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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初，印度执法局（ED）在德里国家首都区、昌迪加尔、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的19处地点发起突击检查，以“涉嫌洗钱”为名调查两家中资金融科技公司。近年来，印度频繁针对中国企业采取一系列惩罚性举措，所涉指控林林总总，涵盖洗钱、欺诈、逃税、经营空壳公司等。2023年12月，中国手机公司Vivo高级管理人员因违反印度《防止洗钱法》（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Act）遭到逮捕。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外交部的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即敦促印度政府，切勿歧视中国企业。

可以看出，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中印实控线（LAC）军事僵局持续的同时，中资企业在印度的运营状况迅速演变为中印关系里的又一关键症结。本文梳理了中国国内围绕这一问题的各方观点，并剖析其对中国对印政策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中资企业踏入印度市场，至少已有二十载。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堪称关键转折点，在此之后，投资印度渐成中国企业群体的“新共识”。然而，中印两国政府均未留存相关数据记录，致使每年在印运营的中资企业具体数量难以精准厘定。不仅如此，从中国流向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常借道第三国周转，追踪这些资金与中国实体之间的关联也困难重重。

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展开一项开创性调查，结果显示，在印度注册的中资公司数量为431家。2019年，中国咨询公司竺帆研究院开展了另一项调查，虽未明确具体数字，但着重提到，2010年至2016年间进入印度的中国公司数量，达到2010年之前的三倍之多；2016年至2019年间进入印度的公司数量，更是2016年之前的两倍。

竺帆研究院的调查进一步表明，中资企业在印度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三个鲜明阶段：2010年以前，中资企业的布局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电力、通信、路桥、轨道交通以及能源等领域；2010年至2016年期间，其触角开始延伸至消费电子、高端服务、医药、工厂机械、建筑材料等板块；2016年往后，中国制造业与数字技术领域企业开启对印大规模投资浪潮。截至2019年，中资企业在印度部分特定区域渐呈集聚态势（见表一）。据中方相关信息，中国对印投资主要聚焦于手机、汽车与电力行业。

中国手机企业于2007年开始进入印度市场，但直到2014年，小米、Vivo、OPPO、华为和一加等知名智能手机品牌才开始迅速占领市场份额。

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于印度市场的占有率攀升至66%，较上一年同期增长20%。其中，小米独占鳌头，拿下29%的份额（韩国三星位列第二，占比23%）。Vivo、Realme、OPPO等中国品牌亦增势迅猛，Vivo的销售增长率更是高达119%。印度本土品牌整体相加，市场份额仅22%。至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已逼近80%。

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广泛普及，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开辟出移动电商、游戏、广告三大商业赛道。也正因如此，印度成为中国手机品牌与互联网企业出海布局的一大成功范例。

中国汽车公司也持续在印度投资建厂，意图搭乘印度汽车零部件产业高速发展的快车。上汽集团率先出击，通过收购方式在印度落地建厂，豪掷3.1亿美元收购通用汽车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哈洛尔（Halol）工厂，该工厂后续主要生产名爵电动车。

长城汽车于2020年1月宣布收购通用汽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德莱冈（Talegaon）的工厂，旨在投产SUV、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用锂电池。早在2016年，长城汽车便已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中心。

2019年，北汽福田宣布进军印度市场，与哈里亚纳邦的公交车制造公司PMI Electro Mobility Solutions Pvt Ltd签署合资协议，并计划在浦那投资1200万美元建厂生产电动公交车。同样，比亚迪、长安汽车、奇瑞等一众中国汽车制造商，也都对开辟印度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

印度持续拓展电网规模，并锚定100%电气化的目标，这使其对中国电力设备制造商颇具吸引力。早在2004年，中国企业便已涉足印度市场，而后迅速崛起，成为印度发电设备的最大供应商。2018至2019年期间，印度电力行业进口总额达84亿美元（约合7100亿印度卢比），其中自中国进口设备的金额为25亿美元（约合2100亿印度卢比），占比近30%。

在印度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2007-2017年），中国火电设备公司是印度的主要供应商。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新增的55吉瓦（GW）装机容量中，有34%的设备来自中国。到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前三年，所需设备半数以上皆由中国制造商提供。中国的三大发电设备制造商——东方电气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和哈尔滨电气集团，成为向印度市场出口设备的大型供应商主力军。就部分中国企业而言，诸如新东北电气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江苏通光电子线缆有限公司，印度市场在这些公司的海外市场版图中占比超过50%。

印度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2017年）着重聚焦新能源领域，这为中国光伏（太阳能）产业带来崭新机遇。据中方估算，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间，印度进口的太阳能设备总值达21.7亿美元，其中自中国进口的额度为19亿美元，占比高达87%。2017-2018年度，印度跃升成为中国太阳能组件出口的头号市场；后续几年，印度依旧位列中国太阳能主要出口目的地。诸多中国企业，诸如晶澳太阳能、协鑫集成、东方日升能源、隆基绿能、正泰集团等，纷纷抢滩印度，在印开设办公场所与仓储设施，以此顺应持续上扬的市场需求。

2015年，媒体就近年来印度何以成为中国投资者新的“逐利热土”发问，印度中国企业商会前秘书长黎剑作出回应，点明中国企业扎堆涌入印度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在此情形下，市场竞争白热化，诸多企业若不进军国际市场，便难寻生存空间。

二是印度市场魅力非凡。其体量极为庞大，中国企业很难找到体量与之相当的替代市场。而且，印度配有完备的金融体系、活跃的证券市场，还给投资项目设置了退出机制，相较于其他国家，即便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凸显出明显优势。

三是中国与印度的产业发展水平更为贴近。相较于西方市场，中国产品与印度市场需求的适配度更高。正因如此，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销售前景比在西方市场更为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寻求早日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外，近年来，中国国内监管日益严格行业（如现金贷款、博彩游戏和直播）的中资公司也纷纷投身印度市场，呈现一种新趋势，许多中国公司选择投资印度，关键原因在于其上下游产业链正向印度转移布局。

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购入印度最大的私营银行——HDFC银行1.01%的股份。鉴于此，为杜绝更多类似的“抄底”行为，2020年4月，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展开修订。新规明确，但凡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即便以往可走“自动审批流程”的项目，如今也一概需经政府核准。不仅如此，这一限制还延伸至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只要其“直接或间接的实际权益所有人居住在与印度接壤的国家”，就需遵循新规，涵盖对现有FDI所有权的一切变更，以及所有直接、间接的所有权转移情形。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北美等多个国家同样出台了类似举措，旨在护持本土企业，使其免受疫情冲击。

然而，2020年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才是推动印度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真正转折点。从那个月起，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封禁了300余个中国应用程序，涉及社交媒体、游戏、电子商务等软件类别。

2020年6月，印度铁路专用货运走廊公司（DFCCIL）终止了与中国北京国家铁路研究设计院信号与通信有限公司的合同，该合同涉及东部专用货运走廊的信号和通信相关工作。同年7月，印度电力部出台新规定，要求从“优先参照国”（即中国和巴基斯坦）进口电力设备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印度电力部长拉吉·库马尔·辛格（RajKumarSingh）承认，这项规定旨在阻止从中国进口。同年12月，中国中车公司（CRRC）也被取消价值216亿美元制造44列“致敬印度”（VandeBharat）列车组的竞标资格。

2020年7月，印度公路交通与高速公路部部长尼廷·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宣称，印度严禁中国公司涉足公路项目，即便与印度本土公司合资的形式也概不允许。不仅如此，微型、小型以及中型企业等领域，也将对中国投资者关上大门。印度财政部还修订了《2017年通用财政规则》（General Financial Rules 2017），以国家安全为由，明令禁止印度政府机构采购来自中国、巴基斯坦的商品及服务。

2021年，印度电信部门对电信许可相关规则加以修订，规定自当年6月15日起，仅能使用来自“可信来源”的设备，这事实上禁绝了中国制造的设备进入印度政府所属网络。在此形势下，华为与中兴被排除在印度的5G试验项目之外。同样是在2021年6月，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宣称，出于“公众舆情”考量，取消中国运动品牌李宁东京奥运会印度官方装备合作伙伴这一身份。

此外，自2020年以来，印度税务部门针对近乎所有主流中国手机品牌，接连开展税务调查与合规审查，意图搜寻洗钱、逃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欠缺等违规行径的证据。到了2023年，印度当局首度出手，逮捕了一批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国籍的高管。据相关报道，印度政府官员还与中国手机制造商进行过会晤，提出一系列要求：需在本地运营环节引入印度的股权合作伙伴，提拔更多印度籍人士担任公司要职，给予印度制造商更多订单合同，助力本土制造产业，同时招募当地分销商。

尤为关键的是，疫情肆虐期间，印度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发力强化本土制造业。2015年推行的分阶段制造计划，本意是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如今已被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取而代之。PLI计划斥资260亿美元（约合19.7万亿印度卢比），为半导体、光伏、电子设备、药品、医疗设备、汽车等14个关键产业的本土生产提供支持。在上述众多领域，印度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业。

2021年末，印度批准了又一项激励计划，投入100亿美元专项资金，吸引全球大型半导体制造商到印度建厂，意图将印度塑造成为全球电子系统设计与制造的核心枢纽，终极目标是“在全球手机生产市场上与中国、越南展开角逐”。印度还锚定了阶段性目标，计划在2025-2026财年，实现电子产品产值30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1000亿美元。

中国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实施的“针对性制裁”给中国企业带来沉重打击，印度市场作为发展中国家里规模最大、获利最丰的市场，如今大部分已让中国投资者萌生退意。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2月期间，中国对印度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6318万美元，同比锐减68.3%；中国企业于印度斩获的新项目合同总值降至16.7亿美元，较上一年同期下滑26.9%。

在手机行业，中国媒体消息显示，小米、Vivo、OPPO等一众公司，累计被印度金融监管部门罚没资金约9.6亿美元。另有报道指出，印度颁布的中国应用程序禁令，让中国应用制造商与互联网企业蒙受了近10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也出现大幅下滑，从2020年第二季度的80%峰值，一路跌至2023年的50%左右，三星和苹果则顺势成为主要获利方。

鉴于印度市场的全面封锁，诸多中国互联网公司选择撤离印度，转而奔赴中东、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开拓新业务。留存于印度的部分企业，涉足了所谓的“灰色产业”，这类产业或是尚未完全取得合法地位，或是即将被法律明令禁止，亦或是处于印度法律体系尚未跟上中国互联网发展节奏的领域，诸如现金贷款牌照租赁、第三方支付公司这类业务。这些企业试图从中国远程管控相关业务运作，却常常落入可疑空壳公司的陷阱，进而致使自身乃至其他在印经营的中国企业，与印度政府之间产生更多摩擦与冲突。

中国汽车企业同样深陷困境，面临着要么撤离印度市场，要么向当地投资者出让多数股权的艰难抉择。以比亚迪和长城汽车为例，二者的投资计划遭印度政府驳回后，便毅然退出了印度市场。上汽集团旗下的名爵汽车印度公司，正谋求通过向萨詹·金达尔（Sajjan Jindal）的JSW集团出售多数股权，达成运营“本土化”这一目标。

在电力领域，2021年一项来自中国的调查表明，印度的政策变动给中国电力企业带来了程度各异的冲击。中国传统发电设备制造商所受影响相对最小，原因在于其在印度并无新增项目。中国太阳能设备制造企业的销售额目前依旧可观，不过，过去两年间，它们的市场份额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再者，诸如新东北电气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这类从事输配电设备生产的企业，更是遭遇了价值超1300万美元订单被取消的困境。该调查还预估，印度政策的持续调整，极有可能进一步压缩中国电力设备在印度市场的占比，进而波及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总体规模。

据中方估算，2019年末，印度的中资企业数量超1000家。至2021年10月，该数字降至700家左右；到2024年2月，更是进一步缩减至仅300家上下。当下，中国国内已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这已然是“中国企业踏入印度市场以来，所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中国战略界人士多次严词抨击印度，指责其对中国企业展开“毫无忌惮的打压”，甚至是“野蛮攻击”。中国官方媒体也掀起了凌厉的舆论浪潮，痛斥印度为“外资坟场”，控诉其“接管乃至国有化中国企业”。不过，中国政府方面，除了偶尔发出几句警示性话语外，并未采取大规模反制行动。

中国保持克制，主要是由于其清晰认知到自身在经贸领域相较印度具备显著优势，这体现在庞大的对印贸易顺差以及在印净投资规模上。尽管近年来，印度出台了诸多限制举措，但印度市场对于中国企业实现增长、迈向全球而言，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明白，在中印双边经贸合作里，自身从中收获的益处远多于印度。鉴于此，对印度采取制裁措施，在经济层面并不具备合理性。

与之相反，中国迫切希望将边界争端同中印经贸关系剥离开来，力求使两国经济交流恢复至2020年以前的水准。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印度官员的多次会谈中所着重强调的，中国不愿看到边界问题“裹挟”中印整体关系。他始终主张，边界问题应被“置于双边关系的恰当位置”，同时建议印度“解除针对中国投资的一切限制”。多位中国高层官员，诸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时任驻印度代办马珈以及驻孟买总领事孔宪华，也纷纷发声安抚印度，全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与边界争端解绑。

尽管如此，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击行径，还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热烈讨论。部分中国战略专家，诸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均持这样的观点：印度推行的“自力更生”（Atmanirbhar）政策，试图在经济层面与中国脱钩，根本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注定走向失败。

他们指出，中国无需忌惮印度在经贸领域的打压，主要基于两点考量：其一，印度制造业竞争力匮乏，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凭借更为成熟的技术以及丰富的实操经验，在印度承包项目上占据显著优势；其二，在重型机械、电机产品、电信设备、家电等诸多领域，印度几乎寻觅不到可替代中国的供应商。所以，即便存在政策阻碍，他们依然坚信，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最终还是会回归中国商品。

值得留意的是，众多中国观察家对于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去风险”政策，同样秉持类似见解，认为美国经济和印度经济如出一辙，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然而，在中国战略领域，对“中国制造”抱有的信心，时常会被一股深沉的焦虑所撼动。业内人士尤为担忧的是，美国意在边缘化中国，印度则企图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二者在削弱中国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这件事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诉求。他们深知，既不可低估美国的决心，也绝不能无视印度的勃勃雄心。

部分经济指标进一步加深了中方的忧虑。令人揪心的是，2020-21财年至2022-23财年期间，中印贸易总额虽维持在高位，可中印贸易额占印度外贸总额的比重却从8.61%滑落至6.85%，印度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也由16.53%降到了13.79%。

从全球视角来看，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为美国市场采购的商品里，印度货源占比自2018年的2%飙升至2023年的25%，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货源占比从2018年的80%骤降至2023年的60%。另外，美国商务部2020年至2022年的数据表明，美国自印度进口额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1.92%攀升至3%，同一时期，自中国进口的占比则从17.9%降到了14.2%。

尽管这些只是初步态势，而且中美贸易、印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比性，但相关数据已引起中方警惕，国内各界针对“印度制造”也纷纷发出强烈的质疑与忧虑之声。

总体而言，中国分析人士指出，过去数年里，印度推行的“印度制造”战略着实推动了该国关键领域向更高程度的本土化迈进，新能源汽车、电池、化工以及制药领域，均是如此。在电子产品板块，印度的手机制造业堪称莫迪政府一大标志性成就。往昔，印度的手机制造业近乎空白，而如今，该国已然跃升为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在中国的评估视角下，印度手机产业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入驻印度的外国手机企业，其中既有苹果这类全球跨国巨头，也不乏众多中国手机厂商。这些中国企业带动大批供应商从中国迁至印度，借此保障当地的生产效能与成本优势。

据中国媒体报道，自2013年起，北方邦的诺伊达逐渐成为这一产业的集聚核心，吸引了诸多大牌厂商，品牌商有小米、华为、OPPO、传音；原始设备制造商涵盖富士康、闻泰、海派；电池制造商囊括欣旺达；手机配件企业则包括英通、小林电子、联创等等。上述企业大多将总部设于中国，携手构筑起手机产业链与供应链网络，助力印度跻身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之列。

中国网络舆论场上，针对那些在印度设厂、助力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战略的中国企业，不满情绪高涨。这类企业被斥为“叛徒”“通敌者”，被指为谋取些许私利，不惜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部分观察人士还诟病中国政府决策短视，准许包含国有企业在内的诸多中国公司，借“一带一路”（BRI）倡议契机，助力印度进行基础设施与工业建设。有报道披露，印度低价采购中国盾构机，用于中印边境针对中国的军事项目，该消息一经传出，便在中国国内激起强烈负面反响。

一些中国知名人士也投身于这场热议之中，抛出犀利观点。《人民日报》资深编辑丁刚率先发声，撰文呼吁政府尽快制定针对性政策，核心诉求便是将核心技术与关键人才牢牢锚定在国内，给那些意图效仿苹果、小米，把生产线向印度转移的国内制造商，筑起一道限制之墙。国家发改委外经所前所长张燕生，也点明关键隐忧：当下中国工业及供应链加速海外布局，这一新兴趋势背后，潜藏着中国制造业被“釜底抽薪”、渐趋“空心化”的巨大风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则更进一步，激进建言要落地一套全方位的“系统性政策”，其核心目标明确——全力狙击印度工业化进程。他强硬主张，无论是印度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建设，还是工业设备购置，中国都不应施以援手，以此捍卫本国制造业根基。

然而，中国战略领域有部分人士持不同观点。他们指出，中国工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印度市场的支撑。诚如中国互联网上一篇分析文章所述：“当国内产能触顶，商品出口持续下滑，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印度正处于经济高速腾飞的时期，人口数量已然超过中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哪家企业不想将冗余的生产线转移过去，从中分得一杯羹？”

该分析文章对网络上针对在印中国企业的抨击予以驳斥，着重强调这些企业在印投资收获颇丰。文章还发出警示：倘若小米、华为等企业撤离印度市场，坐收渔利的只会是苹果与三星；要是比亚迪丢掉印度市场，特斯拉必将成为最大赢家；假使徐工、柳工这类中国建筑企业退出印度市场，卡特彼勒、小松以及约翰迪尔的设备价格势必降低，这无疑会削弱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这一观点还进一步点明，上述情况与中国政府借“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新全球化”愿景相悖。毕竟，这一愿景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力求在各领域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超越。

需明确指出，在中国国内，围绕印度工业化的可能性及其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相关讨论已持续良久。早年间，国内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印度制造”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契机。所谓挑战，在于它会与中国的低端产品形成直接竞争；而契机，则是能倒逼中国向高端产业领域进军。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中美科技博弈的不断升级，中国在工业升级进程中遭遇诸多挫折，这使得“印度制造”蕴含的威胁成分被格外放大。当下，在中国自身工业升级路径依旧充满变数的大背景下，产业向印度转移这一现象，不管是企业主动布局，还是受形势所迫，都让中国社会变得极为敏感。如此一来，呼吁中国政府限制企业赴印投资，或是阻止企业在印度构建完整产业链的声音，愈发高涨起来，也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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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印度，中国及其企业正深陷两难之境。若中国企业依从国内舆论诉求撤离印度，不但会冲击中国经济，还会被视作印度“自力更生”战略的阶段性胜利，毕竟该战略的核心诉求就是降低印度对中国的依赖。更为棘手的是，印度此举一旦奏效，其经验恐被他国纷纷效仿，催生美欧印携手合作、绕开中国的工业模式，进而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

另一方面，倘若中国企业决意留在印度，也难免心存顾虑。它们担忧自身会在种种因素作用下，被动助力印度经济迅猛腾飞，促使印度发展成下一个“世界工厂”，进而取代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而且，这些企业即便在印度实现盈利，所获利润大概率也只能留在当地花销，难以顺利汇回国内。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依旧不愿舍弃印度市场。置身于西方市场禁令频出、国内消费市场低迷乏力的困局之中，它们似乎已别无他途，唯有将印度市场列为优先考量，与印度政府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