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理念的力量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就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我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位经济学家，他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其实是由他们支配的。他还说，或迟或早，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的话，人类的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乔治·华盛顿等开国元勋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华盛顿没有当皇帝，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解释。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创造者很多人属于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资助。如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是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方近代史上的废奴运动也不是黑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白人运动。在近代中国则有妇女放脚运动。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族妇女缠脚，脚越小越美。一百多年前，号召妇女放脚的是男人，非妇女自己，康有为这样一些人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为什么要发起妇女放脚？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妇女缠脚使中国人在世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被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民族。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尽管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义：物质利益。经济学假定每个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是物质欲望的满足程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不像传统经济学所狭义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自己的名望，因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很多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幸福水平。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正当，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有关正当性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说，非物质利益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更高。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人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而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念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如果理念不影响人的行为，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如果人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的话就追溯到，我们人生活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目的是eudaimonia，一般翻译为“幸福”。两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性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在道德和肉体上的潜能。我理解，康德讲的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延伸。时间维度很简单，我们看重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快乐。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考虑，因为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在意的很多问题，甚至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好比说在座各位想一下，如果现在想到你死之后，没有人替你收尸，没有人参加你的追悼会，你现在就可能会非常难过，而不是说我死之后什么都无所谓，尸体抛在哪里没有关系。人类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绝对不是短期的快乐，所以有时候，为了身后的名声，人们愿意忍受一些身前的痛苦。也就是说，为了长远的幸福而放弃了短期的享受。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比不上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我们要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如果更为理性地思考，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东西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也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幸福的空间维度来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别人对你的看法。如名誉、地位、权力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的幸福，如果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损害你的名声，从而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大可能做它。所以非物质的利益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自我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尽量选择最有效的方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最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

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理性（“道”）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满足给定的欲望，却不对欲望本身做选择，我们就变成了“惑而不乐”。一个人伟大与否，是低俗还是高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越是短期内容易满足的欲望，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果你只追求物质的快乐，你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你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对名声的重视，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使你变得高尚。所以说，仅仅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宗教家与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强调的是目标理性。一些伟大的古代思想家，包括孔子，他和其他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追求理性的目标。因为目标理性如此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又是人，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因素，是一种自我满足，是一种近乎神性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政治的生活，就是追求权力、荣誉，现在来看这有很多代价，中国很多政府官员追求权力、追求享受，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有腐败等严重问题，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即使没有被抓起来的时候也会非常紧张，随时可能出问题。

理念既然如此重要，理念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在还没有实践检验之前，就需要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再来选择，那就变成了事后的检验，这时候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新理念的，这些新理念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等，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这三个层次都非常重要，但一般来讲，新的理念和思想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这三个市场通常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甚至有冲突，比如，哲学家关注的是合理性，政治家更关注可行性。所以，尽管柏拉图主张过哲学家当国王，但事实上，你当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孔子是一个素王，素王就不能当国君。孔子如果当了国君，我不相信他能创造出儒家思想，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但功能不同。

思想市场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中国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思想也比较自由，佛教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正面的例子。但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思想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制约了后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市场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大量的经济改革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结果，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19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价格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管制，走向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有了这个新的观念，我们才找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式。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而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

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5月12日在“北京大学儒商论域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已经作者本人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