商业实践。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经济学来解决。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军事开支问题；政治和经济在公共政策涵盖的一系列问题中都存在碰撞。随着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在公众意识中越来越突出，即使是在理论上，也几乎无法想象市政土地使用的自由市场系统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很少有当代政策领域比市政分区、建筑和住房政策更受计划经济影响。遗憾的是，城市的可负担性问题经常被政策学者忽视，因为它位于学科边界之间，既不完全符合政治科学的传统，也不符合经济学的传统。如果政治经济学真的在复兴，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学科开始参与市政政策问题，并试图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的证据。如同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一样，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议题都是学者和公众都关注的基本问题。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经济学议题再次成为公共政策的前沿。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将国际贸易，或更准确地说是国际贸易的地方影响，作为一个关键议题。尽管经典经济学坚持认为经济的上涨有利于全体，自由贸易对社会有净利益，但许多美国人并不觉得过去30年的全球化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如果我们接受哈罗德·拉斯韦尔对政治的定义为“谁在何时何地获得了什么”，那么经济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缺乏合作显然是问题所在。这并不是说政治经济学适用于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该学科必须抵制成为万金油的诱惑。但是，随着自由放任经济管理共识开始出现裂痕，公共政策界必须准备好收拾残局，并使用所有可用工具向前迈进。这意味着尽管政治和经济之间人为设立了界限，仍需处理新兴的公共问题。政治经济学很可能能够在公共政策世界中重新确立领导地位，或至少比近期记忆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实际上，如果政治经济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历史漫长且充满惊喜。自由贸易为什么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的多方面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投资、其企业和工人所发展的能力、它所培养的供应链以及它所追求的研发类型，都对其增长轨迹、国民可获得的机会以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所制造的东西决定了该国将会制造什么，以及未来将制造什么。马歇尔早知道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的荒唐（贸易与政治分不开）。自由贸易带来的只是表面的收益；一个国家的贸易对其福祉还有许多其他影响，有些是好的，有些则可能是有害的。例如，贸易可能会培育该国的高端产业和最具领导力的产业，或者可能会抑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可能增加或减少工人阶级就业的稳定性；等等。还有其他问题，将在以后考虑。例如，需要考虑到一个国家在向其他国家贷款时发送出去的出口，而当时没有相应的进口接收。【即贸易失衡】再次，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贸易在激发工业活力、满足贫困阶层需求以及影响他们就业的数量和安全方面的影响。“贸易将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关心的全部。但即便在这里，强调最好的商业不一定是立即带来最高利润的商业也是值得的：因为其他商业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一切所依赖的基础。因此，负责搬运包裹的少年通常会赚到比学习一门技术更高的工资：但从长远来看，他最初赚得较少可能会更有利。同样，一个国家也可能会正确地询问她的对外贸易是否有助于她的产业教育。答案根据情况有奇怪的变化。”一个国家的资本投资、其在公司和工人中培养的能力、它培养的供应链以及它追求的研究和开发类型，都对其增长轨迹、公民可获得的机会以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力量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决定了该国将生产什么，以及明天将生产什么。反问道，整个经济学领域真的忽视了这个简单模型中存在的基本缺陷长达200年吗？我们回答说，当然不是。事实上，真相更加奇怪：自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概念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几乎没人在实践中真正在意它。任何主张对贸易政策采取理性方法的人都会高兴地承认，比较优势的算术在黑板上是有效的，但由于其假设不现实且政策含义有限，并且在决定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的繁荣的影响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和力量在起作用。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它强调经济活动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个学科中，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市场均衡、收入分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等经济行为和结果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深受其所处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产权制度、法治原则、个人自由、民主制度、共和制度、主导的意识形态、社会伦理、传统习俗及社会偏见等，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共同塑造了经济决策和经济结构。因为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主义经济学是现代经济政策讨论中两种主要的思想流派，我们更应该把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自由和最小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它认为，自由市场能够提供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方式，主张减税、减少政府支出和放宽市场监管来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新与竞争。保守主义经济学则更重视经济稳定和传统价值的维护。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通常支持保护本国工业和劳动力市场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这两种思想在经济政策上有显著的差异，自由主义强调效率和创新，而保守主义更强调稳定和社会秩序。请参考我最近写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大家可以在 Google Scholar 或者 Ideas/RePEc下载这些论文：1.Minxian Sun & Heng-fu Zou, 2024. "A Macroeconomic Model with Property-Rights Capital," CEMA Working Papers 625,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Wei Liang & Heng-fu Zou, 2024. "Endogenou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EMA Working Papers 627,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3.Qixin Zhan & Junzhu Zhao & Heng-fu Zou, 2024. "The Rule-of-Law Capit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MA Working Papers 624,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4.Qixin Zhan & Heng-fu Zou, 2024. "Libert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EMA Working Papers 619,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5.Qixin Zhan & Heng-fu Zou, 2024. "The right to bear arms, private property, and economic growth," CEMA Working Papers 626, Chin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邹恒甫教授简介：
邹恒甫教授，15岁上大学，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创办的英文期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是中国经济金融类第一本SSCI 学术刊物，把Ideas/RePEc引进国门的第一人（目前世界经济学家排名第594位，位列内地经济学家第一名，参看：https://ideas.repec.org/top/top.person.all.html）。
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和美元化问题、对转型性经济的研究、收入分配。
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丛书》，已经出版的已经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高级金融理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经济与金融高级教程》，已经出版的有《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经济学中的拓扑方法》，即将出版的有《产业组织理论》、《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市场的计量方法》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著作《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201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著作《宏观，财政，金融，增长》三卷（2013年1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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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圈，作为一个专注于普及和推广计量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受到来自于邹恒甫、洪永淼、姚洋教授等老师，以及广大中青年学者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如何在前辈与新人间做好传承，对中国将来的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为消除中青年经济学者在科研工作中面临的诸多疑惑，我们真诚邀请经济学研究前辈在中青年学者间做一些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系列线上公益讲座，给在一线踏实教学科研的年轻人加加油、打打气。我们相信，这将是一次次极为有意义的尝试，既能够普及和推广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又能够为年轻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极为有益的指导。感谢各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对计量经济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