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何演：明明政治稳定却频现“政治强人”？揭秘斯里兰卡家族政治…

学术 2024-12-27 23:56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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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何演

编辑 | 杨倩

审核 | 江怡

摘要

斯里兰卡自民族独立以来通过西方民主选举上台的不同领导人在政府行为上表现迥异，呈现出明显的弱势与强势的差异，其中强势领导人反复出现并被冠以“政治强人”之名。在政治稳定运行的斯里兰卡为什么会产生政治强人现象？本文提出，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是决定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形成的核心原因。当政治领导人既具备家族传统又有较高的家族稳定性时，通过控制关键职位和增强追随者凝聚力，该领导人更有可能成为政治强人。而不具备家族传统或有家族传统但家族稳定性低的政治领导人更倾向于与其他政治力量联合，易出现政治内耗而分化领导人权威。通过运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选取1994年至2019年的库马拉通加夫人、马欣达和西里塞纳三个总统任期进行案例研究和理论检验，以揭示政治家族作用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过程和机制。

关键词：家族政治政治强人斯里兰卡总统权力

拉贾帕克萨家族。图源：《印度教徒报》

斯里兰卡自1948年2月4日以英联邦自治领的身份宣告独立以来，随着选举政治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产生了多位具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斯里兰卡“国父”森纳那亚克（D. S. Senanayake）和自由党创始人班达拉奈克（S. W. R. D Bandaranaike）都是独立后十年间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在任期上突然离世，留下了未竟的政治事业，使得原有的执政模式中断。从1960年开始，除去极少数非常规情况外，斯里兰卡各政权基本能在完成既定任期的基础上实现有序换届。在此过程中，各政治领导人都成功地打造了他们在斯里兰卡政坛上的政治影响力和鲜明风格。由于执政过程和施政手段的不同，在西方民主框架下，特定领导人的权力日益得到巩固，而其他领导人的权力则相对分散或受削弱，由此形成政治强人和非政治强人的分野。

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以下简称“班夫人）作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登上政治舞台，在1960年至1965年的第一任期内展现出了强硬作风，后遭选民反对下台。取而代之的森纳那亚克（Dudley Senanayake）顺应民意回归常规西方民主政治轨道，当其任期届满进行1970年大选时，班夫人再次上台执政，其强硬政策措施打破多数民众预期，政治强人再次产生。随着1978年宪法颁布，总统制为政治领导人巩固权力提供了制度优势，但无论是宪法改革推动者贾亚瓦德纳（J. R. Jayewardene）还是班夫人之女库马拉通加夫人（Chandrika Kumaratunga），都未能巩固权力成为政治强人，斯里兰卡政治回归西方民主预期的模式。然而，2005年当选总统马欣达（Mahinda Rajapaksa）打破了沉寂已久的政治格局，他上台后迅速巩固权力成为又一位政治强人，执政长达十年之久。2015年，马欣达信誓旦旦提前两年进行总统大选，但其强人政治路径遭遇选民激烈反对而下台，斯里兰卡在2015年至2019年又一次回归常规的西方民主政治轨道。然而，在2019年总统大选和2020年议会大选中，马欣达和戈塔巴雅（Gotabaya Rajapaksa）兄弟二人上台执政，释放了政治强人回归的信号。[1] 然而好景不长，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再次更迭。

通过对以上斯里兰卡历任政治领导人执政行为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自斯里兰卡1948年独立后的73年时间里，斯里兰卡产生了五任政治强人，约有25年处于强势政府时期，其中最典型的政治强人如班夫人和马欣达[2]，这一现象实属反常。斯里兰卡是亚洲最先引入普选权的国家之一，按照斯里兰卡的制度设计，在西方民主框架运转良好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是受制衡的，西方民主政治是难以容许政治强人存在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历史表明，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在稳定的选举制度中反复出现，显然与西方民主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这促使学界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深层根源。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斯里兰卡有的政治领导人弱势，有的政治领导人强势，进而使得政治强人反复出现？

“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图源：britannica.com

一、政治强人形成的既有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政治强人是在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多年来学术界不断探索政治强人的含义、行为模式和制度特征等，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政治强人研究既涉及政治领导人个人特质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又涉及一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相应背景环境的宏观层面研究。究竟何种条件下政治强人可能出现，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关于政治强人形成的一般性理论以及适用于斯里兰卡的特殊理论。概括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压力应对论、权力结构决定论、经济目标驱动论和社会文化依附论四种解释路径。

（一）

压力应对论

压力应对的解释强调政治领导人的效用，认为在面对解决民族问题、赢得政党选举以及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的压力时，有实力优势的领导人往往更可能成为政治强人，当军事冲突、大国干涉、政变、灾害危机等突发性压力出现时，政治强人通过放大自身的功能来建立执政合法性，扩大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力。

族群关系压力为政治领导人掌权并成为政治强人提供了空间。李捷、席尔瓦（Chandra R. De Silva）和迪沃特（Neil DeVotta）等学者分别指出，斯里兰卡紧张的族群关系成为政治家们攫取政治权力的有力手段，通过助长软威权主义和遵从种族利他主义而最终走向专横和成为强人。[3] 解决分裂或战争危机为领导人巩固权力并成为政治强人奠定了基础。肯尼（Paul D. Kenny）指出一个国家在去殖民化时期面临的分裂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使委任庇护体系持续地制度化，最终产生政治强人。[4]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战争与政治强人的关系，指出政治领导人通过赢得战争而获得广泛信任和支持。[5] 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政治强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6]

压力应对的解释揭示了政治强人的工具性，但是其对所解释的案例范围存在局限性。对于同样是面临暴乱升级的安全危机，1983年猛虎组织发起的内战并没有促使贾亚瓦德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强人，进而削弱了压力应对论的解释力。综合来看，压力应对论较好地解释了政治强人形成的原因，但该理论没有解决好政治领导人成为政治强人的触发机制问题，同时对其他具有相似压力或危机情况的案例也缺乏解释力。

（二）

权力结构决定论

与上一种解释中偏重政治功能主义的视角不同，权力结构决定论注重制度变革最大限度地为领导人提供权力保障，使领导人具备通过制度禀赋强化个人权力的能力，达到领导人个人意志对政策效果的最大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宪法在文本上的至上权威与实践中宪法所应具备的约束力难以完全匹配。占美柏认为，强人政治是在“整体号召机制”的条件下推行的，政治强人的产生与宪法规范之间存在消极关系，[7] 即宪法权威不但没有促成国家认同和制约政治权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强人形成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斯里兰卡政治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缺陷使总统拥有更强大的非常规权力。[8]

斯里兰卡政治强人的非常规权力伴随着制度权威法理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宪法对行政总统制的法律规范和权力保障，使政治强人的形成具备法理基础。斯里兰卡经历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制度转变，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也就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行过辩论，其中多围绕民主弹性、政府稳定和政策有效性等内容展开。[9] 有研究认为，总统制下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与政治代表的日益扩大之间存在着联系，虽然分享权力的基础扩大了，但是权力核心仍然集中在总统及其少数裙带精英手中。[10]

还有研究分析了民主制度与总统强权的关系，承认在斯里兰卡民主制度下正常运转的法制和选举等功能并不影响政治强人的产生，恰恰相反，政治强人带领执政党寻求限制反对派的做法却强化了旨在使议会政治边缘化的行政总统制。[11] 也有学者就2015年政权更迭和2018年宪法危机分析了总统制的优点和缺陷，认为一方面总统制的权力集中使国家治理容易产生腐败和裙带关系等弊病，另一方面总统制也是保持国家统一和高效解决经济发展挑战的必要条件。[12]

权力结构决定论揭示了政治强人的权力来源和制度保障，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其他政治制度是否产生政治强人的可能性，忽略了威斯敏斯特体制下的案例，如班夫人作为政治强人产生的制度基础并不是总统制。此外，政治制度在宪法权威与宪法约束力中处于从属地位，制度主义解释不能说明斯里兰卡2018年宪法危机曾出现过的双头政治现象。现有研究侧重总统制的集权，未考虑总统受掣肘而遭分权的情况，因而无法保证该制度下都是政治强人。

（三）

经济目标驱动论

与上述两种注重政治层面的解释不同，经济目标驱动论强调领导人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创造经济优势可以为领导人持续执政提供更多的民意基础，起到巩固政权的作用，催生政治强人。

一方面，事实上的经济增长可以为政治强人巩固权力或实行改革提供合法性。有学者发展了“军事财政主义”学说，认为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南部的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提升了军费财政水平，为政府军平叛北部战乱提供支持，为政治强人的产生建立了财政基础。[13]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强人权威的显著增长是其任期内国家取得经济进步的结果。[14] 此外，1978年宪法的设计是“试图以经济必要性的名义引入威权统治”。[15] 有学者认为马欣达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其权威增长从而使其成为政治强人。[16]

斯里兰卡第六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图源：news.lk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目标预期催生政治强人。持这一论点的学者认为，实现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目标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政策引导，有效政府使政治强人的出现成为可能。有学者认为要实现斯里兰卡的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就需要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机构。[17] 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普雷马达萨政府时期的案例，论证了斯里兰卡在弱国家的条件下，为了达到有效的经济改革目标而呼唤政治强人。[18] 还有学者分析了斯里兰卡在1978年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变的原因，认为是政府在面对经济困难时所设计出的新经济增长目标需要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府。[19]

经济目标驱动的解释将国家发展问题与政治强人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强人效率之间的纽带，但是这种解释没有揭示从经济目标需要到政治强人产生之间的过程。既有研究多是建立二者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从而使得经济目标需要触发政治强人形成的具体条件不够清晰。例如，1987年经济增速下降，同时该时期伴随着南部人民解放阵线（JVP）暴乱，当地政府呼唤一位政治强人改变国家发展状况，因而普雷马达萨推动了强劲的第二波改革浪潮。这一过程中普雷马达萨在经济上如何变强的具体机制过程并不清晰。

（四）

社会文化依附论

社会文化依附论强调领导人社会出身与文化理念的先决作用，认为领导人凭借社会结构优势可以达成其强化个人权力的目标。一般认为，斯里兰卡社会文化依附的因素主要来自种姓、阶层和家族等深层根源。

斯里兰卡种姓往往与家族相互发挥作用形成政治动员力，进而增强领导人权威产生政治强人。瑞恩（Bryce Ryan）发现种姓制度的核心存在于一组由家族或亲属定义的排他性概念之中。[20] 吉金斯（Janice Jiggins）指出上层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动员和权力巩固的基础是基于种姓和亲属的庇护关系，使斯里兰卡的政治极具个人化特点。[21] 江潇潇认为种姓是斯里兰卡政治文化的根源，传统社会通过种姓制度形成近亲家族，再通过家族间的排他性和斗争来获得国家权力，不过其研究也承认了种姓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隐性的，在斯里兰卡往往难以观察甚至不会出现在公共的话语体系之中。[22]

与种姓不同，精英阶层和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更强，许多关于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的研究都指出了精英与家族对领导人权力塑造和巩固的作用。一般来说，精英和家族在社会文化中具有先赋优势，他们通过资源整合与联盟可以影响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为政治强人的形成奠定基础。辛格（Marshall R. Singer）认为独立后新兴政治精英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由高种姓和基督徒等西化精英主导国家事务的局面，使低种姓和佛教徒进入核心领导层成为可能，新兴政治精英与中下阶层的紧密联系利于实行改革以巩固权力。[23] 费尔南多（Tissa Fernando）进一步论证了斯里兰卡政治权力的构成主要来自精英阶层中的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认为非统治精英在“精英—大众”二元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缓冲作用，他们尽管不享有直接权力，但通过打造开放的精英吸纳制度，帮助统治精英巩固或垄断权力而成为政治强人。[24] 也有学者认为，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均反而有助于强化斯里兰卡权力精英集团。[25]

家族是政治社会网络联系的另一种形式，家族资源对塑造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吉金斯对斯里兰卡的种姓和家族网络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发现，家族忠诚影响政治忠诚和政党组成，政治竞争的家族化和个人化使得家族领导人带领下的政府更容易巩固权力，家族成为政府强有力的工具。[26] 徐勇结合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等十一个国家的家族政治谱系，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要实现政治转型目标，就需要一位具有丰富资源的政治家族成员来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家族政治催生了政治强人。[27]

班达拉奈克夫人家族。图源：en.wikipedia.org

种姓、阶层与家族等社会文化结构在政治活动中发展成为裙带关系的载体，反映了追随者与领导人权威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政治强人形成奠定了支持者基础。库马拉辛罕（Harshan Kumarasingham）认为独立初期领导人权力来源于庇护关系和委任制而非政党，政党虽然已经存在并在政治活动中正常运转，但其并非权力的核心。长期以来，斯里兰卡一直存在着个体领导和“领导人—追随者”派系主义的政治发展趋势，领导人依赖追随者，追随者通常由家族成员组成而不是议会内阁或政党。于是，维持政治信任和忠诚的关键是裙带关系和领导人权威。[28]

社会文化依附论建立了政治权力依附于社会文化的解释，将领导人的权力来源归因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或文化内涵，形成了一种符合斯里兰卡特殊性的强化政治权力过程的解释。但是，社会文化依附论仍然存在两方面明显的缺陷。一是，社会文化的解释变量较为多元，相关概念较为模糊。种姓、精英和家族三个解释因素在文献中多有交叉融合，以种姓和精英解释政治权力较为充分，而家族的解释较为笼统。二是，该派论点多局限于描述领导人或统治集团的社会背景，家族因素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正如吉金斯所言，“虽然描述家族成员的职务和相互间关系比较简单，但是要判断家族因素是否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或者判断家族关系的重要程度，就显得比较困难。”[29]

通过上述梳理，既有研究在斯里兰卡政治强人由何种因素驱动的问题上已经进行了不少分析和讨论，四种解释路径都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仍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解答斯里兰卡政治领导人之间出现权力强弱差异的问题。

二、政治强人形成的条件组合：家族政治的解释

本节将提出并论证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形成的理论解释框架。首先阐明理论对话基础及研究方法；其次提出分析框架，论述家族传统与家族稳定性影响斯里兰卡政治强人产生的传导过程和因果机制；再次分别对家族传统、家族稳定性及政治强人进行概念界定和衡量；最后提出研究假设，交代实施理论检验的可能性路径。

（一）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社会文化依附论探讨了斯里兰卡领导人政治权力来源和巩固的社会因素，种姓、精英和家族这三个社会主体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种姓的基础之上，精英和家族则更易于观察，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精英和家族有助于政治领导人巩固权力，但具体机制尚不明晰。事实上，斯里兰卡独立后的去殖民化进程中，借助本土道德与社会规范是当地政治家们认可的一条实用掌权路径，由此建立起本土的社会文化特殊性与正式的政治体系结构之间的联系，从而帮助政客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最终达到巩固国家权力的目标。[30]

本文试图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斯里兰卡政治强人产生的因果机制，主要使用马洪尼（James Mahoney）等人提出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31]和皮尔森（Paul Pierson）提出的系统性历史回归方法，将重点放在“截断历史关节点的历史性分析”[32]上，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来明确其传导机制。由此，本文对斯里兰卡政治领导人进行分析的历史关节点所聚焦的时间范围是各任政治领导人从当选上台执政起到其巩固权力成为政治强人的时期。根据斯莱特（Dan Slater）和西蒙斯（Erica Simmons）对历史关节点框架的完善和修补，他们提出“关键性前因”的概念，认为历史关节点之前的条件或因素与关节点期间的因素联合发挥作用，造成研究对象出现结果上的差异。[33] 遵循关键性前因的方法，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形成的原因可以在社会文化的长期影响因素上寻找答案。由此，社会文化依附论中的精英或家族因素构成理论拓展的主要方向。

经过对历任领导人的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家族作为先行条件可以成为关键性前因，而精英作为先行条件则难以解释领导人结果上的差异。与精英不同，家族作为先行条件影响着各政治领导人对权力认知的差异，在设定的历史关节时期家族属性也存在自身的变化，进而构成政治强人形成的充分条件。结合过程追踪方法可知，家族因素是政治强人形成的最低限度的充分解释。[34] 考虑到社会文化依附论的缺陷在于没有把政治权力所依附的社会文化基本要素与政治强人直接联系起来，即缺少二者间的因果推断过程。基于以上方法和分析，本文提出“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两个变量的解释，以弥补社会文化依附论对研究问题解释力的不足。

（二）

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核心解释逻辑是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共同决定了政治领导人的强弱变化（见图1）。正如上述有关理论脉络与研究方法的论述，家族传统是政治领导人巩固权力的关键前因，而家族稳定性则是历史关节时期中受关键前因作用的因素，二者间接地或联合地发挥作用影响领导人的权力巩固。具体来说，斯里兰卡各政治领导人在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之前，家族传统作为关键性前因在各个领导人案例中的表现已有差异，于是领导人在执政期内的家族稳定性就更容易发挥作用，进而形成政治强人与非政治强人的分化。需要注意的是，家族传统作为关键性前因，并不作用于国家领导人是否当选，而是作用于当选后的国家领导人是否成为政治强人。将研究聚焦于政治强人的形成而非维持，有利于明确政治强人理论的政权建设过程。

图1：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形成的因果机制图。图源：笔者自制

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两者共同决定政治强人的产生条件，从因果推断的流程来看，家族传统的变量先于家族稳定性的变量发生作用，两者中的任一变量均难以单独解释本文研究的问题。

（三）

概念与衡量

根据上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家族传统、家族稳定性和政治强人构成本文的核心概念，分别对它们进行概念界定和衡量，有利于厘定概念内涵和边界，同时明确家族传统有无、家族稳定性高低以及政治强人与否的判断依据。

1.家族传统

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家族等同于“政治王朝”，[35] 而政治家族往往隐含政治传承之意。普瑞维特（Kenneth Prewitt）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家族：一种是世袭政治家（Hereditary Politicians），他们将权力传给后代；另一种是受家庭熏陶而对政治感兴趣的政治家，他们的父母在广义上来说是政治活跃分子。[36] 波蒂（Jemma Purdey）认为“家族传统是领导人追求公共生活的驱动力”，指出“到了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地位的意识变得根深蒂固”。[37] 徐勇则认为，家族文化传统是一种以血缘纽带为基础而形成的能够支配他人行为的理念，其三种表现形式为根源上的先人崇拜、血脉上的传宗接代和认同上的血统意识。[38] 陈金英认为“家族成员拥有的特殊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并掌权，从而使家族中的权力人物呈现出代际延续性” 。[39]

本文将“家族传统”定义为家长领导下家族实力的亲缘代际转移。领导人是否具备家族传统，可从满足以下指标中的一项来测量。第一个指标是家族中是否存在权势家长，主要观察该家族成员是否围绕着权力地位最高的家长开展政治行动。第二个指标是家族亲缘谱系是否有延展性，主要观测谱系三代或四代的家族成员的规模。第三个指标是家族成员从事的行业是否集中，主要观察各代家族成员参加行业的延续性。根据以上三个指标和测量规则，本文可以清晰地区分家族传统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判断领导人是否具备家族传统。

2.家族稳定性

政治学领域多从行为的角度来探讨稳定性，[40] 基于此，家族稳定性可以从家族成员的行为进行考察。家族稳定性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和家族领导与成员间的地位关系。一方面，家族稳定性指的是家族成员间的团结。多位学者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度[41]、家族主义（Familism）[42]、家族融合[43]、家庭内部共同利益[44]等可以反映家族团结的内涵。另一方面，家族稳定性指的是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威和忠诚关系。

本文定义“家族稳定性”是指家族成员间的团结程度或家长与家族成员间的地位关系的一种状态。通过以下两项指标来判断领导人的家族稳定性。第一个指标是家族成员间是否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或关系破裂，例如脱党或脱离家族集团。第二个指标是家长是否在人事安排中任命家族成员。是否有一位以上家族成员出任内阁部长；家族成员在内阁任职后，内阁部长总数是否比以前有所扩大。若两项中有一项未达到设定的要求，则家族稳定性可判定为低。而当两项指标都达到设定标准时，即团结与信任兼具，在家族成员遵循同一政治路线且有成员进入内阁的情况下，则可判定该家族稳定性高。

马欣达2020年组阁时四名家族成员担任内阁部长。图源：corporatemaldives.com

3.政治强人

政治强人属于强硬的政治领导人，可以从人格特质来定义，揭示领导人在权力使用上的个体差异以及权力的不平均分配，[45] 且能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将个人权力常规化从而产生理性的法律权威。[46] 一般而言，政治强人凭借其魅力塑造权威，建立一种使下属服从于领导人个人权威的统治秩序从而实现长期执政。马欣达[47]、菲律宾“杜特尔特主义”[48]、特朗普、安倍晋三和莫迪等都是典型魅力型领导人的案例。[49] 在个人特质之外，布朗（Archie Brown）和张汉等学者以行为导向对强人政治进行概念化，从卡里斯玛型权威的个人特质和领袖行为导向给出定义。[50]

政治强人也反映了领导人塑造权威的内容，其往往与威权主义政体相关联。斯莱特指出政治强人是高度制度化的威权组织促进政治领导人权力个人化的结果。[51] 除了强调政治权力个人化属性之外，斯莱特和赖（Brian Lai）还进一步发展了威权政治强人的概念，认为政治强人还应具备平息异见和提供稳定基础性权力的能力。[52]卡姆巴（Alvin Camba）等人沿袭斯莱特的研究，承认威权主义与政治强人的联系，但也指出理解政治强人并不是非谈“政体类型”不可，基于此将政治强人定义为“拥有高级任意性权力的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制定政策，不需要与其他精英或机构进行例行的、制度化的谈判”。[53]

上述讨论分别从人格特质视角、组织行为观点以及权威关系等方向对政治强人概念进行了梳理。综合上述讨论，本文从组织行为观点和权威关系的脉络中尝试勾勒出政治强人的概念：政治强人是一位可以通过巩固个人权威和发挥团队作用，同时突破现有组织和制度的约束来实施政策变革的国家领导人。

测定政治领导人是否为政治强人，关键是从动员能力和突破约束能力两个维度中的四个经验性指标进行衡量。从动员能力的维度来看，领导人任期的指标反映了领导人能否赢得大众支持，也反映了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推动制度变革以扩大权力的指标反映了政治领导人能否赢得政治精英支持，也表明领导人获取权力的法律保障。从突破约束能力的维度来看，打击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威胁的指标反映了领导人意愿与国家能力强弱；推动经济变革的指标可以反映领导人对不同社会群体、既得利益集团、国家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治理能力。这四个指标都是观察一位政治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中树立政治地位和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信号。通过对以上四个指标进行各自维度内的组合观察，可以发现政治领导人成为政治强人的可能性。

（四）

研究假设

根据分析框架和概念界定与衡量，本文提出的主要假设是，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构成政治强人形成的因果关系。本文提出的解释逻辑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可能性路径实施理论检验。

假设一：当特定国家领导人既具备家族传统，又有较高的家族稳定性时，该领导人更容易成为政治强人。

假设二：当特定国家领导人具备家族传统，但家族稳定性较低时，该领导人难以成为政治强人。

假设三：当特定国家领导人缺乏家族传统，同时家族稳定性低时，该领导人难以成为政治强人。

本文尝试提出一套解释斯里兰卡政治领导人权力强弱差异的因果逻辑：当特定政治领导人不具备家族传统时，其更倾向于寻求与其他家族或者势力的联合，但联合后的权力共享和政治内耗，最终会削弱该领导人的权威；而当特定领导人具备家族传统时，家族稳定性发挥着重要效用：一方面，家族稳定性低者，寻求与其他家族或势力组成联盟，但由于内部分化而难以成为政治强人；另一方面，家族稳定性高者，选人用人上依靠亲缘来控制关键岗位、夯实权力基础，从而推动改革，最终成为政治强人。

本文提出政治家族的解释，明确家族内部结构的变化作用于政治过程的两个关键因素，以揭示政治家族从掌握权力到巩固权力的过程，为探寻斯里兰卡政治强人形成的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三、1994~2019年政治强人形成的案例分析

本文关注斯里兰卡独立以来各时期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强弱差异，在案例选择上采取全案例覆盖。基于案例代表性、差异性和受控比较的逻辑，本节将选取1994~2019年连续时间段内库马拉通加夫人、马欣达和西里塞纳三位总统的案例分析政治家族因素影响总统权力强弱的发展过程。三个案例为挖掘斯里兰卡产生政治强人的原因提供正面和反面经验案例。1994~2005年的库马拉通加夫人政府，将重点检验其在具备政治家族传统时较低的家族稳定性如何阻断权力巩固；2005~2015年的马欣达两个任期，将验证在具备家族传统和具有高家族稳定性的条件下如何成为政治强人；2015~2019年的西里塞纳政府，将检验在缺乏政治家族传统时如何与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而难以达成权力巩固目标的过程。

（一）

库马拉通加夫人政府时期

1994年至2005年，斯里兰卡政治进入新局面，领导人的权威逐渐分散，随着共存政治困境、宪法危机和族群冲突等政治环境的变化，该时期的政治领导人未能体现出政治强人的色彩。虽然以班夫人和库马拉通加夫人为代表的母女共同执政局面持续了六年（1994年至2000年），但库马拉通加夫人并未成功沿袭班夫人的强人政治路径，她在第二任期起受到权力掣肘而阻碍了其依靠家族政治发展壮大力量的精英统治道路，表现出有强人政治意愿但无法实现强人统治的特征。

库马拉通加夫人的家族传统源于班达拉奈克家族的延续。库马拉通加夫人是班达拉奈克夫妇的二女儿，从英国留学归国后投身政治，在母亲班夫人的第二次任期内担任国家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库马拉通加夫人在赢得1994年总统大选之前，她的家族背景为她顺利执政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条件。

库马拉通加夫人。图源：telo.org

为了使自由党继续运转和保持声望，“政治接力”问题成为班达拉奈克家族和自由党必然面对的选择。1993年5月，人民联盟在南方省议会选举中获胜，库马拉通加夫人首次出任西方省首席部长。1994年3月，人民联盟在南方省议会中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奠定了库马拉通加夫人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牢固地位，而此次地方选举的胜利也增加了反对党向执政十七年之久的统一国民党发起挑战的信心。[54] 1994年11月，库马拉通加夫人成功赢得总统大选。

库马拉通加夫人传承了家族传统优势，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个人特质风格。1994年3月的南方省议会选举，班夫人和其他几位政党领导人将竞选活动交由库马拉通加夫人负责和组织。她尽管对地方层面的政党机构运作和组织流程已相当熟悉，但并未放松要求，表现出的高效的执行力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她到南部视察和监督筹备工作，并将自己规划的竞选安排施加给各行政辖区。下属官员若不实施既定组织方案，则很快就被库马拉通加夫人免职。[55]

库马拉通加夫人尽管在家族传统上优势明显，但是较低的家族稳定性使其在执政上面临诸多阻碍与困难，其显著的特征是家族关系离散与党外联盟争权。库马拉通加夫人在尚未正式成为斯里兰卡领导人之前，其家族内部已经出现接班人之争的现象，家族内部的裂痕成为库马拉通加夫人政治生涯的一道难关，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奠定了库马拉通加夫人两个任期执政的基调。

库马拉通加夫人政府核心顾问团队主要由三个层次组成，分别是家族成员、人民联盟成员以及总统办公室官员。但由于家族内部存在裂痕，库马拉通加夫人多将重要事务交由家族外的亲信负责。这些家族外亲信建立了库马拉通加夫人在自由党内的联盟与权威地位，但从其执政效果来看，执政联盟内的内讧和纷争在泰米尔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间掀起，伴随着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相关联的地方分权问题和呼吁废除总统制问题，库马拉通加夫人政权面临着艰巨的巩固权力任务。[56]

在家族成员中，库马拉通加夫人的弟弟阿努拉（Anura Bandaranaike）和姐姐苏内德拉（Sunethra Bandaranaike）虽然也参与政府事务，但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政见差异引发核心家族成员的内部分化，使得姐弟间互信缺失，割裂了库马拉通加夫人政权的凝聚力。

为了家族可持续执政，库马拉通加夫人也曾给予阿努拉机会。不过，阿努拉在工作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引发了姐弟间的嫌隙和猜疑。而阿努拉的自身性格特点与其塑造的政治风格有所出入，在党内与民众两个群体间形成了鲜明的认知差异，党内熟悉阿努拉的同僚对其支持度有所下降。库马拉通加夫人家族内裂痕的长期存在遏制了阿努拉的政治野心。库马拉通加夫人核心顾问团队的成员也来自人民联盟，他们当中既有温和派也有强硬派。卡迪尔加玛（Lakshman Kadirgama）是与库马拉通加夫人关系密切的顾问和知己，其在和平问题上持温和态度，强烈支持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和实现族群和解。

卡迪尔加玛。图源：archives1.dailynews.lk

与卡迪尔加玛的温和派不同的是，自由党议员的另外两名顾问阿穆努加玛（Sarath Amunugama）和萨马勒维拉（Mangala Samaraweera）都属于人民联盟的强硬派。根据档案资料，阿穆努加玛只要有机会就会向总统施压，促使总统与统一国民党对抗。而萨马勒维拉则经常向总统提出建议，主张尽可能地抨击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总理以及统一国民党政府，同时推动自由党与人民解放阵线组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UPFA）。[57]

值得注意的是，萨马勒维拉与库马拉通加夫人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库马拉通加夫人与阿努拉争夺党内领导权时，萨马勒维拉曾坚定地支持库马拉通加夫人，由此获得赏识和晋升，并陆续出任多个部门的内阁部长。但到了2004年议会大选时，尽管萨马勒维拉和卡迪尔加玛在促成统一人民自由联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萨马勒维拉与人民解放阵线过密的联系遭到了库马拉通加夫人的猜疑。库马拉通加夫人发现她自己与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内其他伙伴在关于经济、私有化以及最为重要的和平进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她对萨马勒维拉在信息与媒体部的工作感到不满，尤其是任期内普遍出现的支持人民解放阵线和宣扬民族主义的舆论与库马拉通加夫人的理念不合。[58] 于是，在库马拉通加夫人政府执政末期，二人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与此同时，萨马勒维拉与人民解放阵线的联系被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马欣达所看重，萨马勒维拉转而投身马欣达阵营。

简言之，库马拉通加夫人在具备家族政治传统的关键性前因条件下，难以发挥家族优势以进行权力巩固。库马拉通加夫人政府时期低家族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家族成员间的信任缺失，例如与其弟弟阿努拉的紧张关系。在此条件下，其选择政党内部联合或走向外部联盟，结果是难以主导或支配党内利益集团，以及无法协调外部联盟各党派间利益，最终走向权力分散和弱化，难以成为政治强人。

（二）

独立后印度的“新”中产

从2005年到2015年，斯里兰卡重回政治强人时代。在前政府处理泰米尔族群问题陷入两难境地的背景下，马欣达在2005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战胜反对党候选人维克拉马辛哈而上台执政。由于自身势力未稳定，马欣达在上任后初期曾为在议会通过年度预算的问题成功地与反对党领袖维克拉马辛哈进行合作。但是，政治局面很快发生转变，马欣达在2007年1月成功地吸纳了19名反对党议员进入麾下，其中大部分进入内阁，使内阁成员扩展到54名，导致斯里兰卡内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内阁之一，而其他113名自由党议员也都在政府中获得重要职位任命。[59]

马欣达政府迅速建立了稳定的权力保障，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与日俱增。在泰米尔问题上，马欣达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对猛虎组织实施打击，一场“消除恐怖主义的战争”在2009年获得重大胜利，终止了斯里兰卡长达26年的战乱状态，翻开了斯里兰卡近现代史的新篇章。在内战后的2010年总统大选中，马欣达实现连任，标志着其施行的“威权式”[60]国家治理方式达到了权力顶峰。2010年的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移除了对行政权力的宪法约束，最主要特征是取消了总统的两届任期限制。与此同时，该修正案允许总统参加议会，使总统在名义上对议会负责。在内战后的发展政策上，马欣达倡导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加大外国投资开放力度，重视发展港口、公路、铁路、电力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果。

马欣达在执政的十年内不断巩固权力，政治强人色彩深厚，不过其强势的权威并未能使他开启第三个任期的设想变为现实，最终在提前两年举行的2014年总统大选中落败。本小节将围绕拉贾帕克萨家族展开讨论，阐述马欣达在政治道路上的家族传统根基助推其实现领导人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一体化的过程，检验家族稳定性对政治强人塑造的决定性作用。

1.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崛起与发展

马欣达来自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地区，拥有良好且浓厚的政治家族传统。马欣达的祖父戴维（Don David Rajapaksa）曾在汉班托塔区担任村社首领，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和财富。马欣达的父亲阿尔文（D. Alwin Rajapaksa）主要负责帮助祖父戴维管理包括水田和椰子种植园等在内的家族财产。而阿尔文的哥哥马修（D. Mathew Rajapaksa）则选择追求政治抱负，在1936年的锡兰国务院选举中当选为代表汉班托塔选区的国务院委员。[61] 在马修从事政治活动期间，阿尔文还帮助其哥哥处理选民事务，获得了宝贵的政治经验。

马修在当时的锡兰政界有“鲁胡纳之狮”[62]的美誉，他的当选意味着拉贾帕克萨家族开始登上国家政治历史的舞台。不幸的是，后来马修的突然离世使该家族的政治发展轨迹发生了变化，促使阿尔文走上政治道路。斯里兰卡独立后，阿尔文成为班达拉奈克的亲信，为班达拉奈克及班夫人提供政治支持。

阿尔文通过政坛积累的声誉，为日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崛起奠定了根基。尤其是阿尔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情怀，对马欣达及其兄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3] 此外，在服装穿着上，阿尔文沿袭其哥哥马修的风格，打造了独树一帜的家族穿戴传统：身着白色袍服，胸前佩戴鲜红褐色长围脖。[64] 鲜红褐色围脖寓意着拉贾帕克萨家族致力于改善汉班托塔地区农民生存状况的政治抱负。[65] 至今，这一穿戴风格已经成为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标准样式，具有独特性和可识别性，令人印象深刻。

阿尔文·拉贾帕克萨。图源：www.worldgenweb.org

拉贾帕克萨家族在汉班托塔地区维系着牢固的政治基础，家族成员逐渐在政坛发挥重要影响力。1947年至1977年的三十年间，拉贾帕克萨家族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成为斯里兰卡政坛上的新兴家族，同时他们也为家乡汉班托塔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拉贾帕克萨家族自1936年以来主导着汉班托塔地区的政治，并逐渐在国家层面发挥政治影响力。尽管如此，与其他科伦坡精英家族相比，如森纳那亚克家族和班达拉奈克家族，作为非科伦坡精英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在主导国家事务上仍然存在差距。随着马欣达等人的崛起，这一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在近十几年来实现了超越，拉贾帕克萨家族一跃成为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族。其中，马欣达是拉贾帕克萨家族中的核心领导人。

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家长们在培育下一代的政治理念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代际之间形成有序的承接。同时，依靠家族实力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民意支持基础，以马欣达为代表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后辈通过政治磨砺不断地增强政治信念和抱负。

2.家族凝聚力与“打虎”强人的形成

马欣达在自由党内拥有出色的资历，他的兄弟和表亲也都参与政治活动，且三个儿子当时也有志进入政界。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马欣达领衔的拉贾帕克萨家族的崛起是对班达拉奈克家族在自由党内统治地位的真正挑战。马欣达的政治基础在斯里兰卡南部，使其具有深刻的南部地区政治烙印。在南部的社会构成中，农村佛教徒群体居主导地位，该群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色彩，该群体因此成为人民解放阵线一直以来不断争取和依存的重要部分。受生活环境影响，马欣达尽管在家庭财富、教育水平和政治地位等方面与典型的僧伽罗农民不同，但是却对这一农村佛教群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对于南部的僧伽罗选民来说，他们也对马欣达抱有钦佩之情并寄予厚望。[66]

2005年11月18日，马欣达当选为斯里兰卡第五任总统。从历任总统的籍贯和成长环境来看，马欣达是第一位来自非科伦坡及周边地区的总统。马欣达尽管与库马拉通加夫人不同属一个政治联盟和家族集团，但他仍然属于一个三代从政的传统政治精英阶层，只不过他为了赢得权力而特意将自己及其家族塑造成非精英的、农村的和亲民的形象。[67] 2007年1月28日，马欣达对内阁进行改组，拉贾帕克萨家族开始掌握国家权力，形成了具有54名内阁部长、34名非内阁部长以及21名副部长的政府，其规模远超其他国家。[68] 其中，国防部的职位调整是此次改组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此前由总理拉特纳西里担任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空缺，只留下马欣达总统任国防部长，以及其弟弟戈塔巴雅出任国防部常务秘书负责军事政策。由此，拉贾帕克萨家族紧握行政权和军权，政治实力空前强大。

通过扩大内阁，马欣达将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拉贾帕克萨家族手中。在内阁规模扩大后，许多部委的职责相互重叠，一些部长的权力范围没有明确，随之产生的部门间权责不清与部长间沟通不畅的问题引发内阁秩序出现混乱。于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许多重要的事务都不是由部长们来管理，而是由马欣达总统和他的兄弟顾问来直接负责。同时，马欣达主管的国防、财政、港口和航空等部门的下属机构多达一百余个，再加上总统的开支自由裁量权使其个人控制着60%以上的国家预算。此外，马欣达还忽视了宪法第十七修正案中的相关程序规定，将家族成员和亲信任命为关键宪法委员会负责人和高级官员，使得相关宪法委员会的独立性遭受质疑，也表明马欣达的任免决定几乎没有受到监督。[69] 内阁的扩大与亲信裙带加速了马欣达权力的集中。

从其第一任期开始，家族兄弟就始终扮演着参与政治的主角。马欣达通过政治利益回报家族，为其家族成员安排在议会、政府和驻外机构中可以获得丰厚收益的职位，加强了其政权的巩固能力。[70] 包括马欣达在内，其家庭成员共由九兄妹构成，按长幼排序分别是恰马尔（Chamal Rajapaksa）、贾阳提（Jayanthi Rajapaksa）、马欣达、钱德拉（Chandra Rajapaksa）、戈塔巴雅、巴西尔（Basil Rajapaksa）、杜德利（Dudley Rajapaksa）、普丽迪（Preethi Rajapaksa）、甘德妮（Gandani Rajapaksa）。[71] 其中，恰马尔、戈塔巴雅和巴西尔是马欣达家族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既在家族内部扮演咨政和智囊的角色，也在政府出任高级别官员。

拉贾帕克萨家族成为内战后斯里兰卡政坛的主导家族，其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在马欣达执政的十年间达到了顶峰，给人留下了“后起之秀”的印象。从斯里兰卡本土传统文化来看，拉贾帕克萨家族是根源于南方“高维”（Govi）种姓的一个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家族。深厚的佛教信仰传统和浓重的土地依赖关系，使拉贾帕克萨家族与其他城市精英家族有所区别，他们不完全依附于殖民统治者的庇护关系，而是在南方保持着坚固的独立性。[72]

通过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的理论检验表明，马欣达在具备深厚家族传统的关键性前因条件下，凭借家族成员间相互团结与信任而形成的高度家族稳定性，实现对关键内阁职位的控制，达到领导人利益与家族利益一体化的目标，进而更容易推动政治变革，最终成为政治强人。拉贾帕克萨家族属于来自南方的新兴政治家族，其崛起速度快且实力突出。此外，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主体特征主要体现在横向同代亲属关系转移同时向纵向二代延伸，打造成一个完整的家族政治体系。

（三）

西里塞纳政府时期

2014年年底，马欣达宣布提前两年举行总统大选，经过激烈的选战活动，马欣达政府原内阁卫生部部长西里塞纳反水，加入统一国民党阵营并成功赢得大选而上台执政。尽管西里塞纳在竞选时攻讦马欣达政府，上任初期也兑现选举承诺推行“百日改革”削弱总统权力，但是从中后期的执政来看，其政治野心与巩固权力措施明显增强。本小节重点分析和检验西里塞纳不能成功巩固权力的家族因素与联盟因素。

西里塞纳。图源：facts.net

西里塞纳出生于科伦坡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其父亲埃尔伯特（Albert Sirisena）是一名退伍军官，其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埃尔伯特退伍后，锡兰政府对其授予嘉奖，奖励位于中北省古城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的水田五英亩，为了继承祖辈遗志，埃尔伯特举家搬迁至波隆纳鲁瓦定居和从事农耕。西里塞纳的家庭背景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农业知识。通过在中学和大学的学习教育，他还培养了强烈的政治兴趣，并在学生时代加入锡兰共产党，通过党内活动与当时共产党领导人产生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年仅17岁的西里塞纳步入仕途，成为自由党在波隆纳鲁瓦的青年组织秘书。不过，血气方刚的西里塞纳因参加1971年的青年暴动而入狱。出狱后，西里塞纳加入阿努拉·班达拉奈克领导的全锡兰自由党青年组织。1978年西里塞纳正式加入自由党，成为当地一名村级官员，此后于1981年出任自由党青年组织首席财务官、司库，被任命为自由党在波隆纳鲁瓦地区的首席组织员。[73] 经过在基层的十年磨炼，西里塞纳于1989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成功地进入主流政治阶层。[74]

西里塞纳并非出身于传统政治家族或精英阶层，在其政治生涯前期也没有与科伦坡精英和社会名流密切联系的背景。有学者认为，西里塞纳2015年当选总统为斯里兰卡精英阶层的形成与统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75]而具备家族背景和精英阶层地位的维克拉马辛哈和库马拉通加夫人，被认为是获得共同候选人提名的有力竞争者，结果却在意料之外，他们都未能达成足够的共识和争取足够的支持来获得提名，反而是作为“局外人”的西里塞纳，通过反对马欣达来团结反对派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并最终成功当选总统。西里塞纳从古城波隆纳鲁瓦而来，他被称为第一位来自僧伽罗王朝（Rajarata）的总统。

西里塞纳在2015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斯里兰卡进入了政治转型期。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西里塞纳缺乏家族传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执政根基，但其仍然通过寻求与其他政党联盟的努力以巩固权力，然而这一努力在西里塞纳总统与维克拉马辛哈总理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下以失败告终。

长期从事斯里兰卡研究的美国学者迪沃特（Neil DeVotta）称2015年总统大选是一次“民主的胜利”。[76]为了改变前任马欣达政府的现状，西里塞纳在上台之初即着手实施“百日改革” 计划来促进政治转型，其中修正宪法以削弱总统权力成为重要任务并取得了成功。2015年4月底，斯里兰卡议会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强化三权分立并重新定义宪法的地位。[77]随着总统权力的削弱，斯里兰卡在一年内实现了强人政治迅速退潮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维克拉马辛哈总理的权力也相应地得到强化和巩固，形成了总统与总理共同主导国家事务的双头政治局面。[78]

双头政治的成型使斯里兰卡民主化进程赢得了西方民主观察人士的赞誉，但在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的实践中，这种生态日渐积累的内部矛盾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给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蒙上阴影，致其政权的民意基础受到动摇，甚至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民众的不满和反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10月西里塞纳总统解除维克拉马辛哈总理职务而引发的持续近两个月的“政治危机”，这是双头政治在联合执政中理念不合、摩擦不断和分歧加深的结果。此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双头政治对各自权力边界的认知和管理出现偏差，政治内耗所产生的效率低下、不作为和权责划分不清等情形，导致政府机器运转不良和职能发挥不佳，最终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产生重大漏洞。2019年4月21日的“复活节恐怖袭击”发生后，在总统和总理权力内耗下失效的国家安全防范机制成为反对党和民众攻讦的对象，时任联合政府因此声誉扫地。双头政治下的国家治理失序使选民对新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西里塞纳政府总理与总统的权力斗争使得联合政府精力分散，各派系对权力的争夺成为该时期斯里兰卡政治的主流生态，其负面效果是政治领导人难以形成共识推动政策实施，政令不通和效率低下是最重要的体现。由于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经济复苏，外资大量流入带动各项工程落地，政治领导人主要以争夺经济领导权作为巩固权力的一个目标。

西里塞纳和维克拉马辛哈联合政府时期，对经济事务的管理存在着两个机构，一个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经济管理委员会”，另一个是由总统领导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二者职能交叉重叠，相互掣肘，导致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难以落实，最终使斯里兰卡的宏观经济表现呈持续下滑态势，如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从2015年的5%降至2019年的3.3%。[79]同时，在缺乏政策信誉和经济活力的政府下，斯里兰卡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矛盾愈发凸显。具体表现为该时期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族群冲突爆发频率明显高于此前其他政府时期，其中2018年的安帕拉（Ampara）事件和迪格纳（Digana）事件甚至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外，2019年的“复活节恐怖袭击”可谓打碎了斯里兰卡国家安全的护盾，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由此可见，低下的国家机器效率和激烈的社会安全矛盾严重地影响了斯里兰卡的政权稳定性。

简言之，西里塞纳在缺失家族政治传统的关键性前因条件下，通过政党外联盟的方式寻求权力巩固，但结果是未能成为政治强人。从家族传统来看，西里塞纳的家庭环境中未发现促使其走上政治舞台的家长因素，同时也未观察到家族代际之间的软硬实力传承。由于家族传统的缺失，西里塞纳利用党外结盟形成新的自由党与统一国民党政治利益联盟，但此种政权联盟形式因内阁分散而无法形成权力集中。

四、结论

斯里兰卡政治强人的产生根植于本土社会文化特性，本研究从权力获取和权力行使两个维度关注政治强人产生的实际政治过程。本文指出，家族传统和家族稳定性对斯里兰卡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巩固产生重大影响。家族传统决定了一位政治领导人是否具备家族力量的传承，其反映了一位政治领导人的背景要素对其政治抱负与执政理念的塑造作用。家长在家族传承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家长对其成员的认可构成激励后代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进取的原动力。具有家族支持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建立起更低投资成本和更高起始增益的基础优势，他们在政治竞争中可以获得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

基于家族传统的先导作用，家族稳定性在政治领导人掌权期间发挥着核心作用，家族传统与家族稳定性的协同合作造就了领导人权力巩固的差异化趋势。家族稳定性是家族成员同代之间、家长与家族成员代际之间的关系状态的反映，揭示了家族领导与家族追随者间的团结程度和相互信任水平。具备家族传统的政治领导人往往更倾向于建立以家族为基础的裙带委任关系和庇护体系，以此保障领导人的权力地位或家族集团的利益关切。家族成员内部力量是分化还是聚合，成为影响领导人实现巩固权力目标的重要一环。

通过对1994年至2019年的三个案例研究发现，本文提出的三种研究假设都分别通过了理论检验，充分支撑了家族传统与家族稳定性对政治领导人强弱差异变化的解释力。基于研究设计逻辑的案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拉贾帕克萨的政治家族传统优势和家族成员间稳定性助力政权巩固；而库马拉通加夫人、西里塞纳未能利用家族优势巩固政权，他们与缺乏政治家族支持的其他力量走向联盟，但各方利益不一致导致他们各自最终难以实现权力巩固。

斯里兰卡政治家族的迭代延续塑造了国家统治精英来源的基本面，政治家族塑造了政治强人合法化的进程，而领导人间家族条件的差异则导致了政权强弱的变化。斯里兰卡的经验案例为研究政治强人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细分的解释路径，同时对政治家族内部变化要素的解构也为家族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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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e T. Persson and G.E. Tabellini,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276; Philip Keefer, “What Does Political Economy Tell U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ce Versa?”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7, No.1, 2004, pp.24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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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ajesh Venugopal, “The Politics of Market Reform at a Time of Civil War: Military Fiscalism in Sri Lank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6, No.49, 2011, pp.67-75.

[14] Piyadasa Edirisuriya, “The Rise and Grand Fall of Sri Lanka’s Mahinda Rajapaksa,”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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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iyadasa Edirisuriya, “The Rise and Grand Fall of Sri Lanka’s Mahinda Rajapaksa,”pp.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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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江潇潇：《斯里兰卡种姓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107页。

[23] Marshall R. Singer, The Emerging Elite: A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Ceyl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4), pp.48-142.

[24] Tissa Fernando, “Elite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The Case of Post-Independence Sri Lanka,” Pacific Affairs, Vol.46, No.3, 1973, pp.361-383.

[25] Jonathan Spencer, “The Vanishing Elit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Work of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Sri Lanka,” in Cris Shore and Stephen Nugent eds., Elite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93-106.

[26] Janice Jiggins, Caste and Famil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Sinhalese 1947-1976, pp.96-121.

[27] 徐勇：《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第19页。

[28] H. Kumarasingham, “Elite Patronage over Party Democracy: High Politics in Sri Lanka Following Independence,”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2, No.1, 2014, p.182.

[29] Janice Jiggins, Caste and Family in the Politics of the Sinhalese 1947-1976,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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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chievements and Agendas,” 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38.

[32]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9.

[33] 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2010, pp.886-917.

[34] 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 Process-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Second Edition), pp.69-73.

[35] 楼春豪：《家族政治：印度民主政治的悖论还是必然》，《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1~132页；Neil DeVotta, “Sri Lanka: From Turmoil to Dynas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2, No.2, 2011, pp.130-144.

[36]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61, No.1, 1965, pp.96-111.

[37] Jemma Purdey, “Political Famili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24, No.3, 2016, pp.319-327.

[38] 徐勇：《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第15~16页。[39] 陈金英：《南亚现代家族政治研究》，《国际论坛》，2011年第4期，第73页。

[40] Leon Hurwitz,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5, No.3, 1973, pp.449-463; Claude Ake, “A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7, No.2, 1975, pp.271-283.

[41] Luther T. Jansen, “Measuring Family Solidar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7, No.6, 1952, pp.727-733.

[42] Peter L. Heller, “Familism Scale: A Measure of Family Solidar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32, No.1, 1970, pp.73-80.

[43] Kay Young McChesney and Vern L. Bengtson, “Solidarity,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 in Families: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D. Mangen, V. Bengtson and P. Landry eds., Measur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8), pp.15-30.

[44] Robert E. L. Roberts, Leslie N. Richards and Vern Bengtso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Famili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Vol.16, No.1-2, 1991, pp.11-46.

[45] Richard Christie and Florence L. Geis, Studies in Machiavellian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0); 秦峰、许芳：《黑暗人格三合一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7期，第12~48页。

[46] Laurence Whitehead, “Personalist Leadership Styles and Legacies: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 Democracy or Alternative Political Systems in Asia: After the Strongme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18-23.

[47] Jayadeva Uyangoda, “Sri Lanka in 2010: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a Post-Civil War Era,” Asian Survey, Vol.51, No.1, 2011, pp.131-137.

[48]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The Rise of Duterte: A Populist Revolt against Elite Democracy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吴杰伟：《超越裙带政治之路：“民粹主义”与杜特尔特的“强人政治”》，《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8页。

[49]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5~22页；王一鸣、时殷弘：《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98~127页；段德敏：《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30~37页；张勇：《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5~131页；林民旺：《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强人时代”？》，《世界知识》，2017年第8期，第47页。

[50] Archie Brown, 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 (London: Basic Books, 2014), pp.74-102；张汉：《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58页。

[51] Dan Slater, “Iron Cage in an Iron Fist: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in Malay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6, No.1, 2003, pp.96-97.

[52] Brian Lai and Dan Slater, “Institutions of the Offensive: Domestic Sources of Dispute Initia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1950-199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0, No.1, 2006, pp.113-126.

[53] Alvin Camba et al., “Strongmen Politics and Investment Flows: China’s Investments in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28, No.3, 2021, p.2.

[54] S.W.R. de A. Samarasinghe, “The 1994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Sri Lanka: A Vote for Good Governance,” Asian Survey, Vol.34, No.12, 1994, p.1022.

[55] Graeme H. Wilson, CBK: 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unga and Her Leadership of Sri Lanka (Colombo: Media Prima, 2005), p.153.

[56] 胡仕胜：《荆棘满途——库马拉通加夫人踏上坎坷连任路》，《世界知识》，2000年第3期，第24~25页。

[57] 斯里兰卡档案，编号03COLOMBO1988_a, James F. Entwistle,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Key Advisers to President Chandrika Kumaratunga”.

[58] 斯里兰卡档案，编号05COLOMBO1994_a, Jeffrey J. Lunstead, “Biographic Information on New Foreign Minister Mangala Samaraweera”.

[59] Nira Wickramasinghe, “Sri Lanka in 2007: Military Successes, but at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sts,” Asian Survey, Vol.48, No.1, 2008, p.196.

[60] Neil DeVotta, “From Civil War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Sri Lank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333.

[61] 源于僧伽罗语报刊资料。See A. D. Ranjith Kumar, “D. A. Who Washed His Hands and Signed the Nomination in the Field,” Silumina, October 31, 2020.

[62] “鲁胡纳（Ruhuna）”是古代锡兰王国南部僧伽罗王朝的名称，近现代多以“鲁胡纳”指代斯里兰卡南部地区。See Mahinda Pathegama, The Real History of Ruhuna (Colombo: S. Godage, 2016).

[63] Amarasingha Kudagalara, “D. A. Rajapaksa: A Huge Personality in the Middle,” Dinamina, March 30, 2012. https://archives.dinamina.lk/2012/03/30/_art.asp?fn=f1203304

[64] 根据僧伽罗语版报刊资料整理。详见Sugatapala Mendis, “D.A. Rajapaksa: The Heart Extinguished People’s Sorrows,” Dinamina, November 7, 2020.

[65] D. E. W Gunasekara, “D.A. Rajapaksa: The Pulse of Ruhuna,” Sunday Times, November 6, 2011. https://www.sundaytimes.lk/111106/News/nws_23.html

[66] 斯里兰卡档案，编号05COLOMBO1981_a, Jeffrey J. Lunstead, “Sri Lanka: Biographic Information on President Mahinda Rajapakse”.[67] Harini Amarasuriya, “Elite Politics and Dissent in Sri Lanka,” The South Asianist Journal, Vol.4, No.1, 2015, pp.7-8.

[68] “List of Ministries and the Relavant Ministers with Effect from January 28, 2007,” Parliament of Sri Lanka, Feb. 6, 2007. https://parliament.lk/en/news-en/view/33?category=6

[69] 斯里兰卡档案，编号07COLOMBO698_a, Robert O. Blake, “President Relies on Brothers for Policy Advice and Political Cover”.

[70] Piyadasa Edirisuriya, “The Rise and Grand Fall of Sri Lanka’s Mahinda Rajapaksa,” p.216.

[71] Sugatapala Mendis, “D.A. Rajapaksa: The Heart Extinguished People’s Sorrows”.

[72] Sugatapala Mendis, “D.A. Rajapaksa: The Heart Extinguished People’s Sorrows”.

[73] 详见僧伽罗语报刊资料。Sandun Sayasekara, “Who Is Sirisena,” Lankadeepa, January 10, 2015, https://www.dailymirror.lk/60879/who-is-this-sirisena.

[74] Gabriel Domínguez, “Introducing Maithripala Sirisena: Sri Lanka’s New President,” Deutsche Welle, September 1, 2015, https://www.dw.com/en/introducing-maithripala-sirisena-sri-lankas-new-president/a-18181694.

[75] Harini Amarasuriya, “Elite Politics and Dissent in Sri Lanka,” p.8.[76] Neil DeVotta, “A Win for Democracy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1, 2016, pp.156-166.

[77] 关于《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详情参见杜敏、李泉：《斯里兰卡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及挑战》，《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4期，第16页。

[78] 何演：《斯里兰卡2019年总统大选及新政府政策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20年第1期，第79页。[79]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Sri Lanka Socio Economic Data 2020-Volume XLIII,” August 2020, https://www.cbsl.gov.lk/sites/default/files/cbslweb_documents/publications/otherpub/publication_sri_lanka_socio_economic_data_folder_2020_e.pdf

作者简介：何演，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2024年12月27日文章，原标题为《南亚观察家｜何演：家族政治与斯里兰卡政治强人的形成》，原文刊载于《南亚研究》2024年第4期

本期编辑：杨倩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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