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花号公约》四百年:美国奇迹的源泉

学术   2024-11-11 09:00   吉林  


人类在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方式,这些就是最初的文明基因。

——钱满素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最富有洞察力的历史方法论是“让历史存在于整体之中。”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既能为现实找到历史的源头,也能为历史找到现实的落脚。

 

可见,历史与现实犹如硬币的两面,只有体验到现实跳动的脉搏,才能真切地理解历史;只有理解历史悲喜剧的现在时,才能洞察它的过去时。

 

同样,如果要真正理解美洲400余年繁荣的秘密,如果要真正理解美国的种种矛盾、撕裂与失控,就必须放宽历史的视界,回到1620年的北美大陆,那个梦刚开始的地方。


 

人类政治秩序的“第三条道路”

 

1620年11月11日,一艘始发于英格兰,在大西洋上已经漂泊了整整66天的三桅盖伦帆船,在北美普利茅斯港靠岸了。


尽管历经艰辛,但船员们却不着急上岸,41名清教徒在一份文件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只有几行字,全文如下: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国家的荣誉,为了已经踏上了的播种的旅程,我们,下列签字人,在上帝面前,彼此庄严盟誓签约,自愿联合结合成一个公民政治实体,以实施公正和平等的法律,(这些法律、条规)理应最能满足和最为便利于促进殖民地的一般利益。”


这份被誉为“美国出生证明”的公约,可以凝练成一句话:“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自愿结成公民自治团体,制定、实行公正平等之法律。”

 

1620年的世界,和今天一样,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这份文件的签署,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更改写了历史。

 

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拉开了巨变的序幕,欧洲从封建城邦林立的长期“大分裂”,开始转向君主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

 

在欧亚大陆的东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历经千年早已趋于精致,与之相伴随的是,盛极而衰,中央帝国在“超稳定,超震荡”中逐渐走向夕阳。

 

东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成熟文明中最典型的两种秩序:


前者是欧洲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是政教二元结构博弈后的暂时性妥协,而后者是世俗皇权的一元主导;


前者充满竞争,但最多是大国轮番崛起,始终未形成欧洲大陆的大一统;后者拥有超大规模性,却高度专制,逐渐走向内卷。

 


彼时,这两种秩序如钟摆两端,人类似乎只能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无法逃出它们所设定的逻辑。


然而,这纸《五月花号公约》,却意外地打破了这一魔咒,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种秩序——以超验的信仰作为政治秩序的第一因,在北美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


概括而言,东亚秩序是世俗主导的,欧洲秩序是世俗与信仰二元对立的,而北美新秩序则是以清教徒信仰为主导的。

 

北美新秩序兼容了东亚与欧洲的优势,既是统一、却又自治的——既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国家林立,又不同于东亚皇权专制下的大一统。


 

美国奇迹的源泉

 

《五月花号公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美国奇迹的核心算法——这不单纯是一份政治约定,还包含了清教徒对心目中未来社会的憧憬,是建设“山巅之城”的宏大理想。

 

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契约与憧憬是清教徒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无需任何世俗权力为它背书。


在清教徒独特的精神结构中,尘世间的主宰,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贵族,而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祂赋予一个个的人以自由意志,每个人都要去主宰、创造自己的命运。

 

从《五月花号公约》签署的那一刻起,在清教徒精神的滋养下,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秩序逐渐成型:

 

“身份认同”:清教徒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为美国人提供了强大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叙事完全失去了土壤。

 

“独特的精神结构”: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实力不济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然而,一旦力量强大,就会迸发出强烈的普世热情,“让信仰之光照亮世界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便成为一生的志业。

 


“政教分立”:在北美大陆,政教分立,而不分离,政治是对信仰的表达,宗教通过教会、教育、社区自治来帮助政府管理社会;而非亚洲式的政教合一关系,也非欧洲式的政教二元竞争关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决不要忘记,正是宗教,才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由此奠定了美国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

 

“自治传统”:清教徒的自治理念,并非肤浅的“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是在上帝指引下,在自愿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完全的自我授权,自我治理,自我负责。由此奠定了美国独特的制度——横向上的三权分立,纵向上的联邦自治。

 

“经济伦理”:作为上帝的选民,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工作的意义不是为了挥霍、享乐,创造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可以说,美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就在于此。

 

印象中,《五月花号公约》代表的是契约精神,但实质上,它代表的是,对上帝最虔诚的信仰。

 

正如罗素·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清教徒信仰源自耶路撒冷,《五月花号公约》把上帝的意图——‘从压迫和奴役中获得自由’变成了现实。”


 

美国反对美国:盛极而衰的根源

 

历史学家金观涛说:“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我破坏的倾向,它是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的内在动力。”

 

美国文明从诞生到巅峰,再到开始衰败的历史,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从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到2024年404年,如果以塑造美国文明的保守主义精神为核,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从“五月花号”到“大萧条”: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线,就是崛起。清教徒信仰成就了美国。

 

在历经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将“山巅之城”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一个超大规模而又全新的国家诞生了。


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进入快车道。最终,美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为日后主导世界秩序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到“苏联解体”:

 

这一阶段的美国内政外交,出现了三大巨变,美国秩序的根基开始动摇:

 

·“罗斯福新政”: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与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联邦政府的权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说:“罗斯福新政,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社会。”

 

·“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秩序”: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清教徒普世主义的一面逐渐显现。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秩序,它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中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平权运动”:19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风起云涌,与之而来的,是全球化浪潮下,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以清教徒为主体的基本盘受到冲击,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开始被解构,“谁是美国人?”的答案越来越模糊。1960年代,清教徒精神对非洲裔的同化彻底失败了,这成为美国人口结构出现巨变的开端。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960年后,美国的“教分立”不再,而是真正走向了“分离”,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泛滥,从此政治正确开始大行其道。

 

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精神的溃败”:


这一阶段,美国开始由盛转衰。世纪之交,美国秩序的根基开始崩溃。

 

·“美国,世界的灯塔”:1989年,在东欧巨变,苏联即将解体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下《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预言自由民主将取代其它所有制度,成为人类的终极选择;美国是世界的灯塔,美国道路才是人类秩序的终极归宿。然而,这一预言很快就遭遇冲击和挑战。

 

·“清教徒保守主义的溃败”:世纪之交开始的全球化和移民潮,以及伴随着金融寡头、科技巨头公司的诞生,国内人口结构、贫富悬殊出现巨变,保守主义开始溃败,激进自由主义全面兴起。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秩序的根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崩塌,概括而言就是美国反对美国,如今的美国,开始反对美国秩序的根基

 

美国的多元:从单一的清教徒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到对多元文化的承认、宽容和尊重,再到追求无限制的多元化,将一些少数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文化,罩上道德的光环,并设置为政治禁忌,即“政治正确”,赋予其特权。

 

美国的民主:印象中,“民主”是美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保守主义精神,对民主的态度是警惕的,防范的。如今,民主终于逐步走向了开国先贤们所担忧的“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

 

美国的平等:“平等”是现代价值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平等日益泛化,走向激进的平等主义,就会出现“平等之恶”,从而带来灾难,如今的美国,由人格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基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走向结果平等、待遇平等、享受平等。

 

美国的自由:个人主义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个人权利不断泛化,突破边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从而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吸毒、滥交、在美国社会泛滥成灾。


 

随着自由激进主义的愈演愈烈,代表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就像被“政治正确”压弯的树枝,被压抑久了,报复性的反弹也就越强烈。

 

这一切,简而言之,由《五月花号公约》塑造的人类社会的第三种秩序,在历经四百年后,正越来越向旧大陆靠近,走向了异化,走向了后现代。


正如罗素·柯克所说:“美国衰败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美国的立国根基——保守主义精神正变得愈发脆弱,作为繁荣根基的活水源头正在枯竭。”


历史的两幅面孔:回望过去、注视未来

 

时间是思考历史最基本的尺度,尺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如果站在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的那年看美国,或许我们会认为,美国是一个马上崩溃的乌托邦。

 

如果站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的那年看美国,或许我们会认为,美国即将四分五裂。

 

如果站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看美国,或许我们会认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如果站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年看美国,或许我们会认为,美国将是世界的灯塔。

 

今天看美国,失控、溃败,亦或重生?根本没有标准答案,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如何书写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更不得而知。

 

人类社会不是可以控制变量的科学实验室,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美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美国的崛起,看似线性的,但一旦系统内外的变量发生巨变时,也会遭受挑战,甚至溃败。

 

可见,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终结,历史的演化没有方向,是复杂系统涌现的结果,它从未写好剧本,从来没有预设的结局。

 

在时间的河流中,一代人只是历史的一瞬,在现实面前,我们常常会被一种无力感所吞噬。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注视未来。单就美国而言,人们将注视未来的目光普遍投向了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却忽略了回望过去的起点——


1620年11月11日,41名清教徒庄重地签下了《五月花号公约》,人类历史拥有了第三种可能。


钱满素说:“《五月花公约》以及后来所有的公约、合约、盟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凡是涉及到多人的行为和组织都是通过立约产生,立字为据,来达到其合法性合理性。这种办事的方式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无处不在,贯穿始终,到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时,早已成为全体民众约定俗成的传统。”


如今,当世界的目光被喧嚣、荒诞的现实所吸引,当人们谈论美国的溃败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当我们回望400多年前《五月花号公约》这一早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时,对历史、对美国精神又有多少误解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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