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铭石书在三国至南北朝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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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大学书法》2023年第4期

作者 l 杨帆、张宁；川大书法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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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1]可见文字是有字体分工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言：“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2]铭石书、行狎书、章程书即是最为明确的根据字体分工不同进行的划分。但在过往对于书体演进的研究中，文字分工不同这一特点往往被忽视。这才有了“兰亭论辩”之争中郭沫若先生以隶书体写本作为《兰亭序》是伪作的证据，认为“天下的晋代书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是楷书体所以是伪作”。郭氏忽略了即使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书体的演变也具有不同步性，碑刻文字与手书墨迹是完全不同的文字应用。“兰亭论辩”虽然已成为历史，但是对于王谢墓志的认识迄今没有达成共识，故笔者不揣浅陋，特对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铭石书的演进过程再作研究，以期对铭石书之演进有明确的认识。

一、 隶书作为铭石书之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频繁交替的政权，致使社会急剧动荡。这一历史时期的书法，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均已出现，书体演变交织缠绕，互相影响。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3]南朝王僧虔亦云：“锺公之书谓之尽妙。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4]皆明确指出钟繇的时代在书体上的各自分工：用于碑碣上的书体名为“铭石书”[5]；用于公文中的书体称之“章程书”[6]；用于书信中的书体叫做“行狎书”[7]。三者相互影响，又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脉络。铭石书作为使用场合广泛的一种书体，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演变，笔者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隶书作为铭石书之阶段；二是铭石书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之阶段；三是楷书逐渐成为铭石书之阶段。

 隶书作为铭石书，自西汉时（约18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三国初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官方使用文字统一为篆书，篆书作为官方统一文字使用直至东汉中晚期。而西汉初期的简牍隶书已经基本具备了左右开张、波磔分明的隶书之势，至西汉中晚期隶书已十分成熟。铭石书作为官方应用书体的演变虽然稍显滞缓，但也开始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篆隶相杂的铭刻也开始出现。如西汉（前206—8）《徐州楚夷王塞石题记》，新始建国四年（12）摩崖《苏马湾刻石》（图1），新凤凰五年（18）《高彦墓碑》等，结体篆隶相杂，呈现出篆隶过渡的面貌。隶书的碑刻亦逐渐增多，如新凤凰三年（16）《莱子侯刻石》（图2）。至东汉，隶书因被广泛使用，便正式成为官方铭石之书体，如东汉元初二年（115）《子游残碑》，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5)《熹平石经》，东汉中平二年（185）《曹全碑》，东汉中平三年（186）《张迁碑》等一批经典汉隶范式的出现，隶书法度由是建立。步入三国，曹魏初期依然承袭旧制，如三国魏初黄初元年（220）的《孔羡碑》（图3），黄初五年（225）的《胶东令王君断碑》（图4），结体依旧为隶意，气质古朴敦厚。

图1 《苏马湾刻石》拓片（局部）

（选自《文物》2001年第8期，第27页）

图2 《莱子侯刻石》拓片（局部）

（选自文物出版社《中国书法艺术》第二卷，第152页）

图3 孔羡碑拓片（局部）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

图4 《胶东令王君断碑》拓片（故宫博物院藏）

二、隶楷杂糅作为铭石书之阶段

自魏晋至南北朝时期，铭石书的演进，体现在隶书向楷书过渡，即“隶楷杂糅”。风格各异的墓志是此期铭石书的重要考察对象。东汉时立碑极滥，三国时曹操又下令不得厚葬，禁立碑。《宋书》记载晋武帝下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8]自此立碑废禁。之后在晋武帝禁碑令的实施下，墓志取代立碑，又成为一时之风气。

关于东晋时期墓志文字是隶书还是楷书，学界已有诸多探讨。如黄惇先生在《谈东晋的墓志》中，将东晋时期的墓志划分为“以隶书为体，以楷书为用”和“以楷书为体，以隶书为用”[9]两类。孟如飞先生在《东晋的墓志》中，则以“楷隶”“隶楷”[10]两类命名。张秀慧硕士论文《东晋铭石书》，又以“隶书极尽楷化者”和“楷书极近隶化者”[11]两类划分之。至于两晋时期的铭石书何以出现隶楷相杂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是刻工技艺不精所致，其实这一看法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铭石书出现隶楷相杂现象，实则因为铭石书与章程书发展具有不同步性。

钟繇（151—230）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史称“钟太傅”。世传钟繇之所擅，除了铭石书，还有章程书和行狎书。梁鹄曰：“钟繇善章程书也。”张怀瓘《书断》评：“繇善书，师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12]西晋时卫恒谈到钟繇的书法，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13]，《晋书·荀勖传》中也提到：“又立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14]由是观之，钟繇之书法，在西晋时期已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且得以钟书教习弟子，再加上钟繇官至相国，具有极高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故而钟繇所擅之章程书，便能得到极大之推行，钟繇“正书之祖”的历史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1996年长沙出土三国吴政权时期的《走马楼吴简》[15]（图5），马鞍山东吴大将军朱然（182-249）墓中的朱然名刺[16]（图6），二者书写均自然流畅，字形已由隶书的宽扁逐渐过渡为偏方的楷书字形，隶书标志性的蚕头燕尾亦不多见。将《东乡劝农简》与钟繇的楷书《荐季直表》（221）、《宣示表》（222）字形进行对比（表1）可以看出，其与钟繇三表中的楷书字形和用笔均十分相近，可见早在三国曹魏时期不论是民间的手写体，还是官员上书言事的奏章书，均呈摆脱隶书之势，并已逐渐形成楷书的用笔与体势。楷书作为章程书，在此时已然趋于成熟，并广泛应用于日常书写之中。因此，官方铭石之书与日常书写使用的章程书，显然是两条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脉络。

图5 《走马楼吴简》之《东乡劝农简》（局部）

（长沙简牍博物馆藏）

图6 朱然名刺（朱然家族墓博物馆藏）

表1 钟繇楷书与东乡劝农简部分字形对照表

	东	以	下	民	自
东乡劝农简
钟繇	《荐季直表》	《荐季直表》	《荐季直表》	《荐季直表》	《荐季直表》

	年	八	坐	破
东乡劝农简
钟繇	《荐季直表》	《荐季直表》	《宣示表》	《荐季直表》

三国魏黄初元年（221）《孔羡碑》，魏元帝景元二年（261）《王基断碑》等魏初的隶书，还是严整端庄的隶书体貌。到景元四年（263）的《李苞通阁道题名》，西晋秦始六年（270）的《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图7），字形古拙，隶意渐收。而凤凰元年（272）的《谷朗碑》（图8），虽然偶有隶书波挑，但字形体势已呈方形趋势，楷意渐显。再到《衡阳太守葛祚碑》（图9），已有较为明显的楷化字形，字形竖长，楷书笔意突出。故可以将三国时期景元四年（263）左右，作为铭石书由隶书向楷书演进的开始。以下择景元四年（263）之前及之后碑刻中字，作形体比较之举例。

图7 《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拓片（局部）

（南京市博物馆藏）

图8 《谷朗碑》拓片（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9《衡阳太守葛祚碑》拓片（局部）

（南京博物院藏）

表2 景元四年（263年）前后碑刻字形对照

通过字形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铭石书在逐渐由隶书向楷书过渡，蚕头燕尾、左舒右展的隶书特点已逐渐消亡。公元263年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可以看到魏元帝景元二年（261)的《王基断碑》，“上托隶源，下开魏齐风范”，体势仍是比较规范的隶书，波折明确，用笔有斩钉截铁之势，如“之”“府”燕尾突出，线质挺拔，与《礼器碑》风格相近。到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题名》、西晋泰始六年（270）《郛休碑》，虽已漫漶不清，但通过碑阴的面貌可见其体势与汉隶已大异，隶书标志性的“蚕头雁尾”波折减少，竖长字形增加。到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的《谷朗碑》和《衡阳太守葛祚碑》，尤其是后者，虽寥寥数字，却呈现出与后期魏碑相仿佛的面貌。清乾隆间孙星衍访得《衡阳太守葛祚碑》，并评价道：“楷书之见于法帖者则有程邈最先，然不足信，其见于碑碣，殆始于此，良足定也。”[17]。缪荃孙云：“正书始于齐梁之间，吴时未尝有此。”太康十年（289）《齐太公吕望表》“太”、“之”等字，字形与用笔与后世成熟的魏碑《张猛龙碑》亦为接近。建元二年（368）的《广武将军碑》，虽有汉隶平正古拙之气，却更多楷书的笔法与体势。东晋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更是静中寓动，奇姿百出，楷书笔意甚浓。

关于以《王兴之夫妇墓志》（341）《爨宝子碑》（405）为代表的两晋碑刻的隶楷定性问题，前辈学者也已发表过较多意见。如沙孟海先生言“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也几乎变成《爨宝子》。今天社会上还有人认为古代石刻砖刻文字笔划方头方脑的都是早期书迹，都是‘带隶意’，这话显然成问题。”[18]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甚至不能称作是“带隶意”，而是刻手不佳的问题，亦即这些碑刻不能算隶楷过渡的书体。他还根据书刻水准对碑刻优劣进行三种分类：“有书刻俱佳者，有书佳刻不佳者，亦有书刻俱劣者”[19]。认为《王兴之墓志》不仅“书刻俱劣”，亦“最为下品”[20]。商承祚先生也说：“写在砖刻石刻上的墨迹是圆笔，但在施工时多将之刻方。《王兴之夫妇墓志》刻工极劣，刻法是向墨迹夹刻两刀，然后切齐两头。撇捺则以较大的角度切削，致令原墨迹的轻重笔和圆笔都机械地将之整齐而划化。”但是，将《王兴之》《王闽之》《郑长猷》诸刻呈现出来的书体上隶楷杂糅面貌，归结到刻手刻工不佳这一原因，当然也是不够全面的。

首先，从墓主的身份来看，南京象山出土的均为王氏、李氏等世家大族。尽管当时有“假葬”之风的流行，但根据墓志使用的材质来看，这些名门望族对于石质的选择依然是十分重视的。王氏家族墓志采用的石或砖形状规整，质地坚硬，字迹清晰，均为专门制作。《王兴之夫妇墓志》原石石质细腻，表面平滑，做工细致。东晋的《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图10）《王兴之夫人宋和之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夫人刘媚子墓（砖）志》，制作均十分精致，为长久保存均选用质地十分精良的石材，且大多表面经过打磨较为精整。

其次，从墓志的刊刻来看，虽然史料多不记载这一时期的书丹者和刻工，但是我们从图像资料中看《王兴之墓志》《李缉墓志》，表面曾涂有大漆，《高崧妻谢氏》（356）、《李缉墓志》（357）、《高崧墓志》（366）、《李纂墓志》（375）、《李纂妻何氏》（具体时间不明），这些墓志出土之时，有些字迹或界栏里尚存朱砂痕迹，以下作带有朱砂印记的墓志统计表（表3）。这些墓志在刻字之前，多以朱砂书写底稿，并非仓促刊刻草草了事。

综上，东晋时期的墓志处于楷隶之交的过渡转化期，墓主身份尊贵，使用的砖质精良，刊刻过程完整。足以说明，在当时墓志的制作过程并不是仓促了事的。刻工不佳虽然可能造成碑刻的拙劣，却不能改变书体在笔法体势上的整体形态。此时铭石书写作隶楷杂糅的体势，是当时书丹者受日常书写使用楷书（章程书）的影响，在铭石须写隶书之时，不自觉的带入楷书笔意写隶书的一种自然表现。

表3 朱砂印记墓志统计表

湖南《晋故曹夫人碑》[21]（图11）的面世为我们再添一例有力的证据，它的出现说明碑刻中的隶楷相杂，绝不仅限于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南京区。这块墓碑碑文首句“永和四年（348）八月”，与《王兴之夫妇墓志》同年，比之永和九年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今早五年。其书法风格也与《王兴之夫妇墓志》十分接近，虽然两块碑志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湖南，地理相隔较远，基本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书。由此可见，碑刻出现楷隶楷相杂现象不仅是南京及其毗邻地区，而是书体演变过程中一种整体的时代面貌，宏观来看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单独个例。

图10 《王兴之夫妇墓志》（局部）

（南京博物院藏）

图11 《晋故曹夫人碑》（衡阳市博物馆藏）

1949年在高句丽古墓中，发现安岳三号坟“冬寿墓”的前室进西侧室的左壁有墨书题记（图12），首句即指明书写时间为永和十三年（357），与《兰亭序》仅四年之隔，为同一时期书迹。墨书题记字形偏方，气质古朴，虽有隶书之波磔，但又受章程书的影响而用笔灵活，一些点、撇、捺的写法，已是楷书的作派。

图12 冬寿墓墨书题记

（选自《文化遗产》1959年第3期，第5页）

三、楷书作为铭石书之阶段

西晋初年的炳灵寺石窟，开凿在黄河北岸大寺沟的峭壁之上，正式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有“壁画昙摩毗之像”（图13），第6龛内有保存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图14），是我国石窟中现存年代最早的纪年题记，书体为楷书、行书。壁画昙摩毗之像旁有题字“比丘道融之像”“口口摩毗之口”等，这些字形与东晋泰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十分接近（表3），这说明在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进入南北朝时期之后，楷书已逐渐成为铭石书。即如《爨宝子碑》雄奇稚拙之面貌，亦非刻工不精所致，而是在铭石书的楷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民族融合背景下石刻艺术与书法艺术融合的典型之作。

表4 爨宝子碑与炳灵寺石窟“壁画昙摩毗之像”字形对比表  

始光二年（42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颁布了一条规范文字的诏令：“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22]指出当时多种书体并行于世，使用多谬误的局面，宣布规范统一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楷式”之楷并非今日所言“楷书”书体之意，“楷”当作“标准”、“模范”来理解。通过现有资料可见，公元421年的《谢珫墓志》（图15）已经是较为明显的楷书结体，公元425年的《宋乞墓志》（图16）的出现更是可以确定太武帝在始光二年（425年）官方正式颁布使用的文字便是这个面貌。

图15 《谢珫墓志》拓片（局部）

（选自《故宫学刊》2016年第2期，第10页）

图16 《宋乞墓志》拓片

（选自《考古》1998年第8期，第94页）

“南北朝时期，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并成为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的丧礼用品。”[23]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刘怀民墓志》是南北朝正式使用“墓志”命名的代表。在墓志文体方面，南朝整体文风骈化，骈文体发展成熟至顶峰。在此文化背景影响下，墓志文逐渐形成成熟的文体，四字、六字韵语常见，对偶、用典成为墓志文主要使用的修辞方式，出现骈俪化现象。如梁简文帝所作《庶子王规墓志铭》中：“玉挺蓝田，珠润隋水。价重连城，声同垂棘……文雅与绮觳相宣，逸气并云霞俱远。副君取敬杜夷，时回晋储之驾……”[24]齐谢朓《临海公主墓志铭》：“长发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郁彼崇芒，眷然城辇。辎翟按辔，龙旒徐转。”[25]可见南朝时期墓志文体已经固定，且文风一致，长篇铭文排列整齐，均是用华丽的辞藻来对墓主的生平及其功德赞美歌颂。

太和十四年（490），北魏孝文帝元宏正式亲政，并实行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颁布了政策，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的步伐。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进行更加全面的汉化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墓志成为南北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结合体，也走向石刻艺术与书法艺术融合的巅峰。天监十三年（514）《王纂韶墓志铭》、普通元年（520）《永阳王妃王氏墓志》（图17），楷书铭石已刻得十分精美，至《张玄墓志》（531）已十分成熟，成为魏碑雍容精美一路的经典代表作品。高昌出土的一批墨书墓志如建昌元年《赵荣宗妻韩氏墓表》（555）、建昌五年《田绍贤墓表》（560）、延昌十七年《麴弹那及夫人张氏麴氏墓表》（578）（图18）等，均为未来得及刊刻的墓志书丹，其楷书字形成熟完备，书写笔法灵动，转折以方笔居多，表现出来的面貌十分清雅俊逸。据此，进入南北朝之后，楷书已经作为铭石书的主流书体，直至隋朝南北一统，书法艺术亦南北相融，迄于大唐，铭石书的楷书风流，最终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艺术的顶峰。

图17 《永阳王妃王氏墓志》拓片（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图18 《麴弹那及夫人张氏麴氏墓表》拓片

（选自紫禁城出版社《高昌墓表八种》）

结语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铭石书的演进，是整个书法史视域下书体转变的一个典型缩影。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看法：一、书体应用有分工，铭石书特定的使用场合决定了其书体必定使用官方书体，具有保守的特征。二、手书墨迹的书体演进一般先于碑刻的铭石书。铭石书与章程书是独立演变的两条脉络，且铭石书滞后于章程书，又受章程书的影响逐渐楷化。三、刻工不佳虽然可能造成碑刻的拙劣，却不能改变铭石书在笔法体势上的整体形态。《王兴之夫妇墓志》等碑刻隶楷相杂面貌的出现，是普遍性的而不是个例，是书丹者在进行铭石书创作时不自觉地带入一些日常书写使用的楷书笔意的反映，不能将原因单一归结为刻工不精。铭石书由隶书向隶楷相杂的演进，其本质是受章程书的影响，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漫长过程的自然产物。不能因为章程书、行狎书的出现，便认为铭石书的存在就是不合理。铭石书在隶楷演变阶段的形体与书写风格，至为丰富多变，偏隶的可以说它是隶书，偏楷的可以说它是楷书，尽管那些多样不一的铭石书并不出书刻者有意创新，但却为今日书法创新提供了材料上的参照与方法上的借鉴。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315.

[2][3]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46.

[4]王僧虔.论书[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8.

[5]《说文解字》曰：铭者，记也。“铭石书”是根据载体来命名的，即铭刻上石的文字。

[6]刘勰.《文心雕龙》云：“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章程”一词在中国古代制度中具体的意义是“臣属上书皇帝的章奏表议等各类公文。”（杨二斌.“章程书”:一个“特指”的书体及其相关问题[J].中华书画家.2018(10):88-93.）

[7]“行狎书”, 又称“相闻书”，即行书。“行狎”，取草草不恭之意。（陈佳.钟繇“行狎书”考辨[J].文艺争鸣.2010(5):165-167.）

[8]沈约.礼志二[M]//：宋书.第十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407.

[9]黄惇.谈东晋的墓志[J].书法,2004(4):38-39.

[10]孟云飞.东晋的墓志[J].青少年书法.2004(7):30-32.

[11]张秀慧.东晋铭石书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8：24-25.

[12]张怀瓘.书断[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78.

[13]卫恒.[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5.

[14]房玄龄.荀勖传[M]//：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756.

[15]李鄂权.长沙简牍博物馆藏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33.

[16]陈松长.古人的拜谒木牍—安徽马鞍山朱然名刺[N].书法报.2020-9-33(封4).

[17]王昶.金石萃编[M].第二十四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12.

[18][19]沙孟海.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J].新美术,1990(03):11-12.

[20]商承祚.論东晋的書法风格并及《兰亭序》[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6(01):25-39+102-110.

[21]梁厚能.论《晋故曹夫人碑》的书法价值[J].书法赏评,2016(03):48-50.

[22]魏收.世祖纪[M]//魏书: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48.

[2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3.

[24]张溥编;吴汝纶选.中华传世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489.

[25]卢海涛.谢朓全集[M]. 武汉：崇文书局, 201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