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孟长庆全集《共绘心声》序
马克利
孟叔叔和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他今年90岁了，而我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他们生逢那个新旧更替的伟大年代，历史的动荡，让他们经历了别人无法想象的童年。解放前夕，他们就读于宁夏中卫县的应理小学。到解放后，他们从这所小学毕业，便从此分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是朋友，一生的朋友。他们的人生，就像两条并行的轨道，应该永远不会有交集。在那个年代，他们谁也救赎不了谁，但他们的友谊长存，同学之谊绵长于一生一世。一个走了，另一个还在惦念，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死朋友罢。说来奇怪，把他们两位长辈的经历并列起来，仔细品味，我忽然把握到了那个时代的脉络，历史突然清晰，生命历历鲜活。两个有趣的灵魂，生生相映，让我看到了人性光芒的至伟至大，很想用我这支记者的笔，来描述一下他们那一代人的心历。我也是66岁的小老头了，在他们面前，说老不老，半大不小，笔触所至，兴许还真能写出一点儿人间温情来。
一
这几年退休以后，经常到中卫小住。那里毕竟有我青年时代的记忆。有小学、中学的同学，也有大学的同学。和我父亲交往过的朋友，目前只剩下孟叔叔一位老人了。硕果仅存，弥足珍贵。我们这些晚辈们经常与他攀谈。时间抹平了许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棱角。可一见故人，却又变得格外清晰。所以，孟叔叔成了我们经常寻找过去的活字典。蔼蔼老人，活泼有趣。
孟叔叔虽然一辈子做官，但他做的时间最长的官又是宣传部长，和我们这些搞文字的后生们聊天最为投机。加之，他本人就是一位资深文化人，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又喜欢摄影，可以称之为那个年代的文化完人。他所谈及的鲜为我知的话题，就是我父亲上小学时就是一个少爷，还挂着营长的军衔。此话他向我讲过不下三遍。按理说，他们这一代人也算是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青年，阶级论，成份论的观念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鲁迅曾经说过，每个人一经出生，就会背着因袭的重担。没错，孟叔叔当年既是青年才俊，他又很早走出农村，他很早就走出农村，成为第一批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干部，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了彩色的缨络。而我的父亲呢，他大专毕业后,就成为我的甘肃省副省长的祖父的生活秘书，陪着他老人家走遍全国各地。直到1960年祖父去世后，他也失去了工作。当时，他才不到30岁，上有祖母、寡母，下有妻子儿女，还有3个尚未出嫁的妹妹。一家老小，就他一个男人当家，虽然过着不愁吃穿的大家庭生活，但他实实在在已经和这个社会脱节；他和孟叔叔的人生，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父亲因为师承过名家，他开始在家里自修中医。后来的事实证明，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
两个出身悬殊的少年，在懵懂时期心里就种下了友情的种子。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课堂上，校园里，操场上的互动，还有在郊外掏鸟窝时的快乐，渠沟里学狗刨时的较劲……出身的不同，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少年时的友情，这是人性初始的光芒。人为的阶级划分，高低贵贱，并未泯灭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这是他们人生的底色。
二
1966年，不期而至的文革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持续了将近20年。当时，中卫变成了全国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集散地。因为这里盛产大米，来的大都是上海、浙江等地的南方人，如李叔同的亲友，海派文化的谭家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还有大学教授等等；一时间，中卫群英荟萃，牛鬼蛇神扎堆，就连上海的修女都来这里，成了中卫图书馆的管理员。幸甚至哉，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文化官员就是孟叔叔，对他们的待遇自然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虽然离乡背井，但他们都能在学校和文化单位安心工作。
这一年，我们全家也从兰州被遣赶到中卫农村生活。这个词很特别，是遣赶而非遣送。可想，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我们全家多么不利。
中卫，是祖父当年和平起义的地方。他的国民军81军的两万多官兵，在这里整编改制，加入解放军，最后都开赴朝鲜战场。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才被发配到中卫城郊新墩花园附近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新墩花园是国家解放后留给我祖父的一处私人住宅，但文革开始后就被没收了，我们全家也被扫地出门。好在我祖父虽然是军阀，但他从未迫害过周围的百姓，他们对我们都很友好，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
此间，孟叔叔和我父亲，他们又见面了。
三
过去，孟叔叔经常到兰州出差，每次都会和我父亲见面；可这次不同，孟叔叔是县委领导，而父亲是一位被管制的对象。但这又怎么样呢？他们依然是同学，他们依然是当初的少年，他们依然是友情绵绵的中年朋友。孟叔叔不以领导身份而自居，我父亲也不以被管制的对象而自卑；只是少了喝酒的酣畅，聊天的快乐。
孟叔叔时常到乡下视察工作，有时和我父亲见面闲聊几句，大概主要说的是我的几个伯父时下的种种困境；有时来不及说话，递一个眼神就匆匆离去。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当时的时局和个人彼此的处境，对他们之间的私谊丝毫没有影响。孟叔叔还与我的当时参政的三伯父过从甚密，经常互有往来。在那个年代，这种情谊殊为可贵。他们都认为，这场运动是天灾，只有哪家灾重哪家灾轻之区别；彼此施以援手，相互嘘寒问暖，依旧是人之常情。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沦丧殆尽。
我的三伯父，解放前是国民81军军长，解放后我党极为重视，在省委和军区都曾任过重要职务。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孟叔叔到农场看望；他生病住院，孟叔叔跑到北京协和医院给他送东西送药；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就业困难，孟叔叔买来照相机教他照相，凭一技之长参加了工作……这些别人所不能及的帮助，孟叔叔做到了，成为这个悲剧家庭最为温馨的记忆。
我们家在中卫的时候，孟叔叔到底给予了多少帮助？我不知道，这是大人们的事儿，但一定不少。因为，他对他的这位老同学偏爱有加，牵挂了一生。
四
据我的祖母讲，文革之风，在我祖父1960年去世前就已初见端倪。当时，祖父为几位民主人士说了几句好话，省委就放出口风，要将马家父子一网打尽。祖父把家里客厅木地板上铺的地毯让人搬走了，放了一块竹子编的炕席。如今想来，他当时那种淡然处之，放下一切，不为所动的心态，似乎也隐含着一种个人不满的情绪。在他的葬礼上，扶柩而来的邓宝珊先生老泪纵横：“子寅啊，你走了，我们来送你；将来我们怎么办？谁来送我们啊！”隐隐之中，仿佛也能听到这位将军绝望的悲叹。
我的三伯父，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查出患的是膀胱癌，他拒绝继续治疗。我的姑父是北京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当时在省人民医院工作。他再三劝我三伯父接受治疗，只要做了手术，很快就会好，但我三伯父笑着婉拒；不治了，这样就好。他63岁的时候，就匆匆离世。
我的二伯父，在宁夏省厅工作，回来在兰州看病，刚上手术台就去世了。那年，他享年也不过60多岁。
去年，我给祖父上坟。祖父祖母的周围，躺着他们曾经气宇轩昂的5个儿子，其中也有我的父亲。
他们的伴侣，我的伯母们和我的母亲，都不在这里睡土。这是一个家族的终结。他们的儿孙，如今遍布全国各地，将来再也看不到这样一块完整的家族坟地了。
五
社会需要，是人活着的动力；人的尊严，是人活着的底线。时代抛弃你了，你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人人唾弃你了，那么，你就会有一种渴求去死的向往。于是，你会想起自己以往的高光时刻，并用此为自己建造一座精神坟茔，然后享受死亡，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我对几位伯父当时相继离世原因的猜想。当然，这也是我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才会有的认知。无论新旧社会，家国情怀都是每一个人的抱负，一生只为享受，贪婪吃喝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我的三伯父，他是军人出身，他怕死吗？当然不怕。文革中，有一年春节将至，他在打扫卫生，擦省委办公室窗子上的玻璃，污水从棉袄的袖口里灌了进去，又从棉裤的裤管里流到地上，他怕苦吗？不怕。
我的二伯父，也是军人出身。他的身世我不清楚，但家里人都称他是活阎王，威严可想而知，连我父亲都怕他三分。从照片上看，他那板正的形象，的确就像一位将军。他怎么会轻易地死去呢？除非他自己想死。
我的几位伯父就这样相继死掉，被埋进我祖父睡土的坟地，那是省上特批的一块带有围墙的坟地。在那个年代，他们都被称为军阀二代，是公子哥儿。我想，公子哥儿哪里会有他们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这种不屈和自尊，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和平起义谈判桌前的祖父，他声音洪亮地向谈判者发问:“你们不是来谈和平解放的吗？什么是和平？不平怎么和？”然后拂袖而去，最后所有的谈判都是由我三伯父代为完成。后来，我党的高级领导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来与祖父接洽，我祖父才情愿出山，促成了宁夏的和平解放。历史的画面，生动鲜活，如今想起来依旧惊心动魄。我的祖父，曾是抗日英雄，绥原大捷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战，阻击日寇西进功不可没，永垂史册。往事如烟，但如烟往事依然散发着他们那一代人的家国血性；金戈铁马的喧嚣，依然会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六
在我心里，觉得父亲早就死了，他的生命，只延续到文革结束。他是2009年去世的，享年73岁。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他的使命的。我的父亲的使命，就是带着我们全家人走出文革的厄运。
1966年的秋天，一群戴着袖标的红卫兵冲到我们在兰州的家里，将祖母绑架，带到了一个纵深有十几米，宽窄只有5米的房间里。两边摆放着整齐的课桌，上面放着两排马刀和皮鞭，桌子后面站立着两排穿着军装的红卫兵。他们各个横眉冷对，怒目圆睁。祖母就被压解在这条窄窄的过道里站着，坐在最上面的是造反派头目。如此凶险的一幕，吓得祖母瑟瑟发抖。造反派头目大声呵斥：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枪支弹药藏在哪里？如实交代，不然会打断你的筋骨！这时，我的父亲应声赶到，大声说道：“我知道藏在哪里，先放我母亲回去，我告诉你们。”
全场一片寂静，造反派头头大喜，说让先放走老太太，就听我父亲的交待。
我父亲的一番交待，如今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慷慨激昂，激动人心，如同一位大律师的恢宏辩词：
“造反派领导，红卫兵小将，我坚决赞同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我要坚决地加入到你们的行列中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知道，我大哥让你们吊打了10天，就吐出了5斤黄金；我5哥让你们用革命的行动打成残疾，从地下挖出了两把手枪；我3哥是高级干部，深明大义，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我父亲是大军阀，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家里怎么会没有东西呢？肯定会有，而且很多，除了你们抄家抄去的那些。”
造反派头目大喜过望，热情赞扬我父亲的大义灭亲，说是可以挽救的反革命后代。他接着问我父亲：“东西都藏在哪里？我父亲回答：
“既然我大哥能在地下挖出金子，5哥能在地下挖出枪支，我们家的东西也一定藏在地下。”
他告诉造反派：
“我们家的东西都藏在老宅，就是中卫的新墩花园。那是我父亲1933年在宁夏当主席时建造的。”
造反派既兴奋又担忧，然后威胁我父亲说：“如果挖不出来呢？”我父亲坚定回答：“如果挖不出来，我带我们全家人走进去，你们把我们活埋掉。”
99亩的园子啊，从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挖掘。好在都是黄土，是黄河边上的肥沃土地。可挖十几米就会出泉水，泉水泛上，给后面的挖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文革如火如荼，造反派一拨一拨换人，工程时挖时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看着挖出来的一方一方的泉水，大家都感到十分扫兴。当然，没有挖出一粒金银，一颗子弹。我们全家也终于逃过了一劫。接着，我们全家就被遣赶到这片土地上生活了。
七
我们一家8口人，被安置在中卫城郊新墩大队第9生产队。当时，无房，无粮，又缺少劳力。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在红卫兵的监督下，让我们到花园里拿了一点旧粮度日。不久，生产队搞副业，我父亲就赶着马车到沙坡头采砂石。当时，他们中间的一位老乡得了严重的白喉病。我父亲用中医治疗，很快病就好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父亲会看病的名声越来越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人拿来的吃的东西，父亲全部让这里干活的人改善生活，从不往家里拿，大伙索性用筛砂的砂床给父亲搭了一个软床，他每天都坐在上面看病。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看病生涯。此后，乡亲们送来的粮油肉蛋，足以让我们过上不挨饿的日子，因为是贫下中农送来的，红卫兵们也不干预。
八
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落实政策后，我们的户口也从农村转为城镇，孟叔叔才和我父亲有了正常关系的往来，两位中年同学脸上才有了些许的笑容。
但奇怪的是，随着政策宽松，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父亲的情绪却变得越来越差。祖母当了省政协委员，父亲也被安排为省政协参事，我上了大学，三个妹妹都有了工作；可父亲他不愿意上班，执意响应号召，到宁夏南部山区种草种树；农场初具规模，他又交给了当地政府，独自远赴新疆，开始走向自生自灭……他就像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不断地自残和折磨自己，如果他是一个军人，我一定会相信，他有自杀的可能。这种反常的行为，让我们感到比失去父亲还要痛苦。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战争的残酷真相，运动的惊心动魄，同样能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为了保全这个家庭，他曾经殚精竭虑；面对险象环生的困境，他的超人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都曾经派上过大的用场。下面，我举两个不为人知的例子。
九
一次，生产队来了一位新的工作组领导，他点名要让我父亲给他盘一个新炕。父亲明知他是在刁难自己，一个有腰脊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明明不能胜任，但他答应了。而且，他盘的炕受到领导的好评：炕炉的炉口又大，炉膛又深，烟道非常爽利，一生起火来呼呼有声……只是火头上的炕面子只放了一块，领导晚上睡着，忽起大火，吓得他连滚带爬跑到院子里，骑上自行车连夜赶回县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十
腊月里，也快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准备年货，只有我们家里的饭菜清汤寡水，连肚子都填不饱。当时我们全家被分住在三处：
母亲带着我的4个弟妹，还有几个姑姑家的娃娃，被关在一处连窗户纸都没有的房子里；
我的父亲和一位亲房叔叔，被关在一个叫李木匠家的空房里，每天有十几个红卫兵轮流站岗放哨，到晚上12点才离去；
我和祖母又被关在李家庄子一家地主的房子里。
三处三足鼎立，都有两公里的距离。我母亲每天做饭，让弟妹们轮流给我们送饭。那些日子，衣不保暖，食不果腹，每天都让大人们交待问题，时不时还被揪出去批斗。
一天夜里，月明星稀。我父亲他们住地前有一片翻过茬子、浇过冬水的田地。他们忽然听到有“哗啦哗啦”的声音，我叔眼尖，一眼看到上面有两个白点在浮动，急忙叫我父亲出来看。父亲说，肯定是公家的两只羊，农家的羊早就收圈了。他让我叔在一个洋瓷盆里装了一些石子摇来摇去，羊听见后就向他们跑过来了，一看就是喂过饲料的羊。他们把两只羊哄到屋里，全部屠宰，并将剥完皮的羊码放在李木匠家的面柜里，用洋瓷缸子烧水涮肉。开水在瓷缸里滋滋发出声响，他们对着火炉大快朵颐。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最香的羊肉。这是人几近疯掉的状态啊。
其实，父亲和小叔宰羊所冒的政治风险，远远大于他们一饱口福的私欲；再说，对于长期饥饿、肚子里没有油水的他们，宰一只羊足矣，为什么要宰两只呢？这就和养羊的经验有关系啦：两只喂饲料的羊,它们平时都在一起，形影不离，如果一只在哪里丢失了，另一只一定会站在原处嘶鸣，呼唤自己的伙伴，白天夜晚都不离去……
第二天，生产队的广播里开始寻羊：“各家各户，昨天给工作组喂的两只羊不知去向，谁家发现了及时汇报……”小叔趁着夜色给我和祖母送饭的时候，在背篓里藏了一只羊腿，祖母看见吓坏了，赶紧将包布和羊腿一起塞进填炕的炕洞里。一时油烟滋滋作响，火苗嘭嘭炸裂，被烧焦的羊肉的味道，弥漫在房间和院落。隔壁地主家的李老太太，白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这时正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我忽然神情恍惚，仿佛觉得那位李老太太被烧焦了，正发出骨和肉挣扎分离的声音……
十一
这种魔幻情景，在那个年月会不时出现。所谓的触及灵魂的批斗，牛鬼蛇神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每个被迫害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才能活下去。这是作为一个生命最原始的诉求。请问，我还是人吗？
那种将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宣教甚嚣尘上，但鼓动者往往是鼓动着自己，反动派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触及，他们活得连牲口都不如，哪里会听得懂这般京腔京韵的叫板和恐吓？鬼才会相信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鬼话，它与人性的本能极度违和。因为你对那些反动派采用了非人性的管制手段，他们的灵魂早已经变异成了非人类的物种，要么是懦弱的冤魂，要么是高维的圣者。
十二
我的家断粮了。一把米，几条面叶就能煮一锅够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吃的菜汤；
我的弟妹们饿哭了。他们给我们送饭的时候，将罐子里的所有米面菜叶都用手捞着吃光，但他们不辱使命，还是诚实地给我们送来了一坛混浊的菜汤；他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心虚理亏，他们嘴巴两边黏着的菜叶，和棱起的眼神，告诉大人们，他们内心的不满和表情上的得意忘形；
我们家的男人们都被逼疯了。虽然比不上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先民们来的那么凶恶，但饥饿卡住了他们的脖子，粮荒锁住了他们的咽喉；
我的祖母开始绝食了。她呆呆地端坐在炕头，看着我把送来的所有菜汤喝尽，浮肿的脚上紧绷鞋袜，随时等着他们拉出去批斗，但她从未倒下，支棱着身子有模有样；
女性还是比男人能扛饿啊。
至今，我一点儿不敢浪费粮食。这是当年的饥饿经历在我身上形成的条件反射，也可以叫作饥饿记忆。这与爱惜粮食的道德准则，没有半毛钱关系。
十三
孟叔叔让我给他的全集《共绘心声》写一篇序文，我却拉拉杂杂地写了和他同时代的又非同一阶级的另一群人的悲剧，我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但仔细想一下，在那个年代，像孟叔叔那样的革命者，的确与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们有过交集，这种交集是建立在同类物种的基础上的。他曾无数次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有时，力所不及，却心生怜悯。
人性，有着不可言说的伟大。建立人类共同命运体，就是要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孟叔叔既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者。他90多年的沧桑经历，不能不说是给这段历史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晚生晚矣，从1956年开始，孟叔叔就和他的朋友们吟诗唱和，而我1958年才刚刚出生。他全集里收集的那些唱和之作，其中不乏出自当时的反革命、反动权威、右派分子之手，这不能不佩服孟叔叔的勇气；孟叔叔还给他已逝的所有同学树碑立传，为他们立此存照，用一己之力，想保全他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完整画面，其用心之深，着力之诚，近些年来，鲜有斯人。
这部属于作者本人的私人全集，亦非列入公家出版之列，它的出版，的确有一种撼人心魄的伟力。作者的行为，值得大家尊敬。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唯一见到的特立独行的全集，它的人文价值，远远超过著书立说的范畴，愿世人铭记。
2024年12月28日
本文由杨森君组稿
作者简介 | 马克利 男，回族，195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出生地甘肃兰州，大学学历，高级编辑。甘肃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2012年2月，马克利油画作品集《克利风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迄今，马克利共创作油画1000余幅。2013年1月1日至15日，“克利风景——马克利油画作品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馆举行,这是继世界著名画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展的的第二位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