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

中美战略竞争；“双向制衡”战略；中越命运共同体；中越合作；中越关系

中越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一对极为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两国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在地缘上互为依靠。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越南则是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东盟内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经贸上联系密切，彼此相互依存，难以分割。另一方面，中越两国在海洋问题上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有待解决，再加上长期历史积淀对两国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两国关系自正常化以来一直处于友好合作与矛盾分歧交织的状态之中，这反过来又给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介入中越关系提供了机会。中越之间内在利益联系与矛盾分歧，以及美国因素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越南的对华战略，也影响着中越合作的未来前景。本文拟在中越两国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通过考察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分析越南对华战略的调整，探讨中越未来合作的前景。

1975年4月，越南人民军攻克西贡，南越政权随即覆灭，越南南北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此后，越南为继续实现印支联邦的目标，在外交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中越关系逐渐恶化。在上述背景下，从国家统一到冷战结束，越南与中美欧日几乎所有大国以及东盟各国均处于对立状态。冷战结束前后，越南逐步失去了苏东集团所有支持，在国际上面临空前的孤立。为摆脱外交上的困境，阮文灵一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就积极改善对华关系。1990年12月，阮文灵携越南政府总理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秘密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成都举行会晤，就解决两党两国分歧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1991年越共七大确立了“减敌增友，化敌为友，愿与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和平友好外交战略。当年11月，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和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访华，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1995年7月11日和28日，越南又先后实现了与美国建交和加入东盟的两大战略目标。在此前后，越南先后恢复了与俄罗斯、印度、日本和法国等国的传统关系，完全摆脱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际孤立状态。此后，越南超越意识形态积极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但重点发展同中美等大国的关系，大国平衡成为90年代以来越南对外战略的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虽然越南对外战略调整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内部政治经济危机却绵延不断，不仅高层事件频发，更兼有底层农民反抗，通货膨胀率一度曾高达4位数。1990年，越共政治局常委陈春柏擅自在电视台发表讲话鼓吹多党制，将越共内部分歧曝光。1996年太平省因为征粮问题发生了席卷全省的农民武装反抗事件，前国会副主席陈度上书越共中央指斥越共腐败脱离人民，被越共中央开除党籍，造成了轰动一时的陈度事件。加上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使得整个90年代越南社会危机重重，越共执政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

当时，面对越南国内的困境，中国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向越南伸出援助之手，在理论上与越南开展交流对话，向越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没有利用越南困境牟利，而是与越南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的陆地边界和北部湾边界问题。越南也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在大国平衡外交的基础上选择了将中越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该时期中越关系总体向好，是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最为友好融洽的时期。

2001年，农德孟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的政治经济革新齐头并进，在政治上越共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回升，巩固了越共的执政地位，在经济上则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而引起了正在实施重返亚太政策的美国瞩目。美国逐渐将经济军事实力日渐增强，政治变革方向深受美国欢迎的越南作为其在东南亚制衡中国的地缘战略支点。在美国的带动下，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美国盟国和伙伴国与越南的关系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上述状况使得越南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从而在中美之间日渐开始发挥不断增强的战略平衡作用。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外战略包含两大核心任务：一是确保越共执政地位和社会制度，即确保政权；二是保卫领土完整，即保卫主权。越南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可称之为“双向制衡”战略。之所以称为“双向制衡”战略，是因为越南一方面担心美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在南海的军事力量。因而越南一方面联合中国应对美国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以确保政权；另一方面又企图利用美国平衡中国的实力，维持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以确保其所谓的主权。中美两国一方面均是越南需要借助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同时是其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与革新开放之初相比，越南虽然继续公开坚持其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框架，但以中美两国为头等优先目标的“双向制衡”战略日益成为其大国平衡战略框架的核心。

阮富仲执政以来，越南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化，这使越南重新审视中国，评估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从而对越南对华战略走向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这两次重要变化，一次是2014年“981”事件，另一次是自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科技博弈。这两次事件在某种程度而言刷新了越南对中美两国的认知，对当前和未来的中越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越南将“981”事件和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的中越关系称为新时代的中越关系，可见其影响之大。也正因为如此，这两起事件成为目前探讨中越关系现状和未来的现实基础。

“981”事件爆发前，除了受海上问题影响，中越关系不时出现一些小波折外，双方关系总体保持着友好融洽的局面。“981”事件是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对两国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使双方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方，从而成为两国关系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越方更是将“981”事件视为中越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标志，越方认为新时代的中越关系中不仅要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要注重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例如，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前夕会见选民时就曾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在维护越南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981”事件期间，越南国内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反华骚乱，加之美国和西方在暗中推泼助澜，越南国内精英群体部分人员反华情绪高涨，想趁机终止与中国企业界和商界的合作，将一切由中国人参与和承担的项目收回，一劳永逸的“去中国化”，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杜绝安全上的隐患。这种危险的极端思想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阮富仲等高层领导人和各界理性声音的反对，以经济贸易、交通运输和农业部门为主的一些政府部门以及部分工商界的领导人认为，越中在经济上连为一体，相互依赖，是不可分割的，越南难以承受“去中国化”的后果。最终，越南内部理性派占据了上风，决定必须要维持中越之间的合作和中越关系的稳定。

然而，该事件直接导致越南重新评估中国的对外战略，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领导层的变化，中国已开始逐渐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而是更加有所作为。虽然全面“去中国化”的建议被越南最高层否决，但“981”事件后，越南在对外合作上进一步强调多元化、多边化和多样化，开始明确提出要避免任何单一国家在越南某个领域的投资或存在占比过大特别是居于垄断地位的现象发生。在上述背景下，虽然中越之间依然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越南国内的相关项目合作对象开始逐渐多元化和均衡化，这直接导致了2014年后两国合作项目数量的下降。

越南对华政策环境产生改变的第二大外因是由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带来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冲击。它进一步影响了越南对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认知，加速了其对华政策调整。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很快就终止了奥巴马时期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威胁。2017年11月岘港APEC峰会期间，特朗普初步提出美方的印太战略构想，表示要为亚太诸国提供一种不同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2018年夏，美国时任国务卿彭佩奥又向越南等国提出“促进亚洲能源增长与发展倡议”，表示美国将把政府资源、私营部门资金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协助越南等国解决能源需求，使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虽然美国在“促进亚洲能源增长与发展倡议”中的拨款额度仅有数亿美元，但美国此举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利用本国资源和影响力杠杆，动员盟国、伙伴国和跨国公司出资，企图四两拨千斤，拉拢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来遏制中国，妄图以最小的投入最大程度调动外部资源造成中国战略透支，最终拖垮中国，这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现在针对中国的策略与冷战期间借助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做法并无二致，仅有形式上的差别。

此后不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企图利用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里不对称的依赖迫使中国屈服。美国先是对中国发动关税战，肆意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提高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起诉惩罚华为、中兴等中国在美的高科技公司，并施压其他国家在芯片和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封锁和断供，企图利用贸易战和科技战并举方式削弱阻止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以在南海支持越南为诱饵，以反倾销作为威慑，威逼利诱越南选边站队。

面对新的形势，越南高层采取了冷静观察，积极应对的政策，重新审视中美实力的对比与中国未来崛起的趋势，依据新的形势对越南的处境给予了新的判断。越南高层认为，当前在贸易领域里中国对美国存在着不对称依赖，因而对美国的制裁无牌可打，相反通过来料轻加工越南可以帮助中国规避制裁。这样既能缓解中国的出口压力，又有利于越南改善提高在生产链和供应链上的位置，同时还可以提高越南在中越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因此，越南高层和精英界认为中美轻微的竞争对越南有利，但大规模的对抗则会令越南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深，越南认为两国之间的博弈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是从贸易扩展到了科技、地缘、安全等各个领域，从范围而言也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东南亚、亚太，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来自越通社的特别参考材料指出，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同于以军事和地缘对峙表现出来的苏美冷战，而主要以贸易和科技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是全面的竞争和对抗，但相比苏美冷战更具可控性。

面对中美如此激烈的竞争，越南该如何选择，未来将如何处理对中美两国的关系，阮富仲、范明政、范平明和范光荣等高层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越南第三十二届外交工作会议上，阮富仲发表所谓的“竹子精神”的讲话，提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为维护越南国家主权和利益，越南外交要像竹子一样坚韧灵活，能屈能伸。范平明则指出越南在中美斗争中要绝对维持平衡，不倒向任何一方才能使得中美两国竞相拉拢讨好越南，维持越南利益的最大化。倒向任何一方，将不仅会使越南陷于冲突或孤立当中，还会使越南成为大国的附庸。

面对新形势，越南同时以中美两国为优先对象的大国平衡战略虽然受到了强烈冲击，但并没有突破“双向制衡”战略的基本框架，不过其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方式和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该战略实施早期，除了意识形态领域和领土主权领域分别与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外，越南在其他领域里在中美之间大致维持着等距离的平衡。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后，越南依然强调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平衡，但此时的平衡已不是在每个领域里均保持平衡，而是考虑美国对华制裁因素，强调在整体上维持在中美间的大致平衡。同时，越南此时认为中美牺牲越南来妥协可能性大大变小，从而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

在这种崭新的平衡体系下，在某些美国对华制裁或寻求“去风险”的领域里，越南加强与美国和其盟国合作，例如在5G、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稀土等领域。而在非战略领域或传统领域里注重与中国合作，例如跨境电商合作、电子支付系统合作、农业合作、交通运输合作、气候水文资源合作、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允许货物过境中国运往第三方等。通过上述与中美在不同领域中的合作，越南在总体上保持着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平衡，从而继续维持着“双向制衡”战略的总体框架。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地缘结构和经贸联系三方因素的考虑，越南努力维持中越关系的稳定，但由于历史因素和领土主权问题的干扰，越南又对中国一直怀有一种戒备心态。随着越美关系的升级，越南希望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而中国也对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处理方式，打消了越南原有的顾虑，从而使双方最终在命运共同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2023年12月13日，中越两国发布了两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标志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长期以来，对于中方共建中越命运共同体（cộng đồng chung vận mệnh）的提议，越方一直持回避和抵制态度，认为中方此举的目的是要将越南纳入中国的战略轨道，一旦答应中国的诉求，有可能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国际孤立。即使是对中越合作持积极态度的高层和精英群体也表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寻找到一个越语的合适表达，既能让中国接受，也能消除越南和美日各国对命运共同体一词的担忧。因为越美日各方认为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关系紧密程度甚至超出同盟一词，而且还包含对历史过往的承认。因此，越南担心接受命运共同体不仅会引起美日欧等西方国家的误解，还可能在越南国内引发无谓的争论。

此次中越双方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在越语版中以“共享未来的共同体”（cộng đồng chiasẻ tương lai）来表达中文版中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对于中越双方而言是求大同而存小异。中越文版本的灵活处理，一方面完全回避掉了越南过去一直试图回避的包含有对过往历史肯定的表述，使过去一段时间一度在越南精英群体内引起争议的越中命运共同体（cộng đồng chung vận mệnh Việt - Trung）表达被双方都接受的表述取代，也彻底打消了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对于越南可能倒向中国的担忧。同时，也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努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接受中越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回报，越南也因此从此次中越达成的合作协议中获益良多。

虽然西方舆论极力贬低中越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美日欧等国学者认为越南在越语中使用共享未来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变相拒绝了中方的越中命运共同体提议，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此次中越双方之所以能够就命运共同体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一方面显示了双方求大同存小异的高度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双方对于不同文本的表述早就形成了默契和共识。无论是中越命运共同体，还是共享未来的共同体，这不仅在中越关系中是首次，更是越南与西方各国不曾有过的事情，远高于各种战略伙伴关系，显示中越之间的政治互信大为提高，表明越方领会了中方的善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越两国将在总体上保持关系稳定发展，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小波折发生，但不会出现大的波澜。

当然，也必须认识到越南在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方面与中方有不尽相同的考虑，正视和认识到彼此局部的差异，才能追求大同，才能更好地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胡志明市法律大学学者黄越的观点在越南精英群体和知识分子中就很有代表性。黄越认为在越美关系升级的背景下，越南需要考虑中国的感受，平衡地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与中国实现关系升级，将两国建设成关系更为密切的共同体是没有问题的。但越南更愿意使用共享未来的共同体，而不是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后者含有“同生共死”之意，这与越南当前的对外战略相悖。越南奉行“竹子外交”，其特点之一是不选边站队。使用前者既满足了中国的愿望，也维护了越南的原则，同时还为越南带来了诸多利益。而且，随着越南高层代际更替的逐步推进和精英群体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年轻一代的越南高层和精英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的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亲和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而使两国关系维护的成本也将相应地不断上升。越南高层和精英群体能够像阮富仲一样高瞻远瞩看待中越关系的领导人已经寥寥无几。无论是政治高层，还是精英群体，在感情认知层面都在向着日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出于地缘现实的考虑，越南主流层面依然主张继续维持中越关系稳定，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事实，但在对华感情认知和意识形态亲和度层面，年轻一代和老一辈已经具有显著的不同，前者主要出于现实利益的需求而主张维持和发展两国关系，而后者除了基于现实利益需求，同时还包含更多认同方面的因素。这就决定了未来中越关系依然会维持稳定和发展，但双方关系会建立在更加务实和现实利益的基础上，沟通和维护的成本都将相应增大。

此次中越双方采取务实灵活的方式就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系在越美关系升级后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升级，是近年来中越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对中越务实合作将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从而也意味着双方未来在政治安全合作和经贸务实合作领域里将会拥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尤为重要的是，2024年4月12日，在中越两国国防部长第八次边境会晤时，双方强调要将海上合作打造成两军合作的新亮点，同时签署了南部战区与越南海军设立热线的备忘录，这意味着两国将加强海上分歧的管控力度，进一步推动两国海上的务实合作。总体而言，两国关系在未来将迎来一段相对和谐稳定的发展时期。

对于中国而言，在近期内通过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中越之间的团结，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周边的其他挑战，而不必过于担心后方出现较大的事端。对越南而言，此举会迎来大量中国投资、援助和各种高科技产业的进入，特别是在铁路对接、南北高铁建造上获得中国资金支持，从而推动越南经济和中越经贸合作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在看到中越关系升级带来利好结果的同时，也要必须正视两国之间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在部分高科技领域里，由于越南存在对美国的依赖，越南会优先选择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这难免不会对中国造成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就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前夕，越南单方面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再次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激化南海局势，从而不禁令人担忧阮富仲之后中越关系究竟将如何发展。

虽然个别现象令人担忧，但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事实，维持中越关系稳定已是越南高层和精英群体的共识。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继任的苏林总书记也表示越南会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该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意与中方一道努力，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关系取得积极进展。尽管中越关系很难避免在某个时间段内或局部领域里因利益分歧而产生小波折，但从大趋势而言中越关系将在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越南在中美间所奉行的“双向制衡”战略总体框架虽没有改变，但其内涵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改变，进而也对中越关系和两国之间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越南对华战略考量的核心可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中越关系是全方位的战略关系，两国在政治、经贸和安全战略上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必须要将中越关系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二，中越两国依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分歧，越南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加强在安全领域中的合作。第三，中美战略竞争是中美两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越南要充分利用中美竞争的有利形势去争取越南利益最大化，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别与中美两国保持合作。但要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事实，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不跨越中国的红线，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留有余地。第四，要坚守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原则不动摇，这是确保越南国际地位和维护好越南利益的关键所在。第五，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时要发扬“竹子精神”，既要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又要坚持越南的底线。既要积极推动中越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跨境物流、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非战略领域的务实合作，也要加强越美在高科技战略领域的合作。

赵卫华，复旦大学中国周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