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希腊的自耕农

从逻辑上讲，认识自耕农离不开考察农民。在古希腊文献中“农民”一词是georgos“耕农”是 autourgos。两词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亚里斯多德在一段关于“爱憎好恶”的讨论中暗示了这一点：Toioutous d’ hypolambanousi tous me aph’ heteron zontas；toioutoi d’ hoi apo touergazesthaikai touton hoi apo georgias kai ton allon hoi autourgoi malista，（人们）“也这样看待（承上文之义即‘喜欢’———笔者注）不依赖他人生活的人；这种人以工作维生。他们当中有农民，而自耕农又占大多数超过了其他农民。”这段话中我们译为“农民”者亚氏原文作 hoi apo georgias （zontes）直译即“以农业（维生）的人”与 georgoi（农民们）同义。而 georgos（农民）在希腊人那里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广的词。公民、奴隶或其他依附劳动者、被释奴和外侨。不管是亲身从事农业劳动，还是不劳动而只经营农业，都可以被称为“农民”。显然古希腊语中“农民”这一名词并不能标明一个人的阶级身份和法律地位。autourgos 的情况却与之不同。它本是形容词。一般义为“亲自工作的”；往往用于农业语境且常作名词。意即“自己耕作的人”或“亲自耕作的人”。而要做到“自己耕作”或“亲自耕作”，耕地必须是自己的才行。可见，autourgos 这个词本身就包涵了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两方面的内容：自耕农是土地所有者，而希腊的土地通常为公民所独占。公民身份是成为自耕农的法律前提；自耕农本人的劳动是劳动力构成中的必要成分。由此可以给古希腊的自耕农下个定义：他们是身为公民，拥有土地，亲手劳动的农民。公民身份和土地所有者身份是自耕农区别于从事农业的外侨、农业奴隶、黑劳士和其他农业依附劳动者的地方。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奥瑞斯忒斯》中那位自耕农便是能够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剧中又说他“是一个自耕农，也只有这种人才守护着土地”①。而亲手劳动则是自耕农与从事其他农业经营方式的土地所有者和公民的根本区别。色诺芬赞美土地的话语中便体现了这种区别：kai tous men autourgous dia ton kheiron gymnazousa iskhyn autois prostithesitous de teiepimeleiaigeorgountas andrizei proiteegeirousa kai poreuesthai sphodros anagkazousa，（土地）“锻炼着亲手劳作的自耕农，赋予他们以力量，清晨唤醒农业管理者，迫使他们健步疾行。将他们塑造成伟大丈夫。”色诺芬在这番话里提到了两种人，一种为 hoi autourgoi dia ton kheiron直译作“通过双手自己耕作的人”即“亲手劳作的自耕农”；另一种是 hoi tei epimeleiai georgountes直译为“以管理的方式从事农业的人”‚即“农业管理者”（分词 georgountes 实质上与 georgoi 同义，意即“农民”）。短语 dia ton kheiron（通过双手）和方式与格 tei epimeleiai （以管理的方式）之间的鲜明对照，正是自耕与其他经营方式在劳动和管理上的显著区别。所谓“以管理的方式”经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土地所有者亲自管理监督奴隶劳动，如阿波罗多洛斯和尼考斯特拉托斯的地产之经营；另一种是土地所有者利用管家监督奴隶劳动如伯里克利和伊斯考马考斯的地产之经营。两者都是土地所有者作为纯粹的剥削者出现。整个经营呈现出完完全全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特色。而自耕经营的自耕农或者根本就不是剥削者或者是以双重身份出现，既身为劳动者，又兼作剥削者。 

     古典作品常把自耕农同“贫困”一词联系起来，这反映出大多数自耕农可能都不甚富。实际上，存在着各种贫富程度的自耕农。雅典前三个等级财产下限的比例5：3：2就标示了贫穷的自耕农、较富裕的自耕农和富有者阶层之间贫富的相对差距。而“轭牛级”财产下限的绝对数大致可视为贫穷的自耕农与较富有的自耕农之间的分野。“轭牛级”的最低财产标准梭伦定为200麦斗，当时合货币200德拉克马。到公元前4世纪末则为2000德拉克马。按那时公地拍卖的起价即1普莱特拉50德拉克马折算，合土地40普莱特拉（1公顷＝11普莱特拉）。这与希腊世界一些殖民地的份地分配规模大体一致。该数额的财产能够维持花费不是很小的重装步兵武装。实际上比这小得多的土地就能维生。公元前318年马其顿统治者再度限定雅典的参政资格1000德拉克马（20普莱特拉） 财产为最低限。奥尔科美诺斯（Orkhomenos）的参政财产资格更低，为45麦斗即9普莱特拉32。两者既能维持较宽泛的寡头政治的参政权，自然也足以维生。而黑色科西拉（Kerkyra Melaina）分地法令中规定的每人分得的两块土地合计才4．5普莱特拉。这是目前所知的最小份地标准，也许是人能存活的最低土地数了。古典作品里对贫富不等的自耕农的地产和劳动有着典型而生动的描述。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虽以波斯人物为题材。很多地方却是根据希腊的经验写成的。书中的斐劳拉斯的一席话实质上是一个希腊穷自耕农的自白：“我的家庭怎么能算是富有呢？我们那时分明是靠双手维生。我的父亲就自己耕作，捉襟见肘，还得拉扯我，设法让我得到孩子们应得的教育；但当我长成一个小伙子时，他就不能让我吃闲饭了，而是把我领到田里，叫我干活。这时，我便反过来赡养他，给他养老送终，我掘种很小的一块地。不过它的确不坏，但却是一切田地中最公正的一块。因为我种多少，它就漂亮而公平地收多少，并无什么很多的收益；而有时生长适宜，它能有两倍的收成。”其中对小块贫瘠土地的谐谑之词，也见于米南德在《农民》中对穷自耕农高尔吉亚斯的土地的描写。高尔吉亚斯还到乡下做雇工，是典型的“雇工级”。《恨世者》主人公克奈蒙也是个自耕农。耐人寻味的是米南德把他描写成“穷人”但又说他有一块价值2塔兰特（1塔兰特＝6000德拉克马）的土地，并要陪送女儿1塔兰特的嫁妆。《恨世者》是公元前316年上演的，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和财产标准，他算是相当富有了！可实际上这两个数字却是米南德喜剧中常见的“好来坞狂想片般的夸张”。它们也许夸张了10倍。若按这个比例降低，克奈蒙的地产则为20普莱特拉的规模，他还能在马其顿人操纵下的寡头政权中谋得一个投票权，他是位愤世嫉俗的老人，宁愿自耕而无农业奴隶和雇工。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厄勒克特拉之夫是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贫困自耕农。他有一所房屋。他在说到自己田地（arourasgyas）和耕牛（bous）时使用了复数词，说明他的田地、耕牛的数量都不是惟一的。但因他自称“贫穷”，他的几块田地可能都很小；耕牛也不会超过两头这一标准数量。他相当于雅典较贫穷的“轭牛级”。《田工农时》则开列出了小康自耕农的一系列指标，主要有：几块田地、两头耕牛、两张犁、一辆大车、一套木碾、几座谷仓、一所房子、一个赶牛的女人、一个扶犁的40岁壮汉、一个侍女、若干奴隶和一个雇工等。《农民》中的克雷埃内托斯就在这种小康自耕农之列，他拥有几个外族奴隶；还雇佣雇工劳动，高尔吉亚斯即受雇于他。但他仍不脱离生产，而且还是主要劳动力之一。他就是在劳动时受伤的。这两个小康自耕农大致相当于雅典“轭牛级”中的富有者。对于上述各类家境的自耕农来讲，各自贫富不同，采取自耕经营的原因也不同。贫者自耕自然是由贫困所致。富者选定自耕则与贫困无关，无疑是出于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本能或偏好。相应地自耕农使用自身以外的劳动力即雇工和奴隶与否，既受财产多寡的制约，也有个人的好恶在起作用。不过，高尔吉亚斯的情况初看却有些令人不解，他既出外做雇工，又蓄养奴隶———一个老女仆。贫困的家境与蓄奴之间看似矛盾的作法恰恰暴露了这一事实：自耕农阶层本身并不排斥奴隶劳动，相反就连最贫者都有一种对奴隶的渴望；一俟经济条件允许，自耕农就会量力而行地蓄养奴隶。高尔吉亚斯由于贫困所致无法蓄养对生活资料消耗较多的男性壮年农业奴隶。但他家中人口不多，一个老年家内女奴是完全养活得起的。克耐蒙虽不使用农业奴隶，但也养有一个老女仆。阿里斯托芬喜剧里的自耕农无论贫富，也都拥有奴隶。甚至极度贫穷的克瑞密罗斯都毫不迟疑地认为在人人富有的国度里，一切手工和农业劳动都应由奴隶担任。在主奴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同时，在对待奴隶的问题上，自耕农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同情和友善。《农民》一剧中，克雷埃内托斯受伤后，家奴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幸灾乐祸地诅咒他，最后是同为自耕农的雇工高尔吉亚斯照顾他养伤的。可见，自耕农和其他公民一样，或本身就是奴隶主或作为潜在的奴隶主，站在与奴隶阶级对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和阶级立场上来捍卫和发展奴隶制的。自耕农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相互兼容的，并在兼容当中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突出了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集于一身的特色；后者暗示了劳动者同时又不排除是剥削者这一本质。另外，在自耕农经济下，自耕农同其他自由人、公民之间，以及自耕农相互之间，有时还建立起雇佣关系。不过，自耕农对雇工的剥削要远远轻于对奴隶的剥削。 

自耕农的思想意识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本位的乡土意识，但其中羼杂着对经商致富的一定程度的憧憬和追求。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基于自耕农经济中自给自足与商品经济两种因素之间的主辅关系和与此种关系相关联的城乡关系；这两对关系构成了自耕农思想意识的经济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在详细剖析该经济前提的基础上来考察和看待自耕农的思想意识。自耕农经济从本质上讲是自给自足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商品经济的成份。自给自足因素与商品经济因素在自耕农经济结构中的关系是主体与补充、核心与边缘的关系。自给自足因素在自耕农经济中起着强大的主导作用。这在“恨世者”克奈蒙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克奈蒙愤世嫉俗，离群索居，希望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他从不打别人的主意，也不愿借给别人任何东西。他的信条是“ 能自给自足，无需别人帮助”。他极其痛恨牟利之举，希望每人都满足于一份中等的财产。他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完全是自给自足（autarkeia）意识和作法的极端表现。自给自足是一切农业社会的通则，希腊自不例外。但是，极端的自给自足注定要失败，克奈蒙本人最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给自足经济完全需要商品经济来补充。《田工农时》里的自耕农也信奉自给自足，但他处世圆通，注意处理好邻里关系，不反对追求财富。他亲身置办船货，出海经商获利，自称是为了“避免债务和不快的饥饿”。此言足见商品经济对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之效。

从赫氏用词看，该自耕农所经营的商业是 emporie（商旅生意）。柏拉图在《智者篇》里说到了古希腊的商业分两类：自己产品（autourgoi）的出卖叫“自产自销”（autopolike）交易别人的产品叫“贩卖”（metabletike）。几乎一半的贩卖在城市中进行，被称为“摊贩生意”（kapelike）。而在城市间进行的买卖交易则被称为“商旅生意”（emporike）。emporie 与emporike 只不过有些词尾的不同，而意义却完全一样，赫西俄德的自耕农所经营的是商旅生意。希腊人并不鄙视这种商业。柏拉图既然使用了我们熟悉的 autourgoi一词的一般意义，并把该形容词用作名词，意即“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么自耕农自己的产品也应包括在这种 autourgoi 中。（伪）亚里斯多德的《经济论》中就曾推荐出卖自己产品的“阿提卡家政方式”。该方式是“卖出为买入”，在较小规模的家政管理中，家内不设储藏室。阿提卡土地贫瘠，谷物不能自给，但葡萄、橄榄因能生长得很好而种植较多。自耕农“卖出”“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买入”谷物。较小的自耕农的油、酒的产量有限，一次即可卖清，自然就无需储藏室了。可见，柏拉图所云的两种商业，自耕农都有所从事。他们在自给自足目的不能达到，就会本能而务实地诉诸于商品经济。此外，在自耕农蓄养奴隶的做法中也包含着自给自足与商品经济的主辅关系。蓄养奴隶的前提是财富在自给自足之外还有剩余，以提供奴隶的生活所需。希腊的奴隶有很多是由奴隶市场上购买而来的。奴隶市场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伴随着奴隶主对奴隶人身的购买，他们也购买了对奴隶劳动力的永久所有权和使用权。自耕农购买奴隶既标明了他们业已达到了自给自足，也意味着他们参与了以劳动力为商品的商品经济活动。而在这种商品经济活动中，自耕农投资蓄奴的目的又是为了保障、巩固和扩大业已达到的自给自足。自耕农经济中自给自足和商品经济的主辅关系决定了自耕农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广阔本土，而城市却是商品经济在农业国度里的租借地。大多数自耕农的田宅皆在农村如克奈蒙、高尔吉亚斯、厄勒克特拉之夫和《田工农时》、《阿卡奈人》、《和平》里的自耕农皆属此类。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众多的乡居者都不愿撤离乡村；也有很多自耕农家住城中而田在城外的，如杀死埃拉托斯忒奈斯的凶手及其朋友、邻居 和很多普拉提亚人。另外，还有家住城内城内城外均有土地的自耕农。黑色科西拉的分地法令里即规定殖民者将在城内城外各分得一块田地。自耕农的田地常分成不在一处的几块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更好地实现自给自足。这是古希腊人常用的经济对策。如厄勒克特拉之夫和《田工农时》里的自耕农都有不止一块耕地。自耕农住宅与农田分布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农村在自耕农经济和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从根本上是依赖于农村的。既然自耕农经济的主场地在农村，农村自然也就成了自耕农的精神家园，城市往往不为他们所喜欢。《奥瑞斯忒斯》里的自耕农就很少走近城市和市场。克雷埃内托斯认为贫困这只“野兽”“尤其存在于城市中”。狄开俄波利斯讨厌城市什么都得买，思念“应有尽有”的农村。斯瑞西阿得斯怀恋“快乐的乡下生活”对身为“骄奢的城市姑娘”的妻子牢骚满腹。这些都反映了自耕农本能的乡村意识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抵制。自耕农虽有城居者，自耕农经济虽不拒绝商品经济，但当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派生出来的某些意识和行为方式达到了有悖于自耕和自给自足的程度时，自耕农就会对之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甚至厌恶。农村侧重自给自足，城市偏重商品经济各有千秋‚导致了淳朴的乡风和浮华的市民习气在两地各领风气之先。自耕农养成了所谓的“乡巴佬作风”（agroikia）。这种“乡巴佬作风”正是自耕农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公元前4世纪末的哲学家赛奥弗拉斯托斯在其描写形形色色性格的作品里，对“乡巴佬作风”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乡巴佬作风表现出来的是不得体的无知，乡巴佬就是这种人。他喝了提神儿的混合饮料后，就去开公民大会并说任何一种香油都香不过百里香，他穿的鞋比脚大得多，他还哇里哇啦地大声讲话。他不信任朋友和亲戚，有什么大事都透露给自己的家奴；还在田地里把公民大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给跟他并肩干活的雇工；他把衣裳撩起到膝盖以上，以至他的下身都露了出来；在路上，他不会对别的什么东西感到惊奇，也不会为之所动，可是一旦他看见了一头牛，或是一头驴，或是一头公山羊，他就会站着瞅。他从库房里拿一样东西就吃，还喝很浓烈的酒；他暗中向做面包的女仆求爱，然后就同她一起磨出了他自己和全家一天的口粮。他一边嚼着早饭，一边用麦子喂牲口；招待客人时，他会把狗叫来，摸着狗嘴说‘是它保护着我的田地和房屋’。他拿到银钱时，鉴别一下就不要了，说它太像铅的啦。还要换下一个。如果他借出了一张犁，或一只篮子，或一把镰刀或一个袋子。他会在夜里睡不着觉时想起来，于是便起来出去找。当他进城的时候，他遇见一个人就会问人家硝皮和熏鱼是多少钱。今天是不是到月初了，人家要回答说是，他就会马上说要去理发。在路上，他就会到阿尔奇亚斯的熏鱼店买上熏鱼。他还会在澡堂里唱歌。他把鞋底儿都钉上了钉子。”赛氏的此文通篇充斥着讥讽之词，然而我们透过所谓的“乡巴佬作风”看到的却是古典时代自耕农那种热爱农业，热爱财富，热爱生活，也热爱民主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希腊自耕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商品经济对它的补充性以及与之关联的城市既依赖又对立于农村的城乡关系，在其他很多古代国家也都能见到。这些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经济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在商品经济的比重和广度方面，希腊某些城邦的自耕农经济可能具有更多的商品经济成分，于是在自耕农的“乡巴佬作风”中才流露出重农和爱财的双重意识。另外，自耕农经济与奴隶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兼容性也是希腊自耕农经济的一个特色。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古代希腊社会带上了这样一种性质———包容较多商品经济、自耕农为社会基础的奴隶制农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