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成了冀中行署所在地，不仅冀中军区一些重要会议常在这里召开，而且冀中的“火线”、“群众”、“前卫”三大剧社也曾先后到光明戏院演出。下文为一位天津老党员到河间冀中群众剧社当演员的回忆，原载2021年第2期《文史精华》，本文有删节。1943年夏天，我在天津三中读初中，三姐在天津师范已快毕业。那些年她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常穿着朴素的靠色（浅蓝）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书包不大却装得鼓鼓囊囊，进家后总是仔细把它放在床头一个角落。1943年夏天，我在天津三中读初中，三姐在天津师范已快毕业。那些年她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常穿着朴素的靠色（浅蓝）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书包不大却装得鼓鼓囊囊，进家后总是仔细把它放在床头一个角落。1946年6月中旬，在三姐安排下，我们6名青年决定离开天津。为安全稳妥起见，3名女士（三姐、四姐和女同学丁淑秀）先行，我同两位男同学后走。而且我们不走大多教学生走的新镇路线，而是绕行平汉、石德路，先到已是解放区的我的老家——原衡水县巨鹿镇聚齐，再转冀中解放区。党的生日二进解放区第三天，我们便辞别母亲，经武强、献县，来到冀中行署所在地河间（今河间市）县城。此时，经四姐提议，为防万一，每人应起一个化名，经自报众议，三姐张素娟改名冯义，四姐张素民改名梁松，我张文庚改名刘庚。原以为这是暂时的，可未料到从此所改之名永伴终生。在河间招待处小住几日，又迎来天津的100多名男女学生。不日，我们6人也分道扬镳：三姐和王子光分到冀中党校，四姐分到白求恩学校，我同其余2人到冀中五一学院学习。来到五一学院，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我对解放区的一切都感到那么亲切、新鲜。虽在物质生活上比城市里有些差异，吃粗粮，睡大炕，身上长虱子、疥疮，但大家的心情却无比舒畅。绝大多数的同学学习认真刻苦，严格要求自己，虽有个别同学对这种新的生活不习惯乃至想家，但在领导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1947年春节过后，劳成之主任就通知我到冀中群众剧社报到。原来该社社长郭维看过我在联欢会上的表演，特发了调令。第二天，我便告别了学校领导和同学，来到群众剧社，算是正式当了演员。![]()
◆三十年代河间光明戏院内景
1947年2月，我来到冀中群众剧社，不久剧社的全体同志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进入这个文艺最高学府，大家如饥似渴地进行着紧张的学习，白天上课、拍戏，晚上练歌或观摩演出。巧的是，在一次观摩演出中我又看到了三姐。原来她在冀中党校毕业后就调到联大在文艺学院戏剧系学习。有一天晚上，她参加演出秧歌剧《娘》，饰演拥军模范“娘”一角，我惊喜地看到了久别的三姐。一周后，三姐又演出《懒婆》，她手拿着麻糖（油条），边吃边唱，扭动着身姿，摇晃着脑袋，把一个又馋又懒的婆娘演得活灵活现。文艺学院副院长、诗人艾青看戏后说：“冯义呀，你演的懒婆不赖，挺有生活哩。”过了些天，我们剧社学习结束，我邀三姐告别长谈。交谈中，三姐郑重地对我说：“自从来到解放区，你进步不小，身子也壮实了，我挺高兴。以后还要好好工作，尤其要克服自由主义、散漫主义的作风，积极向组织靠拢，听党的话。”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群众剧社随军进城，被编为“天津市军管会第四宣传队”，每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大型歌剧《不要杀他》。1949年4月，我所在的剧社调到保定，改编为河北省文工团。10月1日，我们文工团为新中国成立演出了《胜利大活报》。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间，我在河北省文工团、话剧团（院），一直不忘自己是个党员，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处处带头，多次受到表扬，直到1990年离休。 离休后，我仍然按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照常演戏、演电视剧和撰写文章。2001年建党80周年时，剧院为庆祝建党纪念，排演了大型话剧《李大钊》，71岁的我饰演了杨宇霆一角。2003年，剧院庆祝建院50周年，排演了《雷雨》，时年73岁的我又把白发染黑，重登舞台扮演了鲁贵一角。离休后，曾是党小组组长的我，不仅收收党费，还在关爱党员、团结党员，心里始终想着党、热爱着党，履行着一名老党员永不推卸的使命。（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