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企业的一封家书:在全球的尺度中发现自己

财富   2024-12-28 11:36   山东  
远远看去,巨头们的“轮船”、中小制造业的“快艇”和个人的“帆船”交错混杂,驶离港口,驶向了不同的全球化方向。
作者:宋笛
封图:图虫创意





编者按



每至岁末,《经济观察报》都会出版一期特刊,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商业社会最值得铭记的变化,以期为您梳理未来生长可能的脉络。
2024年,世界变局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秩序重塑之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极致考验中不断增强。出海,作为一种尝试创造增量价值的经济动作,是这一年中国经济极为醒目的趋势。
与前几轮不同的是,今日之出海,不再是中国企业简单地将生意从本国溢出到别国,它是一种全新经营思维的结果——在全球视野中配置资源,于中国之外的市场谋篇布局。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中国企业由内而外的气质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蜕变。
这些中国企业如何踏上陌生的土地,开始一段商业冒险旅程?他们怎样从无到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各异的法律和文化背景中立足?他们如何打造品牌认知、建立稳定的供应链,赢得合作伙伴、当地员工和消费者的信赖?特别是,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正赶上全球化寒潮袭来,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如何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如何重新为自己定位?
我们决定去探寻、记录和展示这样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我们将本年度的特刊定名为《一封家书——中国企业出海的个体记忆和家国思绪》,这些文章发自东南亚、日本、欧洲、美国、非洲或者拉美国家,作者是常年工作在这些地方的商业“弄潮儿”。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以书信的方式,忠实地记录了他们和他们的企业正在亲历的点点滴滴和他们的心路历程。
在这些信中,我们或能鸟瞰一幅气势磅礴的全球经济全景,或能观测一间公司远渡重洋创造价值的商业奇迹,又或能感知生动个体置身他乡商海中的命运沉浮。不过我们始终相信,当岁月流逝,喧嚣远去,或许那些有意无意深入历史现场的每个人,他们的记忆才弥足珍贵,更有可能让我们窥见生动鲜活的历史。这是个人史,也是企业史,更是中国商业史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信笺。






1999年,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决定在越南迈出TCL全球化的第一步。在最初的18个月里,这种尝试几乎没有取得成效,公司内部也浮现出不同的声音。


但李东生清楚地知道,做企业必须拥有承受短期痛苦的勇气,如若此时退却,将错过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事实确实如此。


2024年1月初,在CES(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前夜,当李东生点亮拉斯维加斯的TCL巨幅户外广告时,这家企业的年海外营收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


最近两年,无数中国公司踏上了TCL曾经走过的路,人们称之为“出海”。


在“出海”这个词出现之前,我们有很多词形容类似的行为,比如“全球化”“走出去”“国际化”等,但“出海”这个词还是取得了新的共识。或许是因为这个词带有的一种气质:略显匆忙兼具个体冒险的意味。


这也符合这一轮中国出海的某种特征:不是按部就班、没有整齐划一,而是不同行业的企业出于不同动机、利用不同方式和形态,去往不同的市场。


有的企业是聚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优等生,它们本身就是全球制造业的一环,为全球市场持续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或零部件。但关税风险以及其背后逆全球化的趋势,迫使它们走出舒适区,开始在东南亚和南美洲重新布局生产。


有的企业本就是中国的互联网、餐饮和金融巨头。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它们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携国内的技术、人才以及供应链优势,它们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并期待在异国他乡重演“中国商业故事”。


有的则可以更单纯地称之为“企业家相对过剩”:那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察觉海外市场的机会后,单枪匹马地杀了过去。


远远看去,巨头们的“轮船”、中小制造业的“快艇”和个人的“帆船”交错混杂,驶离港口,驶向了不同的全球化方向。




茶百道在韩国开第一家奶茶店的时候,一度只能停售拳头产品“杨枝甘露”,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芒果。


当一家企业真正走出去时,麻烦接踵而至。有些麻烦是可以预料的,比如合规问题、成本问题;有的麻烦则是未出海前难以预想的,比如寻找一款合适的芒果。


薛光在非洲创业时,为了解决瓦楞钉的包装问题,自己开了家纸箱工厂;君实生物申请FDA预审时,收到了FDA提出的10多轮要求,工厂为应对检查提供了800多份文件资料。


在种种困难中,企业用工是最显性的困难之一。


中国人是吃苦耐劳的,出海的中国人更把这种特质带去了全世界——不少印尼人学会的第一批汉字就包括“卷”这个字。


刚出海的企业管理者会手足无措于其他地区的员工没有中国人“天然”的勤劳,但更成熟的企业家会理解,劳动力效率本质是激励和管理的结果,每个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出海的企业需要适应这种差异性,配置资源,并用本土化的管理方式提高效率。


所有上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本地化的问题。


全球化就是本地化。当一个企业来到一片新大陆,需要适应新的消费者习惯、在地供应链、政策法规和文化。只有完成了这种本地化适应,具备了在海外某个市场的生存能力,这些出海的企业才算是迈出了全球化的第一步。




一封封信件跨越山海,从东南亚、欧洲、日本、美国、巴西、伊拉克,从世界的各个地方发往中国,编织成一张清晰的中国企业出海地图。这些信件讲述的是正在发生的故事,是鲜活的个人记忆,也是不断更新的中国商业史。


中国的出海企业中,有的会成为新一代的跨国巨头,和IBM、欧莱雅、乐高、可口可乐、丰田等跨国巨头在各自的领域展开全球性的竞争。


有的企业会完成一些更深层次的转变,从“制造业的优等生”变成“制造业的组织者”。它们将逐渐掌握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利用中国的资本和管理经验、非洲和澳洲的矿产、东南亚和南美的劳动力、日本和德国的制造技术,为全球稳定高效地供给商品和服务。


有些企业或许会铩羽而归。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积蓄勇气和力量,发起下一次冲击。事实上,即使面向国内市场,它们面对的也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竞争。


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成熟之时,经济体内的企业就会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经历一个加速走出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力进一步加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因为它们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将庞大的海外企业群体利益纳入考量。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将会逐渐成长起一批真正具备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具备全球经营能力的跨国企业。


当然,中国企业的“这一次”不会是跨国公司故事的昨日重现,更不会是中国商业传奇的翻版——我们相信,这一路绝非坦途。很多企业必须抛弃那些曾经百试不爽的攻略,才有可能避开陷坑和泥沼。


事实上,当更多人热衷于谈论效率、供应链和技术能力的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些深耕于世界各个地方的中国企业,将为它们所在的地方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希望它们成为美好生活的赋能者,并且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全球化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中国的跨国企业将把“中国”带给世界,也将把“世界”带回中国。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企业在忐忑与兴奋中迎来与世界的碰撞与交融。如果说这是一部交响乐,20多年后的出海就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它注定宏阔而跌宕。


中国企业将在这样的旋律中完成一代跨国企业的“成人礼”,它们学会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也在世界的尺度中重新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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