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一个温文尔雅、又略显保守的年轻教授，那就是扬州学者刘师培。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不计政治过失，力排众议，把刘师培引进北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文学系）教授，其理由就是刘师培经学功底深厚，学术成果丰硕。![]()
刘师培（1884—1919）年吝著丰，在短暂的三十六年生命中，他留下了七十四部著作，此外还有一百多篇文章散载于各种刊物，未能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著述总量超过四百多万字，蔚为大观。这些著述不仅涉及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国学领域，而且还包括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政治、经济与教育。他曾有“东亚卢梭”“激烈派第一人”等称谓，学界将他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序》中将刘师培列为清末民初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最具影响的十二位人物之一。这样一位“少年国学大师”是如何炼成的呢？这与其家学渊源、扬州学派地域文化以及整个时代文化氛围分不开。
刘师培出生于经学世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俱入《清史稿·儒林传》。仪征刘氏历清代嘉、道、咸、同、光五朝，海内学人无不知青溪旧屋刘氏的门望，学林方之惠氏、王氏。刘氏以经学崛起，始自文淇。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幼承舅氏凌曙（晓楼）教导，后入梅花书院学习。嘉庆己卯（1819）科与刘宝楠一同拔取优贡生，获得“淮东二刘”称号。道光八年（1828）秋，与友人梅蕴生、刘楚桢、包孟开、薛子韵、柳宾叔，门人陈卓人等相约各治一经，为清代群经新疏，成为经学史的佳话。著述大抵以考订经史及阐幽之文为多，尤肆力《左传》。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少负才名，为刘宝楠、丁晏等名流激赏。旁通经史诸子百家之书，长于校书，居曾国藩、国荃幕中最久，对校勘《王船山遗书》用力独勤。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丁巳（1857）岁试，以《小海唱赋》受知于临川李小湖，取入县学。肄业于钟山、惜阴书院，先后受知于乌程周缦云、全椒薛慰农、瑞安孙蕖田先生。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毓崧卒后，曾国藩招寿曾入金陵书局，所刊群籍，多为校定，著有《传雅堂文集》。刘氏治学，“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清史稿·儒林传（三）》）1903年刘师培甫到上海，暴得大名，章士钊称其为“小年卓荦书虫篆，知是人间绝异才。”章太炎对刘氏家传《左氏》之学极为欣赏，引刘师培为知己。刘师培利用《春秋》《左传》文献资源与前人成果，著有《黄帝纪年论》《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等，区分华裔之界，将夷夏观念运用于民族革命宣传，唤起国人反帝反清意识，发掘《左传》民主思想，成为论学论政的骁将。除家学渊源外，整个扬州地区学术生态对刘师培也有极大影响。扬州地当南北大运河的咽喉，有安定、梅花、广陵等书院，皆聘高名硕学的老宿为山长。每月考试一次，皆是盐运使署拨款，作为诸生的膏火，这是照顾寒儒的办法。扬州学者以学术为职志，相互切磋，仿效诂经精舍的做法，酬唱的同时研讨学问，道光以来直到光绪未曾间断。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继吴派、皖派而起的后劲，著名学者多达90多人，如贾田祖、程晋芳、李惇、凌廷堪、任大椿、汪中、焦循、阮元等，很多都是诗书传家。其治学特点就是由专精汇为通学，像王念孙、阮元研究训诂，汪中研究诸子，焦循研究《周易》，黄承吉研究字学，都是采用“旁推交通”的方法进行。刘师培校勘群书，沿用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的方法，由声音以明文字之通假，按词例以定文句之衍夺，广搜群籍，遍发类书，以审其同异，而归于至当。他对诸子的态度得益于乡先贤汪中，易学思想来源于焦循。刘师培进一步阐发了沉思翰藻的文学观念，论证阮元“骈文正宗”观，并以周密的理论建构使得这一文学思想更加系统化。刘师培秉承了扬州学派实事求是、融会贯通的精神，信古文而不废今文，偏汉学而不废宋学，兼收并蓄，视野宽阔，再加上皖派扎实的考据功底，学术研究自然精进。清末西学东渐，大量西方书籍翻译成汉文，据熊月之统计，“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扬州地近上海，学术文化素来发达，而且有接纳外来人才和风气开放的传统，故而西学思想容易输入。刘师培不仅有深厚的旧学根柢，而且西学知识也很丰富，颇具现代学术特色。从1902年《江南乡试墨卷》第三题《中外刑律互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参酌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来看，刘师培对当时世界形势颇为了解，所以才能得到考官评语“论治能识欧亚”。刘师培有关史学的著作深受当时西学新潮的影响，尤其是对“进化史观”的认定。刘师培曾作《读天演论》二首，通过描写景物的季节更替，“感此微物姿，亦具争存志”，表达对《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思想的理解。刘师培对西学也十分看重，并深以自己不通外文未能及时获得新知为憾。他有诗曰：“西藉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甲辰年自述诗》）在接受西学的出发点上，刘师培是借西学佐证中学，甚至与“西学中源”有类似。刘师培不仅能利用古籍为现实服务，而且能利用时代前沿理论，以西学明中学、以中学证西学。从《江南乡试墨卷》到后来运用进化理论和西方社会学、考古学、文字学知识，刘师培对上古社会作了探析。《古学出于史官论》发挥其考据学之长，以简明而又坚实的证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语虽扼要但殊少纰漏。《周末学术史序》以现代学科观念区分学术为16类，《经学教科书》已经运用了经学研究的新方法，用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并按此分类撰著学术史。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界定中国古典学问，则完全是刘师培的独创。刘师培的知识结构不局限于儒家的经典，对经、史、子、集、道藏、内典以及西学均有涉猎。刘师培论学贵“通”，他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他试图弥合传统学术的分歧，进而达到发扬国粹，建设民族特色文化，恢复国民信心的目的。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经学史、文学史、文字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开拓之功。刘师培提倡绝对平等的社会，虽然其中充满幼稚的乌托邦思想，但他对未来的设想完全不以圣贤为依据，而是自觉以近现代民主观念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师培不仅总结了乾嘉学术，而且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来源：《群众·大众学堂》2024年第4期
作者：郭院林（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