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晓 | 民主政治神话的建构——对《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关联性的考察

在当今美国的政治界与知识界，有许多人认为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存在着某种类似性和关联性。然而，事实上它们的差异远大于相似。《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真正影响的是爱德华·埃弗里特的《葛底斯堡演说》，而非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追溯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雅典民主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形象变迁，有助于理解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产生关联性的时代背景。在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后不久，乔治·威廉·柯蒂斯就将其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进行类比。不过，这种类比性及关联性研究在美国并非一开始就获得充分的讨论与广泛的共识，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关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影响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说法缺乏历史真实性，属于意识形态建构。

伯里克利；亚伯拉罕·林肯；雅典民主；美国民主；古典文化

1992年，美国知名作家、历史学者盖瑞·威尔斯出版了《林肯在葛底斯堡：重塑美国的话语》一书，在美国广受追捧，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评论类奖（1992年）、图书大使奖的“美国研究类奖”（1993年）和普利策历史奖提名（1993年）。在书中，威尔斯将亚伯拉罕·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430年冬季于雅典凯拉米克斯墓地发表的《国葬演说》（由修昔底德记载）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在911事件的纪念活动中，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都曾被用来鼓舞美国各界人士的爱国主义热情。事实上，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一美国“最伟大的话语”（《纽约时报》评论语）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相提并论并非近年来的新事，而是美国政界与知识界的一项传统。例如，组织全美中学生举行爱国主义演讲比赛的“民主之声”项目内有面向中学教师的培训课程，其中就有将爱德华·埃弗里特的《葛底斯堡演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进行对比的内容。

在中国，《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都为人熟知，且不少学者对两个文本分别进行过较为细致的研究，但对美国学者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过程和用意尚缺乏关注。本文运用政治思想史和文本接受史的研究方法，从还原伯里克利发表《国葬演说》与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的历史背景入手，比较两个文本各自语境上的特点，分析和反思《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对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真实影响力，由此追溯在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植入“雅典民主元素”的时代背景，同时回顾美国知识界对两者关联性研究的展开过程，旨在揭示这种关联性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通过考察这一古典文本接受史上的重要个案，中国学者可以管窥古典文化和历史（尤其是雅典民主）对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

一《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影响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初看起来，《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国葬典礼上至为庄重的献词，通过对所在国家制度的赞美及颂扬先前的阵亡者，来勉励活着的人们继续为国家奋斗。而且，美国学者往往倾向于强调两者主旨的一致性：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中，将士们秉承先辈的遗志，为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但若认真阅读两者的内容，并分析它们的历史语境与基本理念，恐怕会觉得两篇演说词的差异远远大于它们的相似性。

首先，伯里克利与林肯在演讲一开始确实都赞颂了各自的祖先。威尔斯将其进行了比附。但将两篇演说中分别提到的“祖先”和“父辈”概念进行类比是有误导性的。伯里克利强调的是雅典人是土生族：“相同的族群通过世代承袭始终占据着这片土地。”“土生族”观念属于古典时期雅典人的核心政治思想。当时的雅典公民自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起源，并从很早起就长久地居住在阿提卡这块土地上，因此具备平等的出身——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相比蛮族乃至其余的希腊人（其余大多数希腊人被认为在很长时期内都是迁徙和混乱的），雅典人又产生了一种高贵意识和对自身形象的荣誉感。伯里克利与其他雅典国葬演说家都极力渲染这一“本土优越论”。而林肯在演讲全文中忽视（或有意回避）的对象却是美洲大陆上的大批原住民——印第安人。乘坐“五月花”号等来到美洲“新大陆”的祖先和摆脱宗主国控制在这里建国的国父们完全不像雅典的“土生族”公民，倒更像是古典时期的克基拉人（他们从科林斯殖民到克基拉岛，后与母邦交恶开战）。由于欧洲清教徒移民不具备雅典人那种“本土优越感”，无法进行直接类比，斯蒂文森等学者便用“制度传承论”转移了视角。在他们的建构中，美国民主是雅典民主的延续，都是“平等社会”，所以，“先辈”只需追溯至在“这个大陆上创建新国家”的“国父们”。与此同时，美洲原住民（那里的“土生族”）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就被忽略了。

其次，两篇演说词所纪念的两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美国内战）对各自国家乃至文明都至关重要，因此容易被双双冠以“伟大”之名而混为一谈。伯里克利与林肯的演讲也被认为都是在战争中慰勉同胞。但若仔细思之，两场战争的性质明显不同，两篇战争演说的基调也无法类比。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结束时）的这篇“国葬演说”中，主要是鼓动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展开竞争，争夺希腊世界内的霸权和荣耀，并处处标榜他们比斯巴达人更胜一筹。而林肯强调的是，当时所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内战”，葛底斯堡战役的阵亡将士是为了维护联邦统一而牺牲的，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使这个创建于87年前的国家“长久生存下去”并“得到新生”。可以说，林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其指导美国内战的思想与伯里克利领导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意图完全不同。南北双方固然有众多的差异和根本性的分歧，但林肯并非要与南方所谓的“美利坚诸州同盟”竞争北美地区的霸权，而是为了确保联邦的统一，他还在战后致力于弥合南北双方的仇恨，对南方采取宽大政策。尽管当时就有评论人士将美国内战比作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下文），但这显然不符合林肯总统的本义。如果一定要进行类比，那么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可能和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9年发表的另一篇国葬演说的主旨更接近——那是悼念为了维护提洛同盟“统一”、镇压萨摩斯人反叛而阵亡的雅典将士。可惜这篇演说内容已经失传。

再次，伯里克利与林肯是各自国家制度的代言人，并看似都宣扬民主。许多美国学者也利用这一点将其进行类比。但在本质上，他们两人的理念是大相径庭的。第一，伯里克利宣称，在雅典城邦内，“一个人不参与政治事务，并非因其不活跃，而是因为他无用”。这意味着，公民很难根据个人意愿而拒绝参与政治事务。而且，雅典公民只要没有死亡，都要“愿意为城邦承受各种可能的困苦”。在霍恩伯劳尔等现代西方评论者看来，伯里克利这种要求“个人绝对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雅典民主事实上颇有“极权主义政治哲学”的意味，而与允许“消极自由”的现代西方社会有着很大区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所明确规定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也是雅典城邦不具备的，否则阿那克萨哥拉和苏格拉底也不会受到起诉和审判。简而言之，美国国父们在新大陆上创建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并非古代雅典式的。第二，伯里克利固然说：“我们的政体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权力并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大多数人的手中。”但同时他强调的是“美德”的重要性。“美德”在古希腊文化的语境中，意味着武勇、竞争和对卓越的追求。无论是《荷马史诗》里的巴赛列斯，还是泛希腊赛会中的冠军，抑或教授修辞学的智术师，都希望通过各自的技艺来追求美德，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最强者。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争夺的也正是成为最强者的荣耀。他的基本信条是设定人与人之间的非平等性，因此他会说：“我们在竞技之中与那些不具备相同品质之人所追求的奖品是不同等的。”而这与《独立宣言》中宣称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继承和重新阐释的“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口号显然存在着差异。“生而平等”，或更确切地说，“被（造物主）创造而平等”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启蒙主义思想，古典时代充满着主奴意识的雅典公民对此必然是排斥的。而且，林肯在演讲中也明确表示，他们的国家要“在上帝的保佑之下”获得新生。而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反复强调的是为雅典城邦奋斗、献身，甚至对希腊诸神（如雅典娜、宙斯等）都只字未提。要之，伯里克利的政治理念主要来自荷马以降标榜卓越、推崇竞争、寻求霸权的希腊城邦精神，而林肯的信仰更多源自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第三，正是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理念，伯里克利才会反复强调雅典人与雅典城邦的独特性：他们无论在人生价值、美德标准和信心源头上，还是在政治体制、军事行动和国家实力方面都与众不同——或者说高人一等。而林肯则宣扬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理念具有普世性（“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国家……”）。因此，伯里克利会提出对雅典公民权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而美国却吸纳大量外来移民，并试图在现代世界强行输出“美式民主”。此外，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若仔细分析《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恐怕还会发觉一些“政治不正确”（宣扬霸权主义、歧视妇女等）的语句。由此疑问便自然产生了：既然两篇演说词字面上的一些相似性其实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那么《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是否真的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产生过影响呢？

葛底斯堡国葬典礼的发起者大卫·威尔斯在1863年11月2日才向林肯发出正式邀请函，请他出席葛底斯堡国葬典礼并致词。此时距典礼只有两周多时间。不过，关于林肯仓促发表《葛底斯堡演说》的传闻应该是不准确的。林肯的秘书约翰·尼古拉与助理秘书约翰·海伊陪同他一起去葛底斯堡参加了国葬典礼。尼古拉专门撰文回忆了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献词的前后经过，并详细介绍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版本情况（草稿、演说发表后翌日报纸上刊登的版本以及事后林肯的修订稿）。尼古拉确认，虽然林肯在离开华盛顿、动身前往葛底斯堡前只写了大部分演说词，他是在典礼开始前的当天上午才真正写完了全文，但可以肯定的是，演说内容应该是林肯长期思考的结果。而且，国葬典礼后林肯还对演说词文字作过认真的修订。然而，尼古拉并未提及林肯在准备及修改演说稿时使用过参考文献，更未提到《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起到过影响。从受教育背景上分析，出身苦寒的林肯主要靠自学成才。早年的他没有机会接受当时精英阶层的古典教育，成年后虽受到过古典文化的些许影响，浸染也不可能很深。他本人更偏好的是《圣经》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史蒂文森想从“林肯去葛底斯堡前夕得到过埃弗里特的手稿”“林肯的藏书家朋友赫恩登可能向林肯介绍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1862年白宫曾向国会图书馆借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角度来论证林肯受到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影响，但这些推测显得牵强。即便林肯事先读到了埃弗里特的演说词，但埃弗里特在演说中主要介绍的是雅典的国葬典礼，仅引用了《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的个别语句（见下文）。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并未提及那次《国葬演说》（公元前431/430年），即使注释等处提及那次演说，也只是少量词句。赫恩登是否向林肯推荐过修昔底德，以及林肯是否真读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都无法确认。而且，就连斯蒂文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简洁措辞与伯里克利（实际上是修昔底德）的冗长风格明显不同。实际上，在林肯简短的讲话中也并未提及古希腊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埃弗里特和他的《葛底斯堡演说》。

埃弗里特在21岁时就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古希腊文学教师。之后，他成为第一位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取得古典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他游览过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回到美国后积极支持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他担任过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国务卿等要职。他是19世纪美国提倡复兴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坚信美国可以成为“新的雅典”。同时，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擅长19世纪中期美国流行的长篇演说形式，并已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等美国的“革命圣地”发表过演说。大卫·威尔斯将埃弗里特视为主旨演讲的不二人选。根据葛底斯堡国葬典礼的仪式节目单，埃弗里特确实是当时的主要演说者，他的演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葛底斯堡演说”。而林肯作为总统的讲话是献词。此外，典礼上还有斯托克顿牧师的祈祷、鲍尔牧师的祝福，以及音乐、颂歌和挽歌等。若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林肯的献词只是其中简短的一环。因此，从功能上看，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更接近的应是埃弗里特的《葛底斯堡演说》，而非林肯的简短致辞。同时，从内容上分析，也恰恰是埃弗里特（而非林肯）在演讲中引用了古希腊的历史与典故。他在一开篇便详细回顾了修昔底德（2.34）所记载的雅典的国葬典礼，以及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抗击波斯人入侵的历史。在演讲的结尾处，他又引用了《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的名句——“整个大地都是杰出人物的坟墓”（修昔底德，2.43.3）。他才具有明确继承雅典国葬典礼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意识。因此，《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真正影响的是埃弗里特的《葛底斯堡演说》，而关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影响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流行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明显有臆测之嫌。那么，美国学者为何要建立起《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之间的关联性？这需要回顾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雅典民主与伯里克利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形象变迁。

二 从建国到内战：雅典民主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形象变迁

在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传播中，若需将两者进行类比，则既要提炼其基本共同点，又需考虑所在文化圈受众的认知程度。乔治·华盛顿被比作罗马共和时代的英雄人物辛辛纳图斯，主要由于他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交还大陆军的指挥权，归隐弗农山庄。对这一类比的宣传正是基于美国的建国者们对罗马共和制的仿效心理，并符合当时“农夫—战士—公民”的共和理想。而出身肯塔基州贫寒农家的林肯与属于雅典上层贵族的伯里克利有着明显差异，他们也被用来类比，主要在于对各自民主制度的维护与宣扬。在这一视角下，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被比作美国版的《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而两个个体与两种制度之间众多的差异性都被有意忽略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何时注入了雅典民主的“元素”？林肯又是如何与伯里克利建立起历史关联性的呢？

早在北美殖民地初兴之时，古典文化已随英国殖民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传入了那里。18世纪，美国知识阶层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了解与钻研可能比同时期的欧洲知识阶层要少，但也绝不缺乏兴趣和热情。总体上看，他们往往更欣赏罗马共和制，而非雅典民主制。因为他们对雅典民主的看法深受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影响，而这些作家对雅典民主都持批判态度，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敌意。当时欧美流行的历史著作对雅典民主也以批评为主，认为其不稳定。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虽然有一部分激进派赞颂古代雅典的民主，但“贬抑和否定雅典是一种主流倾向”。即便像托马斯·潘恩这样赞颂雅典民主的人士，也认为代议制民主要优于古代雅典的“纯粹民主”。而约翰·亚当斯、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等人则对雅典民主充满了不屑和偏见。麦迪逊讥讽地写道：“即使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上仍是一群乌合之众。”显然，在美国创建初期，精英群体对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深感忧虑。所以，在当时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与直接民主相联系的“雅典元素”未被吸纳，而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压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伯里克利受关注度也较低，而且常被视为负面的民众领袖形象，远不及梭伦（当时被认为是民主政治之父）受重视。进入19世纪后，形势才逐渐发生转变。

19世纪初，英国建筑师拉特罗布将希腊复兴式建筑带到了美国。在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两位总统的支持下，拉特罗布主持首都华盛顿多项重要国家建筑的设计与修建。他多次借鉴古代雅典的建筑，使“当时尚年轻的共和国与古代民主的发源地联系在了一起”。1824年，拉特罗布的学生斯特里克兰模仿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在费城修建了美国第二国家银行。帕特农神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人重修卫城时所建的最重要的建筑，也成为了那个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和灿烂文化的象征。19世纪前期，拉特罗布和斯特里克兰等人设计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在美国的流行，客观上增进了美国公众对古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民主）的好感。

1820年代的希腊独立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人民对希腊的认同感。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美国朝野予以极大关注，各阶层广泛支持希腊。这既和当时欧美盛行的希腊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同时也暗含着美国寻求信奉共和制盟友的现实考量。18世纪以来，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被污名化为东方专制暴政的象征。而且，欧洲各国也普遍实行君主制，并在1815年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共同压制共和革命。实行代议制民主的美国自然期待希腊能够独立并建立起共和国。因此，三位前总统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支持希腊独立。而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希腊主义者正是爱德华·埃弗里特。1823年10月，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鼓动美国人民援助希腊人民争取自由，并将希腊独立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比较。美国亲希腊者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的大量活动不仅帮助了希腊人民，也推动了古希腊语教育和古希腊文化在美国国内的普及，为美国民主和雅典民主的“嫁接”提供了比建国初期更广大的认同基础。

就在美国各界对希腊的文化和独立运动热情高涨的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在竞选中战胜了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并在当选美国总统后标榜平等思想，扩大了普选权，完善了两党制度，使“普通人在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进入了“杰克逊时代”。杰克逊的支持者主体上是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中产阶级商人和工农群众，并不怎么关注古典希腊。但在杰克逊民主的时代氛围下，美国知识阶层开始重新评估雅典民主。伯里克利也逐渐取代梭伦成为雅典民主史上最受关注的正面对象。而杰克逊常被他的支持者比作伯里克利。原来，伯里克利在梭伦、克里斯蒂尼和埃菲阿尔忒斯等前辈的改革基础上推行发放陪审员津贴，使雅典的普通公民能够有闲暇和余力参与到城邦政治与公共活动之中，此举被认为是讨好民众的做法；并再次冲击了雅典旧贵族的政治权力。杰克逊宣扬“普通人的才智足以胜任各类公职、无需依赖专家”，并大量起用他的平民支持者作为对他当选的回报，这也触动了美国白人精英阶层原先掌控的政治权力。两人的政策扩大了各自体制的民众参与度。此外，两人的施政风格都给民主政治留下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引起了部分群体的不满——修昔底德暗示伯里克利是实际掌控雅典最高权力的“第一公民”，而杰克逊被批评者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两人在这两方面被认为具有相似性。连英国作家兰多都敏锐地意识到了新大陆上的风向变化，于是将他所著的《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娅》第二卷题献给杰克逊总统。到了杰克逊时代，“民主”这一古希腊词源的政治术语，早已不再像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备受争议，而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潮流势不可挡。之后，当格罗特陆续出版他的《希腊史》（1846—1856年）时，他对雅典民主和伯里克利时代的赞颂不仅在英国和欧陆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知识界对雅典民主以及伯里克利的认知。据说，约翰·亚当斯的孙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曾依据格罗特的《希腊史》来修改他祖父著作中的一些结论，足见其对传统精英主义的冲击。在这一关键的转型期（1820年代至美国内战前夕），伴随着激进主义的抗争，美国精英阶层逐渐调整了对雅典民主政治（包括伯里克利时代）的态度——由疑惧、抨击转为适当吸纳。

在西方文明史上，雅典除了是民主政治的诞生地外，还是国葬典礼与国葬演说的源头。凯拉米克斯公墓坐落于古代雅典市郊的西北部，是古典时期每年举行国葬典礼的场所。国葬演说的一项核心内容是赞颂雅典人的民主政治。代表城邦进行颂扬的雅典演说家都力图证明“阵亡者为了民主制度而牺牲是值得的”，以此凸显雅典城邦的独特与优越。由此，国葬典礼和国葬演说强化了古典时期雅典的国家认同。从1830年代起，一些美国精英利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墓园运动”，仿效古代雅典人的国葬制度，逐渐形成了美国国葬典礼和国葬演说的基本形式。自1831年波士顿奥本山公墓落成以后，费城劳雷尔山公墓（1836年）、纽约格林伍德公墓（1838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公墓（1841年）、缅因州波特兰埃弗格林公墓（1855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森林山公墓（1857年）等一系列国家公墓在美国各地陆续建立。1831年9月24日，奥本山公墓落成典礼与斯托里的演说成为了此后这类公墓仪式和演说的典范。威尔斯认为，奥本山公墓借鉴和继承的是雅典凯拉米克斯的传统，而葛底斯堡国葬典礼保存了奥本山公墓落成典礼的基本程序，斯托里的演说是埃弗里特和林肯演说的先驱。

内战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重大考验。领导者除了应对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诸多挑战外，还需在意识形态领域提供重量级的话语。而在一场双方都损失惨重的重大战役之后，葛底斯堡国葬典礼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场景。它就像雅典的凯拉米克斯一样，将国葬典礼、民主政治、国家认同和领袖话语等重要元素结合在了一起。但自觉赓续《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奥本山公墓两大传统、做主旨演讲的埃弗里特最终没有被各界视为符号人物。林肯以总统的身份在这场典礼上宣扬人人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念，被认为更好地完成了捍卫美国国家统一、重新阐释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工作，事后被评论者们所看好而加以广泛传播。事实上，这是美国调整代议制民主制和强化国家观念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宣传策略：随着雅典民主和伯里克利的历史形象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大幅改善，美国政界和知识界有意识地将其与林肯（相比安德鲁·杰克逊和爱德华·埃弗里特，林肯更能为美国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广泛接受）建立起一种历史关联性，而连接点就是凯拉米克斯与葛底斯堡的两场国葬典礼与两篇国葬演说。

而且，这种关联性建构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1865年，几乎就在美国内战结束的同时，美国国会大厦圆顶壁画《华盛顿升天》完成了。在内战的烽火中，这项国会的工程能够完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林肯总统的坚持。他认为，这项工程与恢复联邦统一一样重要，必须坚持到完工才行。《华盛顿升天》无疑代表着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壁画的中央是乔治·华盛顿总统与象征美国独立时13个州的13位少女，围绕着他们的则是精心选择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六位神祇和与之相应的美国历史人物。这表明，当时的美国政界正有意识地利用古典文化进一步强化其国家核心价值观，而将古典神话及历史人物与美国的名人进行类比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

三 两篇演说词的关联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在我们考察过美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后，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时会有人将伯里克利（古代雅典的民主领袖）与林肯（现代美国的民主领袖）相提并论。然而，当我们继续探究美国政界和学界是如何将《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嫁接”起来并加以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建构时，便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早在《葛底斯堡演说》发表前，已有评论者将伯里克利和林肯相比较了。1863年3月，著名的政治类杂志《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亨利·米尔斯·奥尔登的评论文章《伯里克利与林肯总统》。当时正值南北双方激战期间，文中不恰当地将美国内战比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将南方比作“极其残暴的”、“含有某些野蛮元素”的拉凯戴孟（即斯巴达），而将北方新英格兰地区比作“美国的阿提卡”、“拥有商业中心地位和重要海上力量”的雅典。林肯总统是“现代复活的”伯里克利，他们两人是各自文明达到顶点时的民主派领袖。不过，林肯要警惕不要再出现伯里克利的雅典最终被斯巴达寡头们打败那样的局面。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这种将南北双方比作斯巴达和雅典的观念就不多见了，但将林肯和伯里克利进行类比则日益流行。无论如何，奥尔登属于领风气之先的敏锐观察者。

美国作家与演说家乔治·威廉·柯蒂斯是最早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相提并论的人之一。1863年12月5日，即葛底斯堡国葬典礼结束大约两周后，柯蒂斯在其编辑的、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哈泼斯周刊》上对典礼进行了报道，并评论了埃弗里特与林肯的讲话。他认为，埃弗里特的演讲是“流畅但冷淡的”，而林肯总统的寥寥数语却是“源自内心且激动人心的”。他盛赞林肯这篇演说词中所含有的激情和简洁又恰当的风格。此后在美国这种类比时常被提起，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克拉克·卡尔年轻时曾作为伊利诺伊州的代表参与过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葛底斯堡国葬典礼。1906年，卡尔出版了《林肯在葛底斯堡》一书，追忆了他参加葛底斯堡典礼的场景。卡尔说，在典礼现场他能够“听见林肯说的每个单词和每个发音”。他非常崇拜林肯，但他回忆说，当时觉得这个演说非常普通。卡尔承认，他和一些现场的听众也是到了林肯演说词的文字版发表后才“欣赏他的强烈情感和巨大的责任感”。他回忆说，当时《爱丁堡评论》对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一句点评令他印象深刻：“除了伯里克利颂扬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英雄的演说外，没有其他演说能与之相提并论。”作为葛底斯堡典礼的亲历者，卡尔的体验和回忆证实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并不是一开始就令现场的听众联想起《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事后评论者有意识地将两者进行类比才使读者们有了这种印象。多年后卡尔本人也参与了这一类比的传播。1887年7月4日，当他在独立日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讲时就称，伯里克利与林肯共同具有“响彻千古的口才”。

1913年11月19日，在芝加哥历史学协会主办的纪念“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五十周年”的活动中，查尔斯·肯特宣称，美国在两千多年后重启了雅典国葬典礼悼念阵亡将士的仪式。他正式将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说的传统追溯到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这比简单地将两者类比推进了一步，可视为建构两者传承关系的重要一环。

不过，在仔细梳理早期关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类比与关联性建构后，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大部分讨论并不够深入，也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有时还会有矛盾对立的观点出现。第一，关于林肯的演说风格意见并不一致。1917年，古典学者查尔斯·斯迈利在《古典学杂志》上发表了《林肯与高尔吉亚》一文，认为林肯与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接近。他说：“细心阅读《葛底斯堡演说》，可以发现这二十七行演说词中有两组对比、五个回指、八个平衡短语和分句、十三个头韵。”林肯这种修辞技巧让人想起“高尔吉亚风格”。但不久后，另一位古典学者德维特（N.W.DeWitt）就在《古典学杂志》上提出反对意见。德威特称，林肯的语言通俗易懂，这与他喜欢读《伊索寓言》有关，他应该是“美国的伊索”。之后，斯迈利又发文回应，坚持自己对林肯文风的看法。第二，对于和林肯类比的古希腊历史人物尚有不同的看法。一度有学者提出，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可能来自克里昂（一位被修昔底德厌恶的蛊惑民众的雅典激进派领袖）提出的。但在约翰·哈尼看来，“克里昂是古代雅典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观点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此后，林肯与克里昂之间的历史关联性也确实没有在美国再展开。第三，对于林肯是否真的受到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仍有严肃的学者表示怀疑。1942年，哈佛大学的古典学家约翰·芬利在其颇有影响力的修昔底德研究著作中称，在所有悼念为国捐躯者的公共演说中，只有《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他还认为，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27年克基拉内战的记述（3.81）与林肯谈论美国内战中密苏里发生的暴行的信件（1863年10月）是可以类比的。不过，芬利却坦承，没有证据证明林肯了解修昔底德。20世纪前期著名的林肯研究者威廉·巴顿也否认林肯与伯里克利存在相似性：“对我而言，我从未发现在林肯与伯里克利（或修昔底德）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相似性。我非常遗憾。我想，我能很容易地在埃弗里特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演说之间发现可类比之处，但我无法在这里（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或别的地方发现林肯与它们有相似之处。乔治·威廉·柯蒂斯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他们能够发现这种相似性，而我仅仅是写下那些人所声称的话。在我看来，林肯的语言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据斯蒂文森介绍，到20世纪中期为止，美国大部分林肯的专业研究者和威廉·巴顿一样，并没有将《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关联性作为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但随着冷战的进行，为了适应美苏争霸的现实需要，美国的学术界逐步与政界配合，塑造出“雅典/美国”（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典范）与“斯巴达/苏联”（古代与现代的专制社会）的对立形象，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加入到了对这两篇演说词进行类比和关联性的研究之中。1965年，弗洛伦斯·古德曼在《中西部季刊》上发表的《伯里克利在葛底斯堡》一文代表了当时学术性建构的新趋势。古德曼认为，林肯在撰写《葛底斯堡演说》时查阅过古希腊大师的著作。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林肯是从18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夏尔·罗兰的《古代历史》或者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了解《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这一论断明显是想通过林肯的阅读史来建构古今两篇演说词的关联性，但由于缺乏史料而极易引起质疑。除了历史学、古典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外，应用性学科也积极加入到这类建构工作之中。例如，在管理学领域，克莱门斯与戈米利恩提出现代经理人要借鉴“古典智慧”。他们将《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柏拉图哲学、特洛伊远征、亚历山大大帝的功业一起归入“有利于管理学的古典教益”。他们认为，《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是“近乎完美的组织使命宣言的原型”，伯里克利对雅典城邦的作战指示可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动员国家的方式相类比。

对这两篇演说词关联性的建构在美国赢得冷战胜利时达到了高潮。代表性研究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盖瑞·威尔斯的《林肯在葛底斯堡：重塑美国的话语》。该书是在西方庆祝“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其实是针对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出版的，其将美国现代政治与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建立联系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论证“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代雅典人的一种传承，而在美国的推动下，这一制度与价值观取得了新的胜利”。在理论建构上，威尔斯确有突破，相比古德曼等人要高明一些。他巧妙地绕开了实证主义研究可能会带来的麻烦（无法证明林肯真的接触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受到其影响），而是借鉴了洛侯、库珀、齐奥克夫斯基等古典学者的研究，选择从思想史和修辞学的角度入手来阐述伯里克利等人的国葬演说对“创造雅典”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对“重塑美国”在精神上与作用上的相似性。在威尔斯看来，埃弗里特确实是一位希腊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像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完成古典学美国化的任务，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古典精神，他的古典主义是为林肯“打前站”，起到了衬托与对照的作用。而林肯才是使“雅典传统”植入美国的关键性人物。埃弗里特的《葛底斯堡演说》只是“形似”雅典的国葬演说传统，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则是“神似”《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威尔斯归纳出《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十一组对比关系，并指出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也符合其中的大多数对比关系。在最后一组“生存与死亡”上，他认为雅典国葬演说的主要任务（赞颂死者和勉励生者）以及相关的一些希腊观念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都得到了体现。总之，在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下，威尔斯将原先只是人物（雅典将军伯里克利/美国总统林肯）与场景（凯拉米克斯国葬典礼/葛底斯堡国葬典礼）的简单类比和关联提升为民主政治在话语与精神上的继承关系。但是，前文已点明其中一些比附（诸如土生族、古今不同的民主政治等）的牵强性，这里还需指出：威尔斯逐点对应的研究貌似系统化，但他仅从文本修辞与思想要素的角度来论证两篇葬礼演说的历史关联性，这种避实就虚的方法恐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带有意识形态建构的特征。因为，古今有许多演说词或文章符合“赞颂死者”和“勉励生者”这一基本叙事主题，而且在观念和语言上还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但它们未必都相关。

在美国，近年来也并非没有学者质疑过两篇演说词的关联性。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在后冷战时代继续运用它来建构其意识形态，并在教育领域进一步扩散。在20世纪后期，《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已一同成为美国一些大学博雅教育课程中必读的篇目。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内的大学生明显受到这一关联性研究的影响。同时，除了“民主之声”等注重线下进行的教学项目外，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学习模式”等网络学习平台时常有比较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的写作练习，要求年轻学生参与文本对读和做相关讨论，足见这一研究也已在借助互联网进行传播。而将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视为一种新的国葬典礼、将其接续在凯拉米克斯国葬典礼和葛底斯堡国葬典礼的双重传统之后，这一符合美国当前现实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也已有西蒙·斯托等学者着手进行了。

结 语 

从19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关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关联性研究大体经历了简单类比、确立传统、探索争鸣、有意建构、大肆宣传、教育普及等几个阶段。在考察完这一百余年间的文本接受与思想发展过程后，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感想：古典文化在美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有着长久的影响力，时常会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伯里克利和林肯的类比就是这种传统的反映。而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国政治界与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士似乎在尽力强化一种历史观念。他们建构起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在思想上的关联性和继承性，并力图使人们相信美国的政治传统能够追溯到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这种关联性研究越到后来，意识形态宣传的色彩越浓厚，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如林肯是否真的阅读过修昔底德）则越少被顾及。这其实接近于塑造一种关于民主政治的“神话”。这项以古希腊史为“装饰”的意识形态建构仍在美国进行着，中国学者应对其进一步加强关注、梳理和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古代希腊政治政度研究”（项目批准号：22VLS013）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复旦大学黄洋教授、李剑鸣教授，武汉大学杜华副教授的指正和帮助，特此致谢〕

《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