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传统君权的千年悖论

学术   2024-11-06 08:03   吉林  

中国文化中缺少一些文化中突出的那种“神圣家族”,历代帝王虽然也声称受命于天,但“王权神圣”的观念在中国比基督教、穆斯林国家乃至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都淡漠得多。

事实上中国文化中所谓受命于天的“天”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而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

“天人合一”“天听自我民听”,“天”更多地是此岸而不是彼岸的东西,“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

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文、武创业,顺天应人”“赵氏既昌,合当顺人应天”“应天顺人,以定大业”“应天顺民,拨乱夷世”“应天顺民,君临宇内”,诸如此类的说法,主要都不是把君主当成彼岸上帝的代表、而是当成此岸的“人民领袖”来描绘的。

君主如果不能以德(真正的或表演出来而又能够哄得住人的)服人,就只能以“法、术、势”服人。
在君主并无真德(这是多数情况)时,前者依赖于人们的愚昧,后者依赖于人们的犬儒,但两者其实都不依赖于超越性信仰和对彼岸世界的敬畏。

君权虽然很有些神秘,但并不怎么神圣;它可能令人恐惧,但却并不令人敬畏。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君权的一种千年悖论:一方面君权专制的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制度设计之殚精竭虑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那既不神圣又不令人敬畏的宝座人人想坐,以至觊觎皇位者之多也是人类诸文明中罕见的。

不仅皇族、外戚、权臣、军阀等显贵中不乏觊觎者,垄上耕夫也有“鸿鹄之志”,市井无赖也想“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所谓天下如产业,君主得而私,而“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市井之间,人人可欲”。

有道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觊觎皇位者之多,使“法不得不密”,性恶论、防人之术与法道互补的传统也日益强化。

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了又一个怪圈。
从古埃及直到后来的欧洲、日本诸国都没有造反的民众争当君主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哥萨克造反者如拉辛、普加乔夫等倒是想夺权,但也不敢否认罗曼诺夫王朝的正统,只能冒名顶替,求为混珠之鱼目而已。

甚至我国藏、傣、彝和维吾尔等民族的土司制或神王制下,也没有下层民众造反称王的现象。

然而在汉族传统中,上下各阶层都不乏做皇帝梦者。

秦始皇时代一方面专制的酷烈以“暴秦”著名,另一方面平民陈胜心目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贵族项羽更想着“彼可取而代之也”。

一旦“法术势”的堤防溃决,就如曹操所言“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矣。

从这点上看,我们倒是有极悠久的“平等”传统。

但这不是人人平等相待的传统,而是在丛林法则下“平等地”争夺奴役他人之权力的传统。

“成者王侯败者贼”(又有“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等说法)就是人们对这种“平等竞争”的描述。

在这种观念中除了“成败”之外“王”与“贼”就没有其他区别。

这样的“平等”与支持君主立宪的那种“平等”可以说刚好相反:在后者,个人之间的基本人权是平等的,谁也不能奴役谁,但代表共同体的象征资格却专属于某个“德高望重”的家族,不是谁都可以竞争的;而在前者,这种象征资格因缺少神圣性而成为众人“平等”争夺的对象,但个人之间全无基本人权平等可言,取得共同体象征资格者因而可以奴役每一个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

因此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是很难得到英、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尊重的。

那些国家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虚君”,也形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

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如唐之武则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岳父(如西汉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周末的杨坚)之手,便难免性命之虞。

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

废清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没有落入墙倒众人推的没顶之灾,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张鸣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

刘瑜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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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老快人快语,屡有发人深省语句,值得玩味再三。很多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恩怨,一些迂直的话,更能作为时代见证。因此,夫妇俩的回忆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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