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不安全的产生与全球非正义 | 国政学人

如今，OSS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们从本体安全出发解释各类国家行为，而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物理安全，并围绕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和维护来重新定义国际体系。

OSS目前存在三个不足。首先，OSS存在对现状和稳定性的偏好，过度专注于国家对本体安全这一美好目标的追求，忽视了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转变、中断和失稳等负面情况。

其次是西方式的理论和实证偏见。尽管有学者努力将OSS与后殖民研究结合起来，并将其应用到西方以外的地区，但是OSS对稳定性的偏好，会推动学术界分析强势行为体对本体稳定的追求，而不是研究强加于弱势行为体的本体不稳定（ontological destabilization），这就将实证研究的关注点放到了强势行为体上，而忽视最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变化影响的行为体的经历。例如，在论及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在此后进行反恐战争时，OSS将大量笔墨用于探究美国对本体安全的追求，鲜有研究给予强加于伊拉克人民的本体不安全应有的关注，而他们此前已经遭受了数十年的剥削和压迫。由此，作者指出OSS超越狭隘的西方视角的必要性，认为OSS也要重视本体不安全（ontological insecurity）是如何被生产的。

再者，OSS轻视了规范和道德因素，如全球正义与非正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杨提出的“压迫的五副面孔”和正义的概念等理论观点拓展并应用到OSS中，指出了非正义和本体安全有着潜在联系，非正义的压迫和支配削弱身份认同。通过关注支配性的国际实践如何导致本体不安全，OSS就能与规范问题结合起来，并将被国际非正义边缘化的弱势行为体纳入分析范围。本文也启发了IR理论和规范性政治理论之间的交流互鉴。

为进一步提升本体安全理论的解释力、推动理论创新，作者认为OSS应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第一，OSS将本体安全限定为资源丰富的行为体所能追求的目标，这些行为体在对外政策上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第二，OSS对焦虑的理解的正确性存疑，而这源自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R·D·莱恩（R.D. Laing）的狭隘解读。莱恩实际上区分了两种焦虑：有精神障碍的人会经受病理性神经质焦虑（pathological neurotic anxiety），正常的存在性焦虑（normal existential anxiety）则对建构日常生活有独特重要性。但是吉登斯否定了这一区分，认为追求本体安全是对潜伏在不稳定中的混乱的自然反应，而在所有对身份认同的追求背后都潜伏着混乱的可能性，因而将急性神经症（acute neuroses）仅仅视作日常过程的表现。吉登斯实际上将对本体安全的追求绝对化了，似乎所有行为体都注定要永远追求本体安全，却永远也得不到。

第三，OSS先验地将行为体内在的焦虑作为其追求本体安全的原因，忽视了本体安全的社会关系维度，权力关系和不平等会破坏本体安全和身份认同。

以此为基础，本文重点探研究本体不安全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ontological insecurity），解释外部过程、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如何导致本体不安全。该研究路径有如下优点。首先，通过把OSS分析重点从对本体安全的追求转移到本体不安全的产生，从而将原来被忽视的弱势行为体纳入OSS，而这些行为体容易屈从于外部压迫和支配，缺少力量追求和维护本体安全。其次，不同于OSS传统见解，该研究认为不安全并非固定的背景条件，而通常是支配性政治力量的产物。再者，通过将对国际冲击的神经质的急性焦虑反应（acute anxiety-based responses）理论化，推动OSS的分析转向国际政治中大规模暴力的经受者。最后，借鉴杨对非正义的两种区分——互动性非正义（施动者故意伤害他者）和结构性非正义（加剧不公平的主导性社会规范的副产物），探究非正义如何导致本体不安全，拓展了OSS的思路。

基于分配问题的正义理论，能帮助理解被剥夺了能力、机会或者物质资源的行为体为何更易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或更难追求本体安全。然而杨认为，将正义局限于分配问题，忽视了社会关系和制度进程对正义的影响。杨定义了另一种正义：消除制度化的支配和压迫。

支配和压迫即非正义，且压迫往往包括或导致支配。其中，支配直接阻碍行为体行使能动性，而压迫则在更深层次上削弱能动性本身，通过破坏身份认同，使行为体无法行使能动性。

身份是与能动性密切相关的。自我意识来自于将自身理解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行动者，能够根据社会机遇和约束自主做出决定。即便是能动性被支配和压迫所破坏的边缘群体，其身份认同通常也在对非正义的抵抗过程中形成，在此过程中努力恢复自身的能动性。例如，奴隶及其后代的能动性遭到暴力与合法化歧视的束缚，但是仍然通过反抗和追求对自我的理解，形成了身份认同。

由于身份和能动性的这种关系，压迫对能动性的破坏会导致本体不安全，因为压迫会削弱行为体建立惯例（routines）或自传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的能力，阻止行为体实现稳定的身份认同感。相比之下，支配对自决的约束会加强本体不安全。通过阻止行为体建立惯例和自传叙事，支配会抑制建立或恢复连续的身份认同感的努力，使本体不安全成为一种更加有害和棘手的状况。由于压迫常常“包括或导致”支配，支配对自决的约束往往会使本体不安全的个体无法寻求本体安全，从而加深了本体不安全的影响。

杨指出，对边缘群体的无意中的区别对待是压迫的一种微妙形式，即便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是赤裸裸的歧视，也不是明确的支配性体系的规定。这种无意识的规范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导致本体不安全。杨将压迫表述为破坏身份认同和能动性的侵蚀性力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侵蚀性，杨借鉴了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观点。杜波依斯提出，美国黑人在应对歧视时形成了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意识到自己眼中的自我是什么样的，同时意识到他者眼中的自我是什么样的，这两种意识之间存在张力，后者实际上在破坏前者，而前者又在努力维持自己。这表明，关系性（relationality）内在于本体不安全之中；他者和自我对身份的不同定义，可能形成他者对自我的压迫，从而导致本体不安全。杜波伊斯提出的双重意识不仅源于无意识的偏见，也源于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例如法律规定的种族隔离制度。

作者认为将上述观点应用到世界政治中是有价值的；在自己的著作中，杨也建议将她的见解应用到具有国际视角的研究中。在下一部分，作者将论述本文的论点：国际体系中的多种形式的压迫和支配是本体不安全的关键来源。

作者论述了压迫的各种形式和支配如何产生与加强国际体系中的本体不安全，以压迫的五副面孔——暴力（violence），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为基础，提出国际体系中本体不安全的五种社会生产。另外，分析这五个方面如何超越个体经历塑造宏观政治，又如何从宏观政治层面反作用于个体，能够为近年来OSS的一个热点做出贡献——与身份相关的焦虑在个体和群体之间来回产生影响（reverberat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一）暴力

作为支配工具的暴力的直接效应会超越个体受害者向更大的群体扩散，从而塑造群体甚至国家的行为。作为压迫的系统性暴力的作用更为间接，使个体生活在对外部攻击的恐惧中，激发持续的无意识的恐惧（unconscious fears），制约对自我的理解，导致本体不安全。当暴力超越孤立事件，成为威胁特定群体的系统性力量时——比如战争、帝国主义和种族暴力——就成为了直接与间接受害者的身份认同相关焦虑的来源，即使在暴力的直接威胁消散之后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在《贝尔法斯特协定》达成后的十多年里，暴力事件大大减少，但是持久的对暴力的恐惧和其他形式的危险，仍使本体不安全持续存在。

在世界舞台上，暴力长期以来是产生和调控身份认同的核心机制，它侵蚀本体安全，迫使行动者在暴力之后建立新的惯例和自我理解。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暴力会导致新身份的形成，但由于暴力带来了创伤，受害者往往要与挥之不去的本体不安全作斗争。

（二）剥削

杨借用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劳动关系的理解，将剥削界定为从工人那里榨取利益的实践。剥削不仅以有利于特权者的方式重新分配资源，还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建立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某些行为体的劳动中榨取价值，并将其转移到另一些行为体的动态，不仅存在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还存在于国际领域。

无论是作为支配还是压迫，剥削都是持续的本体不安全的来源。作为支配的剥削是主动为之的，反映在现代奴隶制的实践中，以及严苛的工作场所中，比如工厂经理或地主强迫弱势劳动者在危险的条件下工作，接受不公正的报酬，并管制他们在工作场所内外的生活。然而，在更加分散的全球经济关系中，剥削通常表现为间接形式的压迫。例如，在全球范围内缝制奢侈服装的工人，提高了数千英里之外最终穿着者的地位。剥削导致劳动力的直接转移，而在许多方面也导致本体安全的间接转移——以某些人的身份认同为代价，支撑另一些人的身份认同。

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全球劳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固有的压迫和支配是如何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剥削助长了不公正的社会关系，破坏了被剥削者的身份，强势者利用全球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追求本体安全的同时，弱势者的地位下降，因无法采取前者的行动而更加脆弱，承受本体不安全。处于全球供应链末端的工人在政治上无权，无法追求自己的身份认同，而那些被沃勒斯坦认定为“边缘”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动性被削弱，无法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塑造全球经济关系。剥削关系从某些全球行为体那里榨取财富和地位，将之给予其他行为体，给被剥削者造成本体不安全，并限制其能动性。

（三）边缘化

边缘化既是全球剥削的副产品，又是其必要条件。杨将边缘化理解为被排除出劳动制度。边缘化的行为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生活在全球南方。边缘化是建立在榨取、排斥和剥削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必然结果，边缘化的威胁将劳动者推向被剥削的境地，加剧弱势群体生活的不稳定性。更坏的情况是，当物理破坏已经限制了个体参与全球市场的能力时，边缘化又放大了大规模暴力和由此产生的集体创伤的影响。

边缘化是一种破坏身份认同的压迫形式。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剥夺可以通过再分配得到补偿，但即使能够依靠福利生存，边缘化的个体也会走向依附，这种依附抑制能动性。而如果没有此类再分配，能动性受到的破坏会更严重。边缘化的个体的权利总是受到压制，遭到国家机构的过度监督和惩罚，选择的自由受限，得不到基本尊重，对决策过程没有话语权。

从OSS的角度来看，边缘化的个体能动性被破坏，被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都加强了本体不安全。面对边缘化，行为体经常追求新的身份认同，形成新的惯例和自我叙事。然而，由于与边缘化的斗争很艰难，这并非总是可能。

边缘化存在于民族群体和国家层面。虽然一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处于不利的被剥削地位，但有的则完全被该体系排除在外，受到孤立、制裁和封锁，国际制度禁止其参加国际谈判。因此，即使它们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或其他机制实现了资源的公平分配，它们也被剥夺了自决的集体能动性和国际承认，其中的个体的本体安全也会被破坏。

（四）无权

无权是一种与剥削和边缘化重叠的状态，但主要是一种政治表现。无权的个体由于缺乏重要的权力而无法参与决策，而国际体系传统上只赋予大国及其精英权力。

无权在多个层面上侵蚀本体安全。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没有直接话语权的国际政治实践塑造的。生活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下的普通伊拉克人，几乎没有权力影响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战争的决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和身份却受到这一决定及其全球后果的重大影响。即使在自由民主背景下，由于外交的精英主义，个人在世界舞台上仍然缺乏代表性，大多数人在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权力。鉴于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生活，但仍在个体的控制之外，因此国际政治会导致本体不安全。

在民族团体和国家层面，大多数国际行为体在世界舞台上相对无权，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现实主义者已经阐明了这一点。强大国家制造的冲突，广泛地影响整个国际体系，使较弱的国家更易遭受本体不安全。较弱的国家可能无法追求连贯的自传叙事或稳定的惯例，因为这些努力会被大国颠覆。例如，二战最初起源于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但其影响波及各大洲，在整个国际体系范围内（包括殖民地）破坏身份认同。侵略战争的非正义在整个国际体系范围内引发本体不安全，甚至影响到那些没有被直接入侵的国家。

（五）文化帝国主义

当社会的主导意义使某群体的特定视角变得不可见，同时对该群体形成刻板印象，并将其标记为他者时，该群体中的个人就会经受文化帝国主义。当一套特定的规范反映了主导群体的经验、偏好和实践，而其他群体必须遵守这一外来标准，否则就会被被边缘化时，就会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学派认为，近代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时发生的。

殖民和奴役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的遗产仍在影响着主导国际规范——包括国家主权建构的规范——侵蚀着那些没有参与规范制定的群体的本体安全，而这些群体追求不同的自我理解。

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支配形式。例如，支配者限制特定的文化习俗，迫使个体信奉新的宗教，讲非母语，参加支配者的各种仪式。在群体互动层次，强大的外来者暴力掠夺土地，放逐居民，破坏生活方式，削弱土著群体的能动性。然而，在当代国际实践中，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压迫形式——支配者决定标准和规范，限制了某些行为体的自我实现。

遭遇文化帝国主义的个人被迫发展出杜波依斯所说的双重意识——既意识到外国标准如何评判自己，又努力保持身份的本真。边缘化群体必须改变习俗以获得认可，同时还要努力维持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这种双重意识会分裂身份，阻碍对连贯的自我形象的追求。文化帝国主义造就了不公平的国际舞台，主导规范削弱了非主导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它们更难以通过寻求新形式的本体安全以改变这种情况。

探究国际体系特有的支配和压迫形式如何产生本体不安全，可以更好地解释非正义对国际政治中的身份认同的影响。通过应用杨提出的正义概念——消除制度化的支配和压迫，本文揭示了作为非正义的支配和压迫不仅导致物质剥夺，还引起本体不安全。非正义往往导致本体不安全，反过来，支配和压迫阻止受害者追求本体安全。本文进而改进并拓展了杨提出的“压迫的五副面孔”，揭示了国际体系中的非正义导致弱势行为体遭受本体不安全的原理，强势行为体对本体安全的寻求会产生非正义，使弱势行为体遭受本体不安全，而这些行为体迄今为止一直被OSS所忽视。

reverberate

回响；反弹

omnipresent

无所不在的

neurotic

神经质的

lurk

潜藏

menial

卑微的

校对 | 李源

审核 | 陈扬

排版 | 崔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