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青年嘉宾-
汪子涵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人文地理学本科，政治社会学硕士
-2022届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负责人
-受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皇家地理协会做课题汇报
移民的含义
移民是指人们从一个居住地、地区或国家迁向另一个的流动过程。其中，经济动机是很多人选择成为移民选择的重要原因，例如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谈到此类经济发展促进传统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新工人的社会过程，汪子涵老师首先想到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以阶级为单位的法国移民。与同一时期的伦敦相对英国有限的影响力相比，在17、18世纪，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已经成为了全国移民的首要目的地。实际上，仅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六次试图阻止巴黎的人口增长，但皆以失败告终：巴黎冲破条条敕令，不断壮大。
移民在法国的影响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准确观察到，使得巴黎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不是发生在巴黎城内的事件，而是来自外部的事件，即整个法国乃至法国与国际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发动了多起战争。其中，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得法国元气大伤，陷入财政困境。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以充盈国家财政资源，连续几任财政大臣都试图改革税收制度，然而都以贵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失败。法国君主显然“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路易十四不得不进行中央集权的改革，削弱贵族利益集团。这一过程包括对贵族权力的政治压制和吸纳与对贵族的社会功能的剥夺和取代。首先，贵族领主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被剥夺，但被赋予了经济上的免税特权作为补偿安抚。其次，路易十四通过大建基础设施，例如运河、港口、堡垒，提拔职业官员取代贵族领土的社会功能，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壁垒，把国家的权力从巴黎辐射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
正因为贵族领主在免除税负方面的特权，更多的苛捐杂税被强加在农民头上。来自中央的收税官绕过旧贵族，横征暴敛直接向农民收税。大量农民不堪重负，宁愿卖掉土地，也要离开农村避开税赋义务。于是乎，大量法国农民卖地出逃，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其中巴黎就是首选地，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业都聚集在此。除此之外，不仅是与生产资料剥离农民，大量“识时务”的资产者和贵族也主动移民城市，想尽办法谋取一官半职。巴黎的人口从17世纪年到18世纪末增长了接近4倍的人口。至此，在全国以各阶级的为单位的移民的作用下，巴黎毫无争议的成为了法国政治、权力和工商业中心。
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很快就改变了巴黎的政治生态。人口的快速扩张很快超越了巴黎的承载极限，包括粮食供给、卫生、用水系统等等。等到法国的统治者警觉起来，试图驱逐一些人口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各种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而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快速席卷了巴黎，摧毁了波旁王朝的旧制度。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法国后续的统治集团做了一系列“反思”：如何杜绝革命运动对统治阶级的威胁？首先，“征服并改造城市空间是必要的”。
19世纪中期，时任巴黎的行政首长奥斯曼男爵受命法国总统波拿巴重建并改造巴黎。大量大型公共工程计划启动，包括下水道、道路、公园、纪念碑、学校、旅馆、官署等等。奥斯曼对巴黎“创造性破坏”的改造将原本狭窄、混乱的街道改为宽阔的林荫大道、笔直的放射状道路和星形交叉路口。这一过程通过四种方式抑制了激进的阶级政治。第一，市政设施的改善和扩建缓解了因疾病、饥饿、拥堵和污染而导致的不满情绪。其次，如此开拓、直线式的城市设计，使得政治动荡爆发时候，军队可以快速前往镇压，正如奥斯曼的名言强调：“如果炮弹不能拐弯，我们就把道路修直。”第三，基建工程有效吸收了大量浮躁的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趋于稳定。第四，一系列的拆迁、重置工程将产业工人从市区迁移至市郊，又把资产阶级迎回市中心，从而打散了工人阶级的聚集力量，进一步巩固了巴黎的城市秩序。尽管如此，工人们并没有屈服于不平等。巴黎重建有效地抵消了街垒在抗议活动中的战略优势，但街垒的衰弱又鼓励了纠察队的出现，它更强调有组织的罢工。纠察队分工明确，一部分杜绝了工贼的出卖，一部分为贫困的工人提供救济服务，使得罢工群体拥有了自主性。抗议策略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巴黎大众政治格局的变化，并突出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正在进行的辩证关系。
移民现象新动态
接着，汪子涵老师谈到了移民研究的新动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族群为单位的跨国移民成为新的趋势。在“全球化时空压缩”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背景中脱离出来，并在全球的时空跨度下重组。此类移民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一是迁移动机相对多元，包括侨汇、家庭团聚、避难、历史遗留等等；二是背景多元，以西欧为目的地国家为例，移民不仅来自东欧，同样来自亚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同样影响了目的地国家的政治议题设定。在西欧，政治和公众辩论经常涉及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地位和权利、经济移民和避难者流入的监管以及由于移民人数增加而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变革的影响等等。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右翼政党利用“移民议题”作为选举卖点崛起，使得欧洲的政治“极化”。
尽管移民问题如此突出和政治化，但汪子涵老师认为移民政治并没有体现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上。首先社会结构的变革并不直接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还需要关注运动的内生组织程度、社会和政治行为者对移民问题的叙事以及发起集体挑战的有利政治机会。其次，移民主题的社会运动的缺失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已有的动员格局有关。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的动员和持续主要依靠于“有钱有闲”的高度组织化，乃至职业化的专业社会运动组织的能力和控制的资源。分工明确的组织提出多样化的议题和诉求，各个组织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显然，这不利于远来驾到的移民群体。他们脱离了原有集体的社会关系，以个体或小家庭为单位来到新的社会，不具备动员和聚集人群的能力，也不具备在人群中引起广泛共鸣的意识形态。其次，因为各种原因，移民群体在目的地国家处于边缘地位，往往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并不具备组织社会运动的资源。少数与移民议题相关的社会运动，往往是由本地组织主导、协助或代表移民群体发起的。另一方面，反对移民居留的右翼群体则更愿意通过利用制度手段，干预竞选领域达到目的。
长按扫码关注微距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