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文化 2024-12-29 21:1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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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作者 l 孟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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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其创作常常呈现程式化模式。这种程式化，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通常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表现在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表现在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袭用固定模板。墓志铭的程式化虽模式单一，结构固定，但也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经典文士形象和诗歌名句的生成路径。

墓志铭作为典雅文章，具有诗性精神；作为传记文学，带有史传性质；作为应用文体，呈现固定模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墓志铭作为文章和史传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对于墓志铭程式化现象，虽然有所关注，但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并未能对此进行深入考察，个别学者还持否定意见。叶昌炽认为唐代墓志铭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套路，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1]。钱钟书更批评庾信的墓志铭创作“造语谋篇，自相蹈袭”、“通套莫分彼此”[2]。实际上，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应用文体性质所决定的，是六朝到唐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程式化，也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通常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与铭文的程式化表现方式差异很大。从六朝到唐代，墓志铭的发展和变化，是在大众追求程式化和著名文学家追求创新的过程之中不断演进的，范式的构建和突破是相辅相成的。墓志铭的程式化虽模式单一，结构固定，但也还呈现出重要的文学意义，成为我们深入考察经典文士形象和诗歌名句生成路径的重要依据。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新出土的墓志铭数量激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墓志铭的程式化特征，也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

叶昌炽、钱钟书等著名学者都曾讨论过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问题，但他们往往笼统言之，并没有把将志文和铭文区隔开来，所论也就显得梗概而简略。由于志文和铭文具有不同的功用、特质，特别是两者在行文方式和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在志文和铭文中的表现形式是有所区别的。分别进行讨论，才能彰显各自的特点。

墓志铭的志文指墓志文体的前一部分，古人习惯称“序”，以记事为主，主要记载志主的主要信息，如世系、寿年、卒葬时地等。志文创作中的程式化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行文方式的模式化；二、特殊类型的模板式；三、具体内容的雷同性。

（一）行文方式的模式化

最早出现的墓志铭，重在记事，记载志主的姓名、生平和卒葬信息，埋设于墓中，并没有一定的格式和套路。南北朝的墓志铭不仅墓志铭所要求的“十三事”都已大备，并且逐渐饱满起来。唐代重厚葬之风，无论是衣冠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大多撰有墓志，阅读新出土的墓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行文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套路。叶昌炽认为：“唐时埋幽文字，有一种相承衣钵。如世系之后，辄云载在简牒，可略言焉。即稍变其词，亦不过字句之间，小有增损。刘氏必曰斩蛇，董姓皆云豢龙。太原则多引子晋缑岭之事……又如文中我公我唐，皆以我字提行。凡云葬于某地之原，礼也。往往夺原字，以之字属下礼也连读。此句遂不词。然如此者，数见不鲜，盖当时风尚如此。”[3]

第一，墓志铭的常规写法，往往是开头叙述志主的姓氏来源和族望所出。多数墓志铭在追叙志主姓氏来源时常常有一定的套路，不仅叶昌炽所说的“斩蛇”、“豢龙”在新出石刻中多有用例[4]，其它重要的姓氏也有固定的程式：杨氏则言“关西孔子”，《唐故魏王府参军李缨亡妻弘农杨氏夫人（蕙）墓志铭》开头即云：“夫人讳蕙，字廷秀，弘农人也。远祖汉太尉，博综经史，著在人间，驰声古今，世为之关西孔子。”[5]程氏则言程婴，《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铭》云：“程氏之先，出自伯休甫，其后程婴，春秋时存赵孤，以节义称，故奕世有令闻。”[6]吕氏则言吕望，张氏采用张星的传说，沈氏追溯《左传》的沈子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部分墓志在简述志主的族出之后，也常用“载在简牒，可略言焉”、“详诸史谍，略而言焉”之类的套语，如新出土《唐故京兆杜府君（文贡）墓志铭》开篇即云：“君讳文贡，京兆杜陵人也……其后踵武英贤，相承玉帛，晖焕缃素，可略言焉。曾祖植。”[7]《大唐陇州吴山县丞王君（立）墓志铭》中也说：“君讳立，字懋范，北海太原人也……休烈久而弥邵，贤能邈其不绝，备诸图谍，可略而言焉。”[8]这确是唐代墓志铭中常用的路数，成为墓志铭行文方式程式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志文在叙述志主的成长经历和去世情形时，行文方式也有固定的模式。就成长经历而言，男性则“少而聪敏，长而俊迈”[9]，“生而歧嶷，长实秀异”[10]，作为聪慧秀异的象征；女性则“风仪婉顺，四德未亏”[11]，“功容并茂，言行无玷”[12]，作为妇德母仪的表现。就其去世情形而言，墓志铭中最为常见的表达方式为“以某年某月某日，终于某所，春秋若干”，即如新出土《唐故扬州江都县令元君（道）墓志》载元道：“以贞观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卒于洛阳绥福之第，春秋六十。”[13]这种方式用最简洁的语句将志主的丧葬时间、地点和寿年都作了交代，言简意赅，表达准确，因此成为志文中常用的程式之一，在志文叙述的过程中，也将志主生前的行迹和丧葬的情况区别开来。

第三，有关“礼也”和“之礼也”的套语。唐代墓志铭凡云“葬于某地之原，礼也”。往往夺原字，以“之”字属下“礼也”连读。墓主下葬以后，大概可以看成是葬礼完成的标志，故墓志铭中“礼也”和“之礼也”成为常见的用法。主要的格式有两种，一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礼也”，二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之礼也”。关于“之礼也”的具体含义，历来颇有争议，黄本骥认为是衍文，王昶认为是倒乙，冯登府则认为是一种固定的文法。冯氏在《金石综例》中说：“黄本骥曰《折夫人墓志》云：迁窆于龙首原，‘之礼也’三字似衍。以余所见，《义兴周夫人志》云：以兹吉辰，赴社城东郊，之礼也。《王训志》云：迁厝万年县浐川原，之礼也。《云麾将军张安生志》云：别兆葬于龙首原，之礼也。《豫州刺史杜君志》云：合葬于龙山某原某里，之礼也。《金石萃编》疑其倒互，当作‘某里之原，礼也。’合诸志观之，断无皆倒之理，自是当时有此文法。”[14]冯氏称“自有文法”是其卓见，但他对“之礼也”的具体含义并未作深究。实则上，“礼也”是“合乎礼制”的意思，是陈述葬事符合礼制的规范的，“之礼也”的内涵与“礼也”并无二致，均是用来表述葬事程序的完成。这种情况逐渐演化成了墓志铭撰写的套语，因为墓志铭都是在安葬前就撰写镌刻完成的，而在传世的墓志文稿中也都有“礼也”和“之礼也”的字样，而墓志文稿一定是在墓主安葬前就已完成的，因而这一固定文法，是最能体现墓志志文撰写程式化的套语。[15]唐代墓志铭中出现“礼也”和“之礼也”的例子成千上万，已经成为墓志铭书写过程中必备的程式。

唐代墓志铭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形成了近乎固定的套路，这种套路也具有一定的功用。因为某些常用套语不仅将志文区分成几个段落，便于他人模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同时它们也将唐人生命历程的初始、结束以及丧葬情形清晰地分割开来，整篇文章的重点更加易于凸显，因此一经形成便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唐人乐于采用的一种行文方式。

（二）特殊类型的模板式

唐代以前，庾信的墓志铭创作虽然带有程式化倾向，但因其才力高绝，不同的文章在遣词用语方面颇能有所变化，模式化程度并不算太高。但发展到唐代，程式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出土唐代早期的墓志铭中不仅多有雷同的语句，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不少墓志铭竟然除了志主的姓名和丧葬年月以外，其它内容大体相同甚至完全一致。故而陈尚君教授认为唐代墓志铭也有固定的范本通行：“唐代新出墓志显示，因为社会需求量太大，在书仪一类文体范本著作通行的同时，碑志也有一定的范本为一般作者所参考，唐墓志甚至出现过多次不同志主的墓志，而志文大致相同，仅姓名生平稍有差别。”[16]以至于这些墓志铭像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板“填写”出来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墓志铭本为埋幽之物，即使按照固定模板“填写”，他人一时之间也难以察觉。

唐代墓志模仿抄袭以至于形成固定的模板，较典型的例证有《山西通志》列举的《孟贞墓志》和《马恽墓志》，以及岑仲勉论述的《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

《山西通志》卷九一曾论及《唐上元南溪县令孟贞墓志》多与《乡正马恽墓志》雷同：“初唐志铭，率用骈俪一种通调，辗转沿袭，而未有若此其甚者，且又生同地，葬同时，而千载后俱流散于世，岂不奇哉？”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加以引录，并云：“其说可与拙论《安师志》与《康达志》一条参看。”[17]这两方墓志亦收录于《唐代墓志汇编》，题作《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君（师）墓志铭》和《唐故上骑都尉康君（达）墓志铭》，编者在《安师墓志铭》中有小注云：“此志志文除姓氏外，与总章二年康达志雷同。”[18]因《安师墓志铭》乃是安师与妻子的合祔志，故文中增加了对妻子世系和德行的记叙。若撇开此点不论，两篇文章除了志主姓名、世系和卒葬时间以外，其它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安师墓志》，龙朔三年立，《康达墓志》，总章二年立，先后仅相隔七年。岑仲勉在《贞石证史》中对《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作过详细的对比，《安师志》首段计八十字，“《康达志》亦然，《达志》除泐去‘而北’、‘著土’、‘俱立’、‘备’八字外，唯‘指’作‘相’，‘杀’作‘煞’，‘出’作‘外’，小异”。《安师志》中段计八十二字，“《达志》所不同者只‘蜀府’作‘勋校’，‘誉重城都’作‘举重成都’”。《安师志》末段计一百十七字，“《达志》只泐‘凉’‘沈’‘美哉’‘捐’五字，余尽同，但安氏夫妻同穴，康氏则不然也”。而雷同最严重者还在于其世系之叙述，《安师墓志》：“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康达墓志》：“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以□为并州刺史，因家河□焉。”除了名字以外，仅有“洛阳”与“河□”之异，以致于岑先生慨叹道：“安、康当不同出，何姓源犹复抄袭。今如蜀府改为勋校，执笔之人，似非绝不谙文义者，而字与先系，竟任其完全雷同，是可怪也。”[19]就中可见当时墓志铭创作中模仿抄袭风气之重和模式化程度之高。

唐代墓志铭模式化程度最高者莫过于一些不知名宫女的墓志。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宫女墓志数量巨大，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所收就有一百多方，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众多的墓志铭，其行文方式却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以至有学者将宫女的人生说成是被“填写”出来的[20]。

从宫女墓志，我们可以探讨唐代墓志特定的模板形式及其成因。宫女墓志的模板形式有多种，我们仅列出最为典型的两种作为实例：

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盖以良家子选入后宫，以备内职。天生淑态，日就贞规，班氏遗文，常守七篇之诫；汉家旧秩，行参八子之荣。方期位以才升，已闻名于凤阙；岂谓人随物化，遽归魄于蟾轮。以大唐×年×月×日，终于××，春秋若干。粤以×年×月×日，葬于×所，礼也。阳春有暮，荒凉秾李之蹊；厚夜无晨，歇灭芳兰之气。式雕玄础，永闭黄泉。

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昔以令德，纳于王宫，弼谐帝道，复我唐业，畴庸比德，莫与之京。方当开国承家，大君有命，岂意辅仁莫验，歼良奄及。享年××，以×年×月×日终于×所，即以×年×月×日葬于×所，礼也。呜呼哀哉！

这两种模板在宫女的墓志铭中最为常见，每种都被近二十方墓志所采用。第一种与神龙元年三月五日《宫人七品志》、神龙元年五月七日《宫人八品志》、神龙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宫人六品志》、神龙元年九月《宫人七品志》行文相同。第二种与神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人九品志》行文相同。甚至不同的墓志之间，文字却可以相互校补。[21]

新出土宫女的墓志铭多集中在长安、神龙年间，据她们的卒年和享年可以推知，这些宫女大多年龄相仿，都出生于贞观年间，当在高宗初年被集中选入宫中。唐代宫女从入选到丧葬，具体事宜都由专门的机构负责，这对其墓志铭撰写的程式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宫女的入选由掖庭局令负责。据《唐六典》记载：“掖庭局令掌宫禁女工之事。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功桑养蚕，会其课业。”[22]宫女卒后，其丧葬事宜和墓志撰写分别由内侍省奚官局令与秘书省著作郎来承担。奚官局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凡宫人……死亡，则给其衣服，各视其品、命，仍于随近寺、观为之修福。”[23]而秘书省著作郎则“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24]证以仪凤四年（679）五月十七日的亡宫墓志铭和《大唐故亡宫四品墓志铭》[25]“有司备礼而为铭曰”，文明元年（684）《大唐亡宫六品墓志》[26]与《亡宫八品墓志》[27]“典司攸忝，遂作铭云”等语，可以推知，唐代宫女的墓志铭，从志石的采集到志文的撰写、书丹和镌刻很可能都是由奚官局和著作局中的官员负责完成的。专门机构的程序化操作就给墓志铭固定模板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余地。唐代宫女数量大的惊人，唐太宗时期已有数万之众，玄宗时期更达到了四万多人[28]。如此众多的宫女，不时即可能有人死亡，两个机构官员数量有限，所以宫女的墓志铭就只能“批量生产”了：同时采购多方志石，按照固定格式刻上文字，卒葬年月等留空待填。新出石刻中还可见到一些宫女的墓志铭，丧葬年月等位置空阙，盖因当时草草埋葬，连姓名和丧葬年月等信息都未来得及填补，其身世、命运之悲惨，是可想而知的。唐代很多诗人，如王建、令狐楚都写过《宫人斜》诗，用以慨叹宫女的身世之悲和命运之苦。

（三）具体内容的雷同性

唐代墓志铭中还有不少文章，虽然没有达到模板化的程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极为雷同。主要表现为：除了志主的姓名、世系和卒葬时地等私人信息，以及少数描述或修饰性的语句以外，其余内容大致相同或相近。

因墓志铭主要由志文和铭文两大部分构成，故不同的文章在具体内容方面的雷同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志文相同或相似但铭文不同；二是志文不同但铭文相同或相近。因铭文雷同的情况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论述，此处仅对志文雷同的情况略作分析。

新出土《大唐故管公（基）墓志》[29]与《大唐故管君（思礼）墓志铭》[30]的志文仅部分词句略有出入。《管基墓志》云：

夫万物消息，凭阴阳而作象；千龄不朽，资德行而流名。非竹帛无以纪其功，寄雕镌可以彰其美。君讳基，字阿㝹，洛州河南人也。器识宏通，神韵凝远，尚履端秀，风度详华。孝友表于冥资，忠诚符于令德。谦撝居体，恭慎为怀。处俭绝诡遇之情，在泰无骄矜之色，立松筠之节，执金石之心，曾逮，祖贵，父卿。其先平原人也。并承积德之美，膺川岳之灵，器宇宏深，几神明秀，行为士则，言表身文。贞固之心，白珪非重；然诺之信，黄金已轻。故美誉播于乡闾，英名流于雅俗。君幼而明敏，乡誉高于友朋；长而悬悌，孝敬流于覆载。方当抚翼云衢，骧首天路。而辅仁莫验，福善徒言，未申大夏之材，遽奄荆山之玉。以垂拱二年五月九日染疹先萦，卒于景行坊本第，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岁次景戌六月己巳朔四日壬申葬于洛城北平乐乡之界。徒使瞰洛踞邙，无复登临之望；瞻崤眺巩，永绝游陟之踪。可谓薤露将垂，更切田横之叹；白驹流隙，有感庄叟之悲。呜呼哀哉！乃为铭曰[31]

《管思礼墓志铭》志文的内容与此大致相同，仅仅是少了两个连词和三句带有修饰性的语句而已。具体文字方面，除了一些私人性过强的信息如志主的讳、字、世系、寿年和卒葬时地等有所差异外，只有“韵”、“悬”、“山”、“悲”四个字不同，如果算上《管思礼墓志铭》中“韵”和“悲”两处残泐，两篇墓志也就只有两处异文了。而《管思礼墓志铭》仅在“平乐乡界”后多出“长岗之邙”四字，为《管基墓志》所缺。

管基与管思礼二人为叔侄，两人在同一年去世，前后仅相隔四个多月。故可作如下推断：管基去世后，其家属曾请人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意想不到的是其侄思礼随后即逝，而家人又急于将其下葬[32]，故管思礼的志文、铭文[33]都采用现成的文章仓促拼凑而成。

因为志文重在叙事，而每个人的生平事迹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如果完全抄袭其它文章，则易造成墓志铭的记载与志主实际情况的脱节，与志文重在纪实的功能不符，所以志文雷同的实例并不太多。相比之下，铭文雷同的情况则更为突出。

二

墓志铭的铭文指墓志文体的后一部分，古人习惯称“铭”，以铭功为主。一般而言，铭文应该使用凝练的语言概括志主的显赫世系和嘉言懿行，以期更好地实现应有的颂美功能，故而铭文的创作要求高于志文，多数作者也更为重视铭文的写作。但因铭文重在表德和志哀，多用韵语写成，且文字一般较少，更容易互相抄袭和模仿。因此，新出土的许多墓志铭的铭文中存在着严重的程式化现象，除了叶昌炽所说的铭文中多用“白杨青松”，“千秋万古”一类的套语以外，常用的创作模式还有以下三种：一、套用经典诗句；二、抄撮志文成句；三、袭用固定模板。

（一）套用经典诗句

笔者在论及墓志铭志文和铭文的相互关系时曾指出，很多墓志铭的铭文实际上都是用诗体写成的，韩愈、白居易也曾在不同场合将自己所撰之铭文当作诗歌看待。[34]因此，许多铭文的作者都对前代的经典诗句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套用。1．对《诗经》的套用。自初唐起，《诗经》即作为“五经”之一，备受统治者和士子们的关注。终唐一代，文人对《诗经》的重视未曾少衰。[35]因而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渗透着《诗经》的影响，其中墓志的铭文受《诗经》的影响尤其明显。《诗经》特有的四言体式，与墓志铭铭文在形式上的要求正相契合，因而《诗经》中的经典篇章，成为部分作者竞相模仿的对象。新出土《唐故秀士张君（点）墓志铭》铭文：“陟彼先茔，东西𡑞（土+遂）之，伊何君子，左右为之。成童备德，痛幽闭之。棠棣之华，上春坠之。”[36]不仅在形式和句法上模仿《关雎》，“棠棣之华”更是袭用了《诗经》中的原文。《樊览墓志铭》[37]和《李峦墓志铭》[38]的铭文都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起首，也是直接套用《诗经·小雅·蓼莪》[39]中的成句。2．对儒家和道家经典的化用。儒家经典尤以《周易》、《礼记》为最，道家经典以《老子》、《庄子》居首。新出土《唐故处士皇甫府君（政）墓志铭》铭文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和鸣都泯，何痛如之！父兮鞠我，母兮育我。”[40]既化用《周易·丰》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41]，又化用《诗经·小雅》中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42]这是化用儒家经典的实例。新出土《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毖）志铭》铭文：“天之苍苍兮其色正耶？人之悠悠兮其能久耶？蠢兹万类兮生老病死，悟彼百龄兮今也已矣。……重曰：梁木其坏兮太山其颓，哲人一去兮不复再来。”[43]“天之苍苍兮其色正耶”出自《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色正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44]“梁木其坏兮太山其颓，哲人一去兮不复再来”出自《礼记·檀弓上第三》：“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45]是为综合套用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实例。3．对前代经典诗句的化用。较为典型者是对《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挽歌》的化用。新出土《大唐故河南府偃师县令王府君妻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铭文：“遥望北郭墓，累累满山阿。美人逝不返，岁月将如何？”其中“遥遥北郭墓”是《古诗十九首》中《驱车上东门》一诗的原句。《驱车上东门》一诗描写一位洛阳游子，看到北邙山上的坟墓而引发感慨，这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情感上都与墓志铭切合，故而成为铭辞的模仿对象，诗中的“白杨”、“松柏”更是墓志铭文中常见的意象。新出土《大唐故朝散郎行薛王府国令上轻车都尉张君（嘉福）墓志铭》铭文：“岁月不可留兮可奈何？夫君讬体兮同山阿。”[46]《唐故朝议郎行蓬州宕渠县令王府君（思齐）墓志铭》铭文：“山阿讬体，郭门遽辞。”[47]则明显是对陶渊明《挽歌》的袭用，因为《挽歌》其三中“托体同山阿”一句，描述了对于死亡的最美的归宿。因此袭用陶诗，既能表示对去世者的哀恸，也是对去世者最合适的安排。正因为陶渊明《挽歌》与墓志铭文的共通性，使得众多墓志作者不约而同地化用，这也恰恰反映出了当时铭文创作中程式化风气之盛。

（二）抄撮志文成句

有些墓志铭，因为志主的事迹较为简略，整篇文章也较简短。如果作者已经在志文中详细交代了志主的生平事迹，铭文中就很难再进行拓展，故而此类墓志为了加长篇幅，其铭文也就大量直接抄撮志文中的词汇或成句。如新出土《唐故边君（敏）墓志铭》，志文介绍了边敏的世系：“原夫炎灵驭历，临颖开其大名；当涂济时，著作阐其洪绪。”而铭文首句即云“当涂驭历，炎灵济时”[48]，仅将志文中“炎灵”、“当涂”的位置作了调换。再如《大唐故文林郎守益州导江县主簿飞骑尉张府君（行恭）志》，志文有“自素凤来临……白云像盖”之语，铭文仅稍作改动，作“庆盖白云，详仪素鹤”[49]，抄撮的痕迹非常明显。更有甚者，有些墓志，铭文大段截取或抄录志文中的成句。如《大周朝散大夫行右千牛卫长史上骑都尉高阳郡公士许琮故妻赞皇县君李氏墓志铭》铭文：“白云千里，青山四极。泣露将霑，悲风不息。”实是由志文“叹青山之四极……悲白云之千里……泣露霑衣，谁分悲凉之甚”[50]删削而成；铭文“门承圣贤”、“松萝义违”亦是由志文“家承贤圣”、“松萝有义”变更而来。又如《慕容稚英墓志铭》志文：“祖英，泉石怡神，烟霞养性，无为自乐，每畅春台之怀；有待都捐，且安秋水之致。父远，铜驼人物，金谷英灵。”铭文：“铜驼人物，金谷英贤。无为自乐，有待都捐，泉石怡抱，烟霞养年。”[51]铭文明显照抄志文，仅个别字词为求押韵而有所改动。

这种铭文抄撮志文的情况，在初唐时期普遍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较盛行的创作模式。其原因在于初唐时期墓志铭写作中骈俪之风仍然盛行，志文中骈词丽句甚多，四言句式俯拾即是，这在形式上满足了铭文的创作要求。盛唐以后，志文散化程度越来越高，铭文则难以直接照搬志文中的成句了，这一现象也有所减少。当然，这种铭文抄撮志文的墓志，也以普通志主和下层文士居多。普通志主，事迹无要事可陈；下层文士，撰文无变化之能。这种程式，并不为才力高绝的文士所采纳，新出土初盛唐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及大文学家如苏颋、张说、张九龄所撰写的墓志即绝少出现这种情况。

（三）袭用固定模板

唐代的石刻文献中，不仅整篇文章均是按照固定模板写就的墓志铭会有相同的铭文[52]，即使单就铭文而言，也形成了几种常用的模板，这就更加映射出唐代墓志铭铭文创作中抄袭风气之盛和模式化程度之高。有些特定的铭文模板，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墓志铭之中，有的略有改动，有的则完全雷同。一些志文完全不同的墓志铭，也可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铭文。如上文提及的《管思礼墓志铭》的铭文虽然与《管基墓志》截然不同，但仍有所本。《管思礼墓志铭》铭文云：“朝光不住，物性短终。哲人斯委，身去名留。池台绝迹，坟陇混游。于兹永罢，□□相求。”[53]承袭的是《唐故支君（怀，字信）墓志铭》的铭文。《支怀墓志铭》铭文：“朝光不住，物性短修。哲人斯委，身去名留。池台绝迹，坟陇魂游。于兹永别，何处相求？”[54]而另一支怀（字通）墓志铭的铭文也与此完全相同。再如撰于咸亨元年（670）的《唐故处士索君（行）墓志铭》铭文：“一代英奇，不终遐寿。何期竹□，□□蒲柳。魂归异壤，烟生陇首。勒此清徽，千龄靡朽。其一.□□渐冷，夜月方明。看花落泪，听鸟心惊。山多寒色，□□□声。一埋珪玉，永别佳城。其二.”[55]对比作于垂拱元年（685）的《唐故处士张君（护）墓志铭》铭文：“一代英奇，不终遐寿。何期竹柏，忽凋蒲柳。魂归异壤，烟生陇首。勒此徽猷，千龄□朽。其一.朝风渐冷，夜月高明。望峰落泪，听鸟心惊。夕□□□，椒□□□。□埋珪玉，永别佳城。其二.”[56]除个别字词外，内容完全雷同。而据志文记载，两人的世系、籍贯和生平事迹完全不同，志文中也略无雷同之处。志文不同而铭文雷同，是墓志铭创作程式的一种特殊现象。

三

并非仅仅像前人所评骘的那样，某些采用程式化模板撰写的墓志铭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唐代墓志铭记载志主的仕历和行迹时，往往以前代著名文士的经历和身世作比，这为他们经典形象的形成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墓志铭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经过著名诗人的点化以后，多成为诗歌史上不朽的名篇。因此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对于我们深入考察经典文士形象的树立和诗歌名句的生成路径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一）考察经典文士形象的生成和接受

前代文士在后世的接受情形以及经典文士形象的塑造，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经典文士形象最终之所以能够确立固然与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唐代去六朝未远，新出土唐代墓志中的材料更有助于我们考察经典文士形象形成的具体经过。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文士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唐人的文学作品中，但从新出土的墓志铭来看，有两个人物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庞统，二是陶渊明。唐代墓志铭的作者在形容传主才高位下或隐居不仕时，往往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世作比，并逐渐成为唐人作文时常用的一种程式。

庞统，字士元，号凤雏，襄阳人，为刘备的重要谋士，才略与诸葛亮相当，曾任治中从事、军师中郎将等职。《三国志·庞统传》记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57]庞统以大才而仅授耒阳令的特殊经历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庞统形象的典型特征之一。比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即刻意渲染其担任耒阳县令以后终日饮酒为乐，尽废县政的情形。并对鲁肃、诸葛亮推荐庞统的言论有所记载。鲁肃的荐书与《三国志》中的记载大致相同，也说庞统“非百里之才”，当使之处治中、别驾之任，以便“展其骥足”。诸葛亮所说的“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58]云云，则为罗贯中所加，《三国志》等书中均未载。罗贯中之所以也会有“士元非百里之才”的观念，当与明代以前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有关，而这一看法的形成当与唐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新出唐代墓志资料显示，一些才高位下的士人，特别是县令的墓志铭经常以庞统作比，如《大唐故朝议大夫行眉州司马□国公士刘府君（仁叡）墓志》记载刘仁叡曾两度出任县令，但不久即辞世，墓志中借庞统的事迹抒发了作者对志主才华未展的惋惜和感叹：“庞统非百里之才，遽辞虚□；长孺是两京之望，聿就题舆。”[59]再如《唐故永嘉郡永嘉县令陈公墓志铭》记载陈敬玄三任县令的过程：“转绵州西昌县令，调登州文登令，擢永嘉郡永嘉县令。凡宰三邑，政无二门，峨峨高风，异县同理。方期展士元之足，极龚遂之荣，天不憗遗，以天宝四载六月薨於永嘉之廨宇。”[60]陈敬玄没有像庞统那样由县令而平步青云，故而作者发出未能“展其骥足”的叹惋。还有的墓志更是直接以庞统之职来指代具体官位，即如《唐故彭城县令薛府君（绣）墓志铭》中所说：“鸾飞美政，载临王隼之□；骥足长驱，晚登庞统之职。”[61]在唐人眼中，庞统已然作为才高位下的典型代表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县令的代名词。类似的套语，如“士元流誉百里，叹其非材”、“庞士元之骥足，尚屈长途”、“庞士元非百里之材，方思展骥”等更是常常出现在一些县令的墓碑和墓志铭中。唐人对庞统这一经历的比附，对于他在后世形象的树立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庞统不同，陶渊明则主要是作为隐士的形象出现在唐人的记载中的。唐代墓志对于陶渊明形象的描述，主要体现为“隐逸”和“不仕”两个层面：就“隐逸”而言，墓志常常表达对陶渊明归隐行为的钦慕，并因此而形成了诸多套语，如“花县春时，别种渊明之五柳”、“五柳归来，不屈陶潜之节”等。从《大唐故处士董君（僧利）墓志铭》中的记载来看，董僧利祖父三代均以布衣终老，故文中在叙述董僧利行藏时即以陶渊明作比：“于是晦迹人间，名藏物外。庭开三迳，均蒋诩之沉沦；门垂五柳，协陶潜之高致。优哉游哉，以兹永日。”[62]再如另一位终生未曾入仕的士人赵欣的墓志铭中也着重提及他与陶渊明的共通之处：“每翠柳吟风，叶渊明之遁逸；青松贯月，符叔夜之琴樽。”[63]就“不仕”而言，唐人似乎更看重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形象。《大唐故苏州吴县丞杜府君（荣）墓志》叙述杜荣任吴县丞仅一年即挂冠辞职，与陶渊明的经历相似：“梁竦之不仕州县，岂独徒为大言；元亮之性乐山水，实亦心存恬旷。”[64]《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之涣）墓志铭》记载王之涣辞官归隐的前因后果为：“异毛义捧檄之色，悲不逮亲；均陶潜屈腰之耻，勇于解印。会有诬人交构，公因拂衣去官，遂优游青山，灭裂黄绶。”[65]王之涣归隐的原因虽与陶渊明不尽相同，但其拂衣去官的豪情却与陶如出一辙，故作者运用陶渊明勇于解印的经历与之作比，以凸显王之涣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形象。

陶渊明高洁、闲适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断出现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陶渊明的作品也得到唐人的接受而屡被套用或模仿，上文所举唐代墓志对陶渊明诗歌的频繁套用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的墓志铭甚至将陶渊明的经历不同程度地移植到志主身上，如《唐故处士上谷寇公（因）墓志铭》云：“善属文，多逸兴，饮酒终朝而不醉，诗赋物而不遗。或登山临水，荫松籍草，必超然独得，形神皆王。时议每以谢客陶元亮比之，尤恐前人有愧色……至于历代阳秋，百家著述，则不求甚解。”[66]“饮酒终朝而不醉”、“不求甚解”等，本来是陶渊明的经历，这里却被安插到了志主的身上，而且这并非作者个人之见，而是“时议”如此，就中可见陶渊明在当时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陶渊明在后世形象的确立，与唐人不时地将陶渊明隐居不仕的高洁形象形诸笔端有莫大的关联。而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之所以会在宋代陡然抬升，唐人已经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唐代的石刻文献中还常常以庞统和陶渊明同时对举，仲孝俊《修孔子庙之碑》云：“远嗤庞统，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潜，忽轻五斗之俸。”[67]隋唐时代是文人仕隐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素有“终南捷径”之称。也许时人正是将庞统、陶渊明当作仕与隐、出与处的典型代表才在作文时屡屡提及，仲孝俊在《修孔子庙之碑》中将二人对举，亦可谓深得儒家仕隐之道的精髓。

（二）揭示诗歌经典的生成路径

唐代墓志特别是铭文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还可以使我们对许多经典诗歌的形成路径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司马光即因该联寄寓了诗人感时伤事之情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68]然而在大量阅读了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以后，我们发现此联并非杜甫首创，而是承袭了墓志铭中的成句的。总章二年（669）《唐故李夫人墓志铭》[69]和《唐故赵□□墓志》[70]，总章三年（670）《大唐故王□□墓志铭》[71]、《唐故郭君夫人刘氏（贤□）墓志铭》[72]，咸亨元年（670）《索行墓志铭》[73]、《唐故赵夫人墓志铭》[74]，咸亨四年（673）《唐故处士任君并夫人孙氏墓志》[75]的铭文，都出现了“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的句子。垂拱元年（685）《张护墓志铭》的铭文则略作改动，作“望峰落泪，听鸟心惊”。诸多墓志铭的实例说明，“看花落泪，听鸟心惊”在杜甫生前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即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落泪”、“听鸟”等语汇虽然多次出现在六朝和唐初的诗文作品中，《昭明太子集》中甚至有“闻猿啸而寸寸断肠，听鸟声而双双下泪”[76]的句子，但毫无疑问，“看花落泪，听鸟心惊”与杜甫的《春望》所要表达的意思更为接近。虽然上述志主的籍贯和归葬地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在今天的河南境内，而杜甫的祖籍正是河南巩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杜甫创作《春望》之前应当见过经常用于墓志铭文中的“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的套语，并踏雪无痕地运用到诗歌之中，最终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白居易的《中隐》诗，历来被看成是“吏隐”和“独善其身”的典型名篇，其中“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77]更成为后人吟咏赏叹的对象。实际上，这两句也是化用前人的成句的，这在新出土墓志中亦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唐故处士武骑尉王府君（羊仁）墓志铭》中即有“大隐隐朝市，小隐隐林薮”[78]之语。《唐故定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内长入供奉张府君（毗罗）墓志》亦有：“优游朝市，不违大隐之趣；弋钓林泉，有光濠□之迹”[79]的记载。其它如“大隐朝市”、“谐大隐于朝市”更是经常出现在新出石刻中。[80]可见，白居易创作《中隐》的时候，对前人的诗文作品是作了较多参照的。

宋代李清照《夏日绝句》中的警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能在唐代的碑志中找到其雏形。虽然“人杰”、“鬼雄”单独使用的实例很早即已出现[81]，但就现有的资料看，将两者对举却是唐代碑志中率先完成的。这恰恰是因为碑志正是要记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且重在凸显其一生中的光辉事迹，“生为人杰”意在赞扬其生前的业绩，“死作鬼雄”则表达了作者对志主死后的希冀，与碑志的功用适相一致。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公碑》中即有：“生为神将，死为鬼雄”[82]的铭辞。新出土的几方唐代墓志的铭文则径直将“人杰”、“鬼雄”对举，与李清照的诗颇为接近。如《大周故骑都尉辛君（恭）墓志铭》铭文云：“生为人杰，死作鬼雄，刊铭勒石，纪地无穷。”[83]《大唐故左卫司戈刘府君（景嗣）墓志铭》铭文亦云：“生作人杰兮，死为鬼雄。”[84]可知“人杰”、“鬼雄”对举，在唐代墓志铭的铭文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李清照《夏日绝句》或许由此脱胎而来。通过对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生为人杰，死作鬼雄”等原本不过是墓志铭中互为蹈袭的套语，但经过杜甫、李清照等人的加工以后却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虽然这不仅仅是语句的袭用问题，其中还有语境的转移和情感的倾注等重要因素，使得这些俗语通过再创造而达到语益工和兴益远的境界。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墓志铭程式化创作模式的考察，有助于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方法和诗歌经典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唐代墓志铭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也有必要进行恰当的评估，以充分挖掘其特有的内涵和价值。

注释：

[1].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0页。

[2]. 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75~2378页。

[3].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四，第230~231页。

[4]. 如《唐故石州刺史刘君（穆）墓志铭》云：“自豢龙种德，断蛇构绪，光华籍甚，史册昭彰。”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8页。

[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62页。按：“关西孔子”指东汉杨震，因其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当时即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后世杨姓多将其攀附为自己的远祖。

[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398页。

[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9页。

[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53页。

[9].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10].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第71页。

[1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63页。

[13].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6页。

[14]. 朱记荣辑：《金石全例》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页。

[15]. 参姚美玲《唐代墓志中的“礼也”释证》，《语言科学》，2007年第2期，第101页。

[16].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1页。

[17]. 岑仲勉：《金石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9页。

[1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385页。

[19]. 岑仲勉：《金石论丛》，第82~83页。

[20]. 按：关于亡宫墓志铭的论述，前人已有所探讨，参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谈唐代宫女的命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第87~90页）和胡玉兰《唐代亡宫墓志铭文的程式化演变及原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45页）。

[21]. 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14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版，第428、458页。

[22].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页。

[23].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二，第359页。

[24].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〇，第302页。

[2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655页。

[2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15~716页。

[2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17页。

[28]. 据《新唐书·宦者传》记载：“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56页。

[2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45页。

[3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47页。

[31]. 按：文中的波浪线和着重号乃笔者所加，用于标识两篇文章在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加波浪线者乃是《管思礼墓志铭》中缺失的内容，而加着重号者表示两篇文章在文字方面的不同之处。

[32]. 管思礼的葬日距卒日仅有半个月时间。

[33]. 管思礼墓志铭的铭文虽与管基不同，但亦有所本，详下文。

[34]. 参拙文《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5]. 唐太宗曾先后令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纂《五经正义》，作为科考的教材而颁行天下。唐文宗更是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以便于士子抄录、诵读。仅敦煌文书中新发现的《诗经》写卷便多达三十余件，亦可由此窥见《诗经》在唐代的受重视程度。

[3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19页。

[3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244页。

[38]. 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3页。

[39].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6页。

[4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560页。

[41].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宋本周易注疏》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4页。

[42].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第627页。

[4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18页。

[44].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45].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按：化用此句之铭文尚多，如《大唐故项城令邢君（郭）墓志》铭文云：“泰山其颓，梁木斯坠……”亦当本此而来。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95页。

[4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295页。

[4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340页。

[4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46页。

[4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53页。

[5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834页。

[51].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91页。

[52]. 除本文第一部分所举外，类似的模板还有很多，如《唐故洛阳县淳俗乡君效夫人（姬）墓志铭》、《唐故上谷侯夫人义明乡君谭氏（二娘）铭》、《唐故阳城县白土乡君孔氏（玉）墓志铭》三篇文章的志文即是按照同一模板略作改动而成。《效姬墓志铭》铭文云：“瞻纷纭之盛烈，播帝籍之缣缃。俯贻则于千载，仰当代之琳琅。凝德音于淑媛，实景行于昂藏。贞顺艳于春日，志节粲于秋霜。何天德之无辅，奄摧落于斯良？悲华庭之少行迹，泣重阜之掩芬芳。歌薤露之酸野外，风萧萧兮凄白杨。”《谭二娘墓志铭》的铭文与此完全相同、一字不差。《孔玉墓志铭》铭文虽然替换了一些词句，但模仿《效姬墓志铭》的痕迹甚明。三文分别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9、342、258页。

[5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48页。

[5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67页。

[5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17页。

[5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32页。

[57].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4页。

[58].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86页。

[59].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6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16页。

[61].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27页。

[62].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6页。

[63].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43页。

[6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60页。

[6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549页。

[66].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13页。

[6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0册，第51页。

[68]. 引自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三，第128~129页。

[6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99页。

[7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00页。

[71].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08页。

[7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11页。

[73].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17页。

[7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18页。

[7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581页。

[76]. 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77].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3页。

[7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45页。

[7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22页。

[80]. 除了唐代墓志中的材料以外，东晋时期的邓粲已有类似的言论，《晋书·邓粲传》记载：“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1页。）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更是明确提出“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4页。）的主张，或为墓志中的套语和白居易诗歌的共同来源。

[81]. “人杰”的用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将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视作“人杰”并云：“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司马迁：《史记》卷八，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80页。）“鬼雄”的用例则早在《国殇》中即已出现：“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汤炳正等注：《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82].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十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28页。

[83].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362页。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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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来源 l 《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作者 l 孟国栋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来源 l 《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作者 l 孟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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