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德润：关于翼王佩剑“青钢宝剑”的下落

1936年的春天，当时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川西北的丹巴。一天，就要过金川江了。当方面军电务处二台台长蔡威听说金川江下游就是大渡河时，倏地陷人了沉思。良久，他对身旁的战友马文波说：“走，让我们到江边去看看。”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正午，是几天来罕见的晴好天气，然而这里的地形则和几天来所走过的地方基本相同，到处是深山峭壁、峡谷激流。到了江边，周围静极了，只有江水在奔腾着、咆哮着。

他们并肩站在江边，望着奔流不息的江水。江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一泻千里。

“就是这条江水，再往前走，就是大渡河了。”蔡威自言自语地说着，随即又陷人了沉思。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这该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马文波这时也轻轻地说了一句。

“是啊！你也许根本不会想到，石达开随身佩带的那把宝剑，至今还在我们蔡家呢！”

“你的家在福建哪里？”

“福宁府。”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苏区的第一部电台在新集南门外的钟家畈诞生了。宋侃夫、蔡威和王子纲三人各自担负此项工作:宋侃夫多搞译电，蔡威多搞机务，王子纲多搞报务。先后与湘鄂西根据地、中央苏区、湘鄂赣根据地取得了联络并及时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苏区那种长期信息闭塞的局面。1933年2月，他们又开始搞侦察工作。在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的一次战斗中，由于侦察准确，我军以少胜多，一举吃掉了敌六个团的兵力。为此，徐向前总指挥奖励了作战有功的部队和人员,并特别嘉奖了蔡威。

之后，又因侦察工作到位，使疯狂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川陝边赤匪”的刘湘，最后以“官损五千，兵折八万”、“耗资一千九百万元”的凄惨下场和不得不向蒋介石请罪而告终。对此，前方的一位指挥员感到很奇怪，就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什么咱们红军一布置好，刘湘这龟孙子就把脑袋伸进来让我们打？这是哪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是不是咱们有人能掐会算？”陈昌浩政委得意地笑了笑哪有什么人能掐算，是我们这里有位‘活菩萨’，是他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们了。”这位“活菩萨'就是指的蔡威。蔡威对工作废寝忘食。无论是蚊虫叮咬难当的酷暑，还是手脚冻枒僵冷的严冬，总是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更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使敌军的每次军事行动，无一漏过他的手掌。蔡威对同志也非常关心。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徐明志病倒了，蔡威就派人用担架抬着走，千方百计帮助治疗。

在四川的行军途中，蔡威听到路旁草丛里有个婴儿在啼哭，就急切地与同志循声找到婴儿。大家轮流抱着，踏上征途。后在路旁见到一户人家，蔡威说通房东，诸她收养这个婴儿，并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块大洋，全部掏出来给了房东。

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不久，成立了总司令部二局，蔡威同志担任了局长。在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蔡威局长虽然患有胃病、肠炎和伤寒等多种疾病，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你若劝阻他几句，他总是深情地说:“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他心中似有一团烈火，只知发光，发热，却不顾把自己烧焦。正当红军通过草地、进军到甘肃南部的岷州地区、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即将结束时，年仅29岁的蔡威局长，却已被病魔折磨得精疲力竭，连话都不能讲了，终于在一个叫叫朱尔坪的小镇上和同志们永别了。当时，很多领导和同志们都默默地肃立在他的身旁，泣不成声。人们含着热泪，耳际轰鸣，似乎满山遍野都回荡着蔡威生前常说的那句话广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蔡威与宋侃夫、王子纲等同志，对红四方面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工作，作出过重贡献。”

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说:“蔡威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侦察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并于1986年7月，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亲笔题写了“无名英雄蔡威”六个大字。

1932年初，原中顾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原中顾委委员邮电部部长王子纲、原外交部副部长马文波将军、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等这些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聚在一起，都在思念当年优秀战士蔡威。引为憾事的是至今未能通知他的亲属。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对家在白区的同志，是不能打问具体住址的。烈士后人实在难找。宋侃夫同志提议，由徐深吉将军写一篇忆文，寄给《福建报》发表，以便引起其亲属的注意。文章在当年2月24日的《福建日报》上发表了。后来,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的肖全夫同志也写了怀念文字发表在军区的《战胜报》上。果然，没过多久，在福建省福鼎县一个山村的张家就出面认亲了。

在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工作一段之后，宋侃夫、马文波等几位老同志相约来到了北京的张家。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甚至外貌都和蔡威烈士非常相象。因此一见面几位老同志就从内心里感到欣喜。而老人所讲的情况和在福鼎调查的情饵也是完全一致的。但当马文波提及“家中是否藏过一把石达开的佩剑”时，老人矢口否认，并讲述了一些石达开的佩剑根本不可能传到闽东他家的道理。

为此，有人曾向马文波提出疑问:“老马呀？关于石达开的那把剑……？是不是你记错了？”

“不会！而且蔡威从无谎言。因此即使其它方面再象，我仍怀疑。所以还是要找剑。虽说找剑是为了找人,但找寻不到剑，这个问题就很难断定。”马文波斩钉截铁地说。

蔡威为人正直，心怀坦荡，诚恳实在，这是熟悉他的人们人所共知的。因此，大家都同意马老的意见。

1985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开始了。这时，党中央拟派宋侃夫同志到一个省作联络员。宋侃夫随即提出：“就请中央把我派往福建吧。这样，一方面我可按照中央的委派做好联络员工作；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查找一下蔡威烈士的亲属。”中央同意了宋侃夫词志的要求，于是宋老很快到了福州。

在福州，宋老在工作之余，向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介绍了蔡威烈士的情况，讲了自己和众多老同志寻找蔡威烈士亲属的心情。项南同志听后非常重视，并借一次开会之便向地、市委的领导同志们作了部置。

宁德地委格外关注此事。因为宁德专区，过去叫福安专区，在清时就叫“福宁府”。更何况福鼎亦屈宁德，且张家认亲的事尚未结论，于是他们从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宁德地委党史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对宁德冷冻厂一个叫蔡述波的年轻工人讲：“现在上级布置要寻找一位红军时期的烈士叫蔡威的……”蔡述波没等这位同志讲完就惊喜地喊了起来：“蔡威是我爷爷！我爷爷就叫蔡威！！”

在他们互通情况之后，蔡述波很快跑回家里，向妈妈、哥哥、如如作了转达。全家人听后真是悲喜交加。建国以来，他们两代人都在苦苦寻觅亲人。家人立派蔡述波带着他祖父十九岁时的一张照片赶往福州。因宋老已因公返京，蔡述波又赶到北京。

宋侃夫等蔡威的老战友都先后接见了蔡述波，并向他询问察家的具体情况。马文波问道：“你们家是否收藏着一把石达开的宝剑？”

“不懂得。”蔡述波说罢，又马上表示：“我们蔡家的人在宁德的很多，回去后，我一定仔细地问一问。”

不久，蔡述波回信言道：“蔡家确曾收藏过石达开的一把宝剑，名‘青钢宝剑'。原保存在他堂叔蔡作柯的家里，1956年土改时交上去了，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马文波立即派人赶到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始知属于太平天国的文物都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由近代史组管理。于是他们立即前往。

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非常清楚而又明确：“本馆从来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宝剑。"

马老又电请南京军区协助查找，太平天国馆馆方说，他们不仅没有收藏过石达开的佩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石达开的佩剑至今还留在世上。

此时，福建调查组寄来一信:关于福鼎县张XX的情况，已在浙江温州中学查清。张XX于1937年和1938年在该校读书，并查到了他当时的同学录和分数单。不言自明:蔡威于1936年9月在甘南岷县牺牲了。而张xx1938年还在温州读书！张家非蔡威之后。

1985年6月5日，马文波将军和夫人金瑞英及两名随员，从北京到达福州。当天即与去福鼎调查组的杨的莺、黄士珍等进行了商谈，并约定第二天一起去宁德，首先与蔡家石达开“青钢宝剑”的传人蔡作柯相会。

第二天，蔡老先生在文化馆陈馆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招待所。马文波将军即开门见山地向蔡老先生提出请您谈谈石达开那把‘青钢宝剑’好吗？”

“好的。”蔡老先生答应了一声，随即谈了如下的一些情况：

"这把宝剑有三尺多长，在剑柄的前面，有‘青钢宝剑’四字，剑身两而都镌有‘二龙戏珠’的精细花纹。剑身亮晶晶，光灿灿，非常锋利，确为珍品。它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佩剑，后来成了我们蔡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我常舞弄它，竟把剑柄都弄破了。有一次，因为所说真的宝剑f削铁如泥’，我就左手拿着砍柴刀，把它的锋刃朝上放在地上，右手举起宝剑，猛地朝砍柴刀砍去，砍柴刀确实被砍坏了，而剑也留下一个缺口。为此，我父亲曾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通。”

“那么这把剑呢？”马文波将军问。

“交上去了。是1956年我们这里土改时交上去的。”

“有谁可以证明吗？”将军追问。

“我们馆的第一任老馆长可以证明，陈馆长插言道，“我没有看过这把剑，但我听我们的老馆长讲过，是经他手送到当时的福安专署的。因为才解放时，我们宁德属福安专区，后来才改为宁德专区。老馆长现在泉州，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既然是石达开的佩剑，必然是他的珍爱之物，且又是随身佩带的，而石达开兵败川西，他的剑，怎么会到了你们闽东的蔡家呢？”将军欲解此惑。

“是这样的。”蔡老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释着:“我祖父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叫蔡亨，字步钟，在清时曾任四川雅州知府，官署就在今天的雅安。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正是雅州知府的辖区。当石达开兵败被俘时，恰在我的高祖任内，于是石达开的这把佩剑，也就到了我高祖的手里。我高祖一见，非常喜爱，就把它收藏了起来，并声言留给长子长孙作为传家宝。后来，我高祖被封为云南按察使，因回乡养病，就把剑带回了宁德。因我是蔡步钟的长门嫡孙,这把剑也就自然传到我的手里。这就是石达开兵败川西，而他的随身佩剑却传到我们闽东蔡家的由来。”

“那……蔡威是你的什么人？”

“按照《家谱》，他是我的堂叔。”

正当人们为此陷人遐想之时，忽听陈馆长对蔡老先生问道：“方才您讲，石达开是‘兵败被俘’，恐怕错了。石达开是‘自投清军’，是降清。这在有关史书和《辞海》上，都是写得很清楚的。”

“不！他不是降清。因为我们家不光藏有一把石达开的佩剑，还藏有一本石达开的亲笔口供。这本口供，我看过爹遍。他不是降清，是被俘，蔡老先生非常肯定地说。

“那，这本‘口供’呢？”马老将军的一位随员迫不及待地插问一句。

“因为我在外地做事，我母亲没有文化，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青钢宝剑”,你在哪里?

“我们到省博物馆再去查找一下吧！如果楫博物馆没布，我们就去泉州，请宁德文化馆的老馆长给开一证明，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更放心地交待了。”马老将军认真地部署下一步工作。

就这样，一行人又赶往福州。

省博物馆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关于石达开的佩剑，我尚未听说。因为我才接管这项工作不久，但我知道，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全省各地交上来的东西很多，有一仓库呢！因为都未注明情况，所以至今还都存放在仓库里。”

为此，他们根据蔡作柯老先生的讲述，把剑的名称、花纹、剑柄已经破损、剑刃的一面有个小小的缺口，都—地向这位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提出“因事关重大，请能分神杏找一下。”

“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查找。更何况，它还是石达幵的遗物呢。”

剑终于找到了！尽管它已经破旧了，剑柄上仍淸楚可见“青钢宝剑”四字。它静静地置身于仓库的一个角落里。

此剑为权威性证据，至此，寻觅蔡威烈士亲属的工作圆满结束了。

当吋，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同志和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程序同志，先后来到宾馆看望马文波，都高兴地说：

“马老呀！您干了一件大事，干了一件大好事！真应该感谢您啊！！”，

“多年的宿愿总算实现了。要说感谢，首先应该感谢军区党委和省，地、县委。因为三年来，你们的黄士珍、杨的莺、黄垂超、吴滨、陈国秋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做了很多很细很具体的工作。我回京后，还耍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宋侃夫、王子纲、肖全夫、徐深吉、陈福初、李永悌等同志，并准备联名给李主席和徐帅写份报告，因为他们都非常关心此事。唯愿为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蔡威烈士的英魂和他的亲属们能够得到安慰！”

讲到这里，时年七十四岁高龄的马文波将军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乃至连声咅都有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