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5日至18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也在国际社会持续升温。
近日，日本前驻华大使、新任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宫本雄二接受《人民中国》东京支局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决定》政策措施对症下药，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他还驳斥了部分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负面报道，称正因为中国市场充满活力与竞争，才出现了部分日本企业败走撤离的现象。
过去10年，中国扎实推进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在现行的以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中国倡导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实现了自身的和平发展。《决定》对此进行了确认，国际社会也乐见此项“宣言”。《决定》将为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奠定总体基调。
《决定》中让我印象最深刻，同时也受到日本各界欢迎的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中国当下和今后发展的关键在改革。我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基本认识。改革意味着变化，因此，中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国际社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诸如“中国就是这样，今后也该这样”的死板式思维方式是错误的。据我观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蕴含着改革的要素，自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习近平先生出任总书记后，越发强调重视改革。
这是2023年9月10日拍摄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片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中国有一段时间较少提及“改革开放”的措辞。我曾认为中国把重心放在了“改革开放”的“改革”上，至于将投入多少政策资源在“开放”上一直内心存疑。而此次《决定》专门抽出“开放”二字，提到“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的说明当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对外开放被明确为基本国策，从中也可看出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强化与外国企业的合作关系。从国外来看，这释放了最重大的信号。对外开放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与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需要推行相应的改革。《决定》明确规定未来五年将完成这项改革。我对此非常期待。
从去年开始，部分媒体报道日本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并以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倒退、中国市场失去魅力的佐证。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活跃于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高管都认为，中国市场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市场越有活力，竞争越激烈。市场竞争激烈，自然会出现败下阵来的企业。
2024年5月4日，2024（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闭幕，参观者在2024北京车展比亚迪品牌展台参观。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 摄
以汽车行业为例，行业的重点已转移到了电动汽车上。一部分日本公司已撤出中国，但大部分公司仍然留在中国市场谋求发展，因为中国汽车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在这一市场的成绩直接影响它们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选择撤出并不是因为中国市场有问题，而是自身输掉了竞争。
另一方面，针对外国企业在华待遇的问题，此次《决定》第24条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全链条管理。”这基本与中国日本商会期待中方改进的内容相近。也就是说，《决定》保证了未来5年内，中国的市场环境将更加有利于外国企业的发展。
《决定》中，我特别看重的是第十部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相关表述，里面提到要“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认为越是挖掘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日本与中国共通的基础就越发坚实。我们在福田康夫先生领导下创立了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JACCCO），其中一项重大的支柱性工作是“推动各国再次普及本国的传统文化”。
现代化进程下，很多人的价值观一直在发生动摇。日本和中国在这方面都一样。为了构建稳定的价值观，如今需要重新向传统学习，并在现代生活中充分发挥其价值。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现代生活中用好传统思想的精髓，实现社会与个人的精神稳定，提升整体的道德水平。
2024年1月27日，国家京剧院青年团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上演《五女拜寿》。 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因此，我期待《决定》这部分的表述能成为日本与中国夯实共通基础的契机。日本和中国如今都需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在现代生活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当今世界由于人工智能（AI）的兴起，前景越发扑朔迷离。但是，我们需要明确人的思想核心。我们提议应从传统文化中重新探寻、拾起符合新时代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义”。今年6月24日，苏州发生了一起无差别伤人事件。不幸遇难的胡友平女士正是一个榜样。对她而言，援救的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并不重要，她看到孩子们要被袭击了，立刻奋起阻止歹徒，仗“义”而行。这正是“义”的价值观体现。
中国人伟大之处在于，敢于为了“义”而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既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前在日本曾发生过韩国留学生为救助掉下站台的日本人而不幸死于电车轮下的悲剧。这也是“义”的表现。我们东亚人都拥有这一类价值观。今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作用，就在于让人们付诸行动，并清楚地意识到“义”的存在。我一直都希望日本、中国，再加上韩国，能够把发掘优秀传统价值观作为今后的共同事业。此次看到《决定》加入了类似表述，让我心感振奋。
日本前驻华大使
现任日本亚洲共同体
文化合作机构理事长
日中友好会馆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