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正在逼近一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商界领袖们对此心知肚明，德国人民有切实的感受，但政客们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让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走上了一条衰退之路，并且这种趋势无法逆转。
在经历了五年经济停滞后，德国经济如今比疫情前如果增长趋势得以延续时萎缩了5%。
更令人担忧的是，据彭博经济估计，由于失去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以及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 AG）和梅赛德斯-奔驰集团（Mercedes-Benz Group AG）难以跟上中国汽车公司的步伐，这一缺口的大部分将难以弥补。国家竞争力的下降意味着每个家庭每年大约将减少2,500欧元（2,600美元）的收入。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周一的信任投票中失利，由此导致的提前选举提供了改变的契机，但经济日渐衰退的趋势并没有让政客们产生紧迫感。德国面临的风险在于应对政策乏善可陈，缺乏雄心，根本无法解决根本挑战。
为德国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的未来今日研究所（Future Today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米·韦布表示：“德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这正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令人感到极其可怕。这是一个极其缓慢、非常漫长的衰退过程。这不是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城市的衰退，而是整个国家的衰退，就连整个欧洲都将被其拖累。”
这意味着随着深感不安的公司减少对德国国内的投资，德国将失去更多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下降。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选民们会寻找责任人，社会紧张局势会导致国家急需的外国人才流失。谨慎和怨恨的有害情绪将蔓延到整个欧洲。
韦布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越来越糟。”
当欧洲其他地区迫切需要德国的工业力量来帮助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俄乌冲突以及美国日益孤立的情况下，多年的错误决策和糟糕的运气却摧毁了德国的经济模式。相反，德国正面临自东西德统一以来最大的危机。
三十五年前，柏林墙的倒塌使德国实现统一，为了整合原先实行共产主义的东德，政府出台了一项庞大的支出计划。如今德国严重分裂，选民两极分化，在2月份大选后上台的新政府不太可能得到选民明确的授权。
本月早些时候，德国中央银行（Bundesbank）行长阿希姆·纳格尔在卢森堡发表讲话时表示：”德国工业的竞争地位持续下降。外国市场的增长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刺激德国工业的增长。”
在与亲商派自由民主党闹翻后，朔尔茨向议会提交了信任投票动议，这次投票将让他的政府落下帷幕，因为他在这次投票中毫无胜算。这将使联邦议会选举于2月23日提前举行，比他任期结束的预定时间提前了七个月。但主流力量的削弱意味着政治瘫痪更加严重。
目前民调领先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但他的保守改革可能不足以重塑德国经济，为8,400万德国人带来繁荣。
梅尔茨希望回归推动德国战后重建的政策框架，包括低税收、有限的监管和基本的社会救济等。总体而言，这意味着政府扮演更小的角色，但也意味着他对显著放松公共支出限制——即所谓的债务刹车——持保留态度。
梅尔茨在11月下旬接受德国国家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采访时表示：“我们不需要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而是需要一条解决问题根源的新政治路线。在我们彻底纠正政府支出政策之前，在债务刹车方面的立场肯定不会有改变。”
相比之下，朔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则主张，对借贷方面的宪法规则进行更实质性的修改。他们还承诺保护钢铁和汽车等传统行业的就业，并补贴能源价格以支持企业发展。
执政的中左翼政党排名第三，支持率约为由基民盟领导的保守派的一半，朔尔茨能否连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种愤世嫉俗的预期，即在女性和外国人方面经常有争议性言论的梅尔茨会让选民反感。
虽然由推出过战后德国总理的两大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可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避免难以掌控的三方联盟，但随着选民因为不满而纷纷转投边缘政党，这并非万无一失。
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排名第二，而成立仅仅一年的左翼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可能进入联邦议会。两者合计获得约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
虽然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纷纷呼吁减少繁文缛节、对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加速数字化进程，但政治分歧可能让德国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转向未来的道路。这一趋势早在朔尔茨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
在安格拉·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16年间，通过了有争议的债务刹车，导致国防、交通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不足。她还加深了德国对廉价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弱点被暴露无疑。
在11月下旬的一次活动中，前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默克尔在宣传她的回忆录时表示：“如果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说都是默克尔的错。我只是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没有帮助。”
默克尔为她的政治遗产辩护，认为她不应为一直困扰德国的问题负责，并指出在她的四个任期中，社会民主党（SPD）作为其中三个任期内的合作伙伴，对增加军事装备支出不感兴趣。她还指责绿党不愿减少监管，尽管她从未与该环保主义政党结盟。
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的数据，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德国的增长潜力——即经济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的扩张速度——已缩小到仅0.4%。再加上周期性波动，德国频繁接近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变得非常现实。
政府独立经济顾问小组成员、纽伦堡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Nuremberg）教授弗洛尼卡·格林姆敦促下一届政府采取广泛的政治措施，以恢复德国的竞争力，她表示：“我们必须最终为企业创造有吸引力的条件。”
她呼吁进行类似于格哈特·施罗德总理在2000年代初提出的“2010议程”的改革。该计划放宽了劳动力规则，并为长期经济扩张铺平了道路。那次经济反弹也是受到对中国出口激增的推动，而中国后来成为德国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以及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为了恢复竞争力，德国最终需要增加支出。根据彭博经济的数据，仅仅为了赶上其他发达经济体，德国每年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上的投资就需要增加约三分之一，达到1,600亿欧元。这个增长规模相当于GDP的1%以上。
即使经济增速回升缓解了增加借款的影响，德国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更放松的财政政策。有人主张放宽将净新增债务限制在GDP的0.35%的规则，尽管有这样的声音，但在德国分裂的政治格局中，修宪面临巨大挑战。
私营部门也在观望。机械设备支出比疫情之前降低了9%以上。最近对家族企业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企业甚至不打算更换损坏的设备，原因是官僚主义和不可预测的政策。这实际上等于对努力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的德国投下了不信任票。
在最近德国工业生产数据下滑之后，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高级宏观策略师斯蒂芬·库普曼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德国的快速去工业化，“亟需对‘德国经济’的实际意义进行深刻反思。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这种反思的任何迹象。”
但并非全都是坏消息。德国显然拥有七国集团中最低的债务比率，这让其有增加支出的余地，前提是政府有这方面的政治意愿。短期前景也有一些好消息，经济学家预测德国经济短期内会有适度复苏。
尽管如此，贝伦伯格（Berenberg）的经济学家萨洛蒙·菲德勒认为：“政策制定者不能将这种短期复苏，视为改革不再紧迫的信号。”
德国还拥有全世界近一半“隐形冠军”——这些小公司在各自领域仍然是全球领导者。其中有许多公司属于所谓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经历了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百年老店。
赫尔曼·西蒙曾出版过多本有关这些公司的书。他表示：“他们的大多数产品是不可替代的，这带来了一定的业务稳定性，但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万无一失。成为未来世界领先企业的首要条件是创新能力。”
德国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Bantleon的经济学家预测，德国曾经备受推崇的汽车行业将失去市场份额，并加速将生产业务转移到国外。结果就是该行业在未来10年内将在德国失去多达40%的附加值。
这些困难早已人尽皆知，大众汽车因计划关闭国内工厂而面临罢工，舍弗勒（Schaeffler AG）、罗伯特·博世公司（Robert Bosch GmbH）和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等供应商也在酝酿裁员。今年迄今为止，《财富》欧洲500强中的德国公司已经宣布裁员超过60,000人。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 AG）就是计划在国内裁员的公司之一。蒂森克虏伯是德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该公司计划在这个十年内在其钢铁部门裁员约40%，并关闭两个高炉。
公司首席执行官米格尔·洛佩兹表示：“几十年来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德国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正在崩溃。现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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