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蕙荞简历：钢琴演奏家、教育家。1953年插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附中），1957年保送升入本校钢琴系。1962年毕业留校工作。1963年至1966年攻读本校研究生。曾师从陈比纲、朱工一教授及苏联专家塔姬雅娜•彼得罗夫娜•克拉芙琴柯。1970年底至2000年，任中国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独奏演员。曾获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钢琴作品演奏比赛一等奖、“国际钢琴比赛选拔赛”优胜者（原文化部组织）、第四届“中国器乐作品评比”优秀演奏奖、第二届“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五等奖（一等奖空缺）。曾任中国几乎所有重要钢琴比赛的评委或评委会主席、名誉主席（其中包括第四、第五、第六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还曾十余次应邀赴以色列、美国、英国、西班牙、南非、格鲁吉亚、韩国、墨西哥、智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担任国际重大钢琴赛事评委，如：“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吉娜•巴考厄国际钢琴比赛”等。曾任第五届、第六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担任顾问）。
曾录制20余种音像制品，出版《鲍蕙荞倾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4册）、《新思路钢琴系列教程》（18册）等音像、文字著作。曾获原文化部颁发的“优秀专家”称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及大学任外聘教授近30年。现任天津茱莉亚学院钢琴教授。
我于1940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抗战胜利后，随着父亲（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火力发电专家）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北京定居。
48小时梦圆“央音”少年班
我从小兴趣广泛、爱好众多，绘画、滑冰、读小说、编故事，样样喜欢。而我爱上音乐，学习钢琴，则主要源于母亲。母亲年轻时曾在教会学校学过钢琴。听着她在家里的那架老式德国钢琴上弹奏《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等乐曲，我也萌生了想学钢琴的念头。母亲愿意担任我的启蒙老师，而父亲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坚持”。
9岁学琴，别说对于当今的琴童，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也算起步比较晚的。但我入门很快，一开始两只手就可以配合得很好。随着演奏程度的提高，母亲教起我来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便托人请来一位波兰籍钢琴老师继续教我。随后的几年，我又相继跟随洪达琳、朱珊珊等专业老师学琴。那时，我虽然喜欢弹琴且进步很快，但依然没有“定性”，学习音乐只是我众多“理想”之一。另一方面，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也很重视我的文化课。他们曾经为了我将来是否走音乐专业这条路，特地坐火车到当时还在天津办学的中央音乐学院了解情况，并得到了钢琴系领导易开基教授的热情接待。易老很真诚地对我父母说：中央音乐学院刚成立不久，各方面的建设尚不完备，特别是少年班的文化课教学还有待加强。他建议我们先在普通学校学习，过几年再来应考。
也许是时间还未到吧，时间一到，所有的机缘巧合便接踵而来。
13岁那年（1953年）的暑假，一位叫刘兰生的小伙伴在来我家玩时告诉我，她已经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并通过了专业考试，准备第二天去考文化课。中央音乐学院素有“音乐家的摇篮”之美誉，是所有琴童的梦想之地。听了她的话，我随即产生了去报名考试的迫切愿望。没有告诉父母，转天我便自作主张地让刘兰生带我去学校设在东城区东棉花胡同的考点，请求招考老师给我一次补考机会。还记得当时的主考官是李莪荪（钢琴）、朱起芸（视唱练耳）两位老师。他们当即决定破例为我一个人再举行一次专业考试。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去应考，弹了车尔尼“299”第36条、巴赫《三部创意曲》第15条、一首《小奏鸣曲》和卡尔·博姆的《喷泉》这四首当时正在练的曲子。弹完之后，朱起芸老师又考了我的“听力”。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电话）。而此时离我做出报考决定，还不到48小时。
短短2天时间，在错过考试日期，没有介绍信、没有填任何表格、没有文化课考试、没有交报名费、没有政审外调的情况下，我便插班（初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这样的考学经历，不仅是幸运，甚至有些“传奇”。过去我曾经认为，是初生牛犊的勇气和真诚，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现在想来，应该是学校当时灵活的招考制度，以及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育人观念，才使我梦想成真。
附中的学习生活充实而快乐
进入少年班（1957年成为“附属中学”），就意味着走上了音乐专业道路。而在我从“业余”向“专业”跨越的过程中，最要感谢的是朱起芸和陈比纲（钢琴主科）两位老师。我入学前一直接触的是“首调唱名法”，为了让我尽快建立起“固定调”的概念，朱老师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我补课、加课，而且分文不取。我那时虽然已经13岁了，但还有“折指”等毛病。陈比纲老师从最基础的演奏技法教起，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除了教钢琴，他还注重对学生品行、修养的培养。我至今仍然难忘他带我外出写生的情景（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画画），一直铭记他给我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正是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下，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插班生，才能很快进入“尖子生”的行列。
陈比纲教授为鲍蕙荞上课，摄于1954年
成为“尖子生”以后，我有了更多参加重要演出和比赛的机会。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华访问的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到访天津。我在当晚于天津市干部俱乐部举行的欢迎音乐会上，为贵宾们演奏了肖邦的《降b小调谐谑曲》。也是在这一年，我和刘诗昆、刘育熙获评“附中首届优秀毕业生”，被保送升入大学。当时我的各门功课都是5分，毕业证上盖有“优秀毕业生”的印章。
1954年，与同班同学合影。右起：刘诗昆、杨行璧、郑大昕、金爱平、刘育熙、鲍蕙荞、杨洵、李亚泌
除了学业上的成长和进步，附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那时候，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都非常团结、友爱。我们班同学（包括刘育熙、刘诗昆、金爱平、朱工七等）经常在一起讲故事、做游戏、变魔术、编演节目（大家都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根据苏联电影《萨特阔》编演了一出舞台剧，我扮演柳巴娃，身上穿的那条连衣裙，是跟声乐系系主任喻宜萱教授借的。正是在这样一个轻松自由、包容和谐的校园氛围中，我才得以健康、幸福、快乐地渡过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2001年，少年班五一班50周年班庆纪念合影。前排右1为鲍蕙荞
国际比赛上为国争光
我上高中二、三年级时，钢琴系的朱工一教授到附中挑学生，把我收到了他的班里。保送大学以后，我又继续跟他学习。同时，我还经过选拔入选了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副院长塔姬雅娜•彼得罗夫娜•克拉芙琴柯教授的专家班。20世纪50年代，克拉芙琴柯教授先后两次来校任教，第一次是1957年，我参加的是1959年的第二次。当时，我已通过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即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国内选拔，因此便由克拉芙琴柯教授为我指导参赛曲目。在她那里，我还第一次接触到了“俄罗斯学派”和俄国（苏）的钢琴作品。教学上，她非常注重声音的歌唱性，对作品“抠”得很细，要求我们第一次回课就要背谱。经过她的指导，我的钢琴演奏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遗憾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第二年她就回国了。
克拉芙琴柯教授（前排坐右1）与学员们合影。站立左1为朱工一教授，站立第一排右2为鲍蕙荞
1960年年底，原文化部组织了参加第二届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赛，我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洪腾胜出。能够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比赛，我既兴奋又颇有压力。这项比赛共有三轮，必弹曲目中的大部分我都没有弹过，且当时距离正式开赛只剩半年多时间。由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这次指导我们参赛的重担落在了朱工一和范继森（上海音乐学院）两位中国教授的肩上。当时正值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响应国家发出的号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平时我的钢琴主课都是每周两节，那段时间，朱工一教授给我增加了上课的密度和长度。每隔一天，他就会在傍晚时分从南线阁骑车到学校，风雨无阻。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准备比赛，学校也在后勤等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地支持和帮助。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练琴，学校将大礼堂（现王府音乐厅）旁的一间小平房拨给我使用。在寒冷的冬天，我每天进琴房的第一件事就是烧蜂窝煤炉，经常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但是想到能够拥有一间专属琴房，可以每天练琴8到10个小时，还是很感谢学校。为了保证我能有足够的力气练琴，学校每天给我发一小瓶牛奶，并允许我每隔一两天去留学生食堂领一份带肉的菜（当时准备参加其他比赛的同学也有同等待遇）。过程是艰辛的，结果是欢喜的，最终我和洪腾双双得奖。虽然这个比赛的规模和影响力都不是很大，我们也没有得到冠军，但这是在没有外国专家帮助的情况下，中国教授自己培养的学生首次赢得国际奖项（1961年7月）。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一起拼尽全力为国争光，其意义非常特殊。
1961年参加罗马尼亚埃奈斯库国际音乐比赛时，代表团成员合影。左起：1郑石生、2黄揆春、3洪腾、5鲍蕙荞、6赵沨、7许建国大使、8刘恒之、9李其芳,其他为使馆人员
以助教身份考取研究生
本科毕业那年（1962年），我很想继续攻读研究生，但不巧的是，当年学校没有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为此，朱先生找到学校，让我作为他的助教，一边工作（只教一个附中学生）一边准备来年的考试。这一年的年底，学校收到教育部《关于1963年招收研究生工作的通知》﹝（62）教一蒋厦字第3412号﹞①。1963年国家招收研究生的政策是，在“认真贯彻宁缺毋滥、保证质量的原则以外，还将适当扩大招考范围，提早进行入学考试，并统一部分课程的试题”。
获奖归来依然刻苦练琴的鲍蕙荞
按照《通知》要求，学校制订了1963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计划招收6名研究生（涉及作曲、和声与复调、声乐、钢琴、中国音乐史5个专业），②共有来自全国各音乐院校的10名考生报名，其中4人报考钢琴专业。③记得除了钢琴主科，当时我还考了作品分析（基础课），并且参加了政治理论课和外语（英语或俄语，我考的是俄语）的全国统考（此前音乐院校无须参加）。最终，我以优异成绩成为当年学校录取的唯一一位研究生。
《中央音乐学院1963年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表》之钢琴系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继续师从于朱工一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参加了1963年“布拉格之春”和196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当时学校非常重视参加国内（际）比赛的准备工作，要求各系和附中，加强参赛学生主修专业课的学习，除由主科教师日常负责外，为了集思广益，必须组织教学小组，进行定期的集体研究或公开教学 ，必要时可增加授课、合伴奏及练习时间。同时，在共同必修课程方面，经各系与有关的教研室研究，可以部分缓修或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作业、练习和讨论（缓修的课程需安排补修）。此外，还要加强对学生们的思想教育，并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增加他们的饮食营养（所需费用学校可酌情补助）。④记得在备战“布拉格之春”国际钢琴比赛时，系里为我和汪怡德、杨金俊（杨峻）、李其芳、商澄宋、黄爱莲6人进行了三个月的准备，组织了集体课和教材研究，还举办了校内选拔的音乐会。⑤上述两项国际钢琴比赛，我虽都顺利通过国内选拔，但因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最终均未能成行。
20世纪60年代，朱工一教授为学生潘一鸣上公开课。左2为鲍蕙荞
1966年夏天，还没有举行研究生毕业考试，“文革”爆发，一切正常的教学活动都停止了。1968年11月底，66、67两届附中、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及我这个唯一的研究生，被分配去天津南郊葛沽部队农场劳动。我因即将分娩，于次年3月1日到葛沽接受“再教育”。1970年12月我被调入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员。
在天津葛沽部队农场劳动时的鲍蕙荞（左）
调入中央乐团后，为东方红炼油厂工人演出
师恩泽厚，倾我至诚
如果说陈比纲老师是我从业余走向专业的领路人，那么朱工一教授就是让我在音乐上真正开窍的精神导师。他不仅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和深厚的艺术造诣，而且不主观、不保守，非常爱护和尊重学生在艺术上的个性表达和创造精神。毕业以后，我依然经常找他上课。有一次我去给他弹了三首西班牙作曲家创作的《舞曲》。他说：“你刚开始演奏时，我觉得和我的处理不太一样。但是全部弹完以后，你把我说服了。很好，就这样弹。” 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要能带领学生不断前行，还要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包容他们不同的音乐处理、尊重他们的演奏个性。特别是对于比较成熟、比较有才能的学生更应如此。朱先生为我树立了榜样，对我后来的教学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另一方面，朱先生又是一位爱生如子的老师。他对学生的好是来自于骨子里的，真挚而深厚。他不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我培养成为国际比赛的获奖者，还在我遭遇家庭变故（丈夫接受审查期间自杀未遂，被转移到卫戍区）的时候，毫不避嫌地给予了我最真诚的关怀与支持。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恩人。
1985年，在学校举办的庆祝朱工一教授教学40周年音乐会后，与恩师合影。站立第一排左3为朱工一教授，前排中间为鲍蕙荞
正是恩师的这份对钢琴和学生的热爱，促使我在从事音乐表演工作的同时，一直坚持教学。我想把这种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陆续在母校兼课。退休后，又作为钢琴系的客座教授，从2001年一直教到2020年。我有多年的演出经验，并在国内外多个钢琴大赛中担任过评委（评委会主席），因此很能理解学生，知道该如何更好地指导和帮助他们。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访华时为其演出
（站立前排左3为鲍蕙荞）
上图：2012年担任利兹国际钢琴比赛评委
下图：2013年担任第六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
2024年9月30日，鲍蕙荞在北京五塔寺举办公益演出活动
钢琴（演奏）是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有它的客观规律。钢琴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课堂上，我会为学生打牢演奏基础，夯实基本功。比赛时，我会为他们科学搭配参赛曲目：有炫技的，也有极其安静、抒情的。学生们都很喜欢我带队比赛，因为我不仅是老师，可以随时上课，比赛前进行场外指导，而且还“兼职”家长、厨师、按摩师、玩伴等多重角色，尽力营造轻松氛围，以有助于他们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
带学生们一起爬长城。左1野木成也（鲍释贤）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左2李斯倩，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钢琴学科第一个“拔尖创新人才”；右1叶斯婧；右2邰阳。以上四位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及本科跟鲍蕙荞教授学习期间，多次获得国际钢琴比赛奖项。
从踏入中央音乐学院校门的那一刻起，钢琴即成为了我生命的圆心和精神的支柱，每件重要的事几乎都围绕着它。而且，每当我生命中出现难过的坎，或者病痛难忍时，它都能给我力量，帮我疗愈。因此，我特别感谢中央音乐学院让我走上了音乐专业道路，感恩母校的老师们对我的辛勤培育。从天津七纬路（附中）、十一经路到北京鲍家街43号，这段人生记忆我会终身难忘。
注释：
①中央音乐学院档案1963-教13。
②《中央音乐学院1963年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表》（包括招收研究生的专业、人数、导师、考试科目和参考书目），中央音乐学院档案1963-教13。
③《中央音乐学院1963年报考研究生考试成绩登记表》，中央音乐学院档案1963-教13。
④《关于学生参加国际比赛准备工作的规定》（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1963年3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档案1963-领1。
⑤钢琴系1962年上学期工作总结。中央音乐学院档案1963-领1。
本文为原创内容（图片主要由鲍蕙荞教授提供），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文章及图片版权归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所有。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写：宋学军、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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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谢林萱
责任编辑：邸思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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