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柱‖一家两代丝绸人（第818期）

　　南充是千年的绸都，有许多丝绸人为丝绸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他们在历史的风雨中，见证了南充民族丝绸业的兴衰和商贾沉浮。在这里我要讲述的是一家为丝绸传承发展的故事。

　　1949年12月10日，南充迎来了解放的曙光，“何家机房”也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与全城人民一同张灯结彩，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机房的主人，即我的父亲，时年37岁，正值壮年，满怀壮志却遭遇了时代的波折。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时抽走了大量资金，导致丝绸行业资金链断裂，蚕茧滞销，蚕农深受其害，愤怒之下甚至毁桑弃蚕。加之奸商趁机哄抬物价，丝绸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寒冬，何家机房同样未能幸免。

　　资金短缺成为首要难题，父亲在解放前夕购置的房产几乎耗尽了所有积蓄，购买原料和支付工钱只得四处借贷，艰难维持。更雪上加霜的是，几位徒弟(实为父亲的堂弟)因家乡土改政策的吸引，纷纷离开，留下空荡荡的机房和未完成织造任务的丝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困境，父亲曾陷入迷茫与痛苦，但他并未放弃，而是选择了坚守与自救。

　　凭借在“楊信成机房”多年学徒与工作的经验，父亲对丝绸织造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技艺精湛。为了家庭生计，他决定重启炉灶，与母亲携手，以“自产自销”的模式开启新的创业之路。

　　那时，父母的日子过得尤为艰辛。父亲以织绸为生，而母亲则是他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从改丝、牵经到摇纡，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她的辛勤与汗水。此外，母亲还承担着全家人的饮食起居，确保一日三餐准时上桌，衣物换洗干净整洁。晨曦初破，父母便匆匆起身，简单洗漱后，父亲便以一袋水烟提神，随即投身于织机的吱嘎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即便牙龈肿痛难忍，他也只是让母亲用烧红的干辣椒简单处理，强忍疼痛，继续穿梭于经纬之间。夏日炎炎，无电扇以解酷暑，父亲汗流浃背，犹如置身于蒸笼之中，只得赤膊上阵，以水擦背，却仍难抵酷热，最终只能以小毛巾披肩，边劳作边拭汗，那挥汗如雨的情景，成了我心中最深刻的织绸记忆。夜深人静时，母亲改丝的转子声与父亲在绸机旁的影影绰绰，曾无数次伴我入眠，而我那时却浑然不觉其背后的辛劳，如今想来，心中满是愧疚与自责，深感自己当年的不懂事与对父母的亏欠。

　　新中国成立后，川北行署及各级政府积极施策，全力扶持丝绸行业。他们不仅增加了对丝厂采购蚕茧的银行贷款额度，还深入基层，了解实际困难，助力丝厂恢复生产。某日清晨，一位身着干部服的青年王同志敲响了我们的家门，初时父母误以为又是征收苛捐杂税之人，心中不免忐忑。然而，王同志的温言细语迅速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他耐心询问了父亲的生产状况，解答了疑惑，更主动关心起资金周转的问题。得知父亲仅靠借来的生丝维持一台素机运转后，王同志承诺可提供丝绸业内部互助调剂金以解燃眉之急，并留下联系方式，承诺随时为父亲排忧解难。这番真诚与关怀，如同久旱逢甘霖，让父亲深感温暖与希望，他由衷地感慨：“这样的干部，才是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从王同志的身上，父亲看到了丝绸行业重振旗鼓的曙光，那份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在那悠长岁月里，我们几姊妹如同被温柔的“丝绸饭”滋养，自幼便沉浸在家族丝绸文化的温婉氛围中，对那细腻柔软的丝绸，怀揣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深情厚谊。时光荏苒，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大哥自成达中学(初中部)毕业之际，面对多元的人生选择，父亲的目光却坚定地投向了南充蚕校——这所由张澜先生亲手创办的圣地，他语重心长地说：“张先生所立之校，乃培育蚕桑英才之摇篮。你若能潜心向学，必能在南充乃至四川这片桑蚕之乡，施展才华，成就一番事业。”大哥铭记父训，毅然踏上了求学南充桑校之路。

　　岁月悠悠，转眼间，一九五二年底，大嫂以青春之姿，自西充华光乡翩然而至，或许连她自己也未曾预料，这段姻缘将引领她步入与丝绸不解的一生情缘。初入城市，她如同众多新进城的青年一般，怀揣着对工作的憧憬。一次偶然，治安段的治保主任林伯伯向父亲提及招工之事，询问大嫂意愿，而父亲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应：“她就不必去了，随我学习织绸便好。”

　　那时的织绸，尚是手工之艺，需体力与心力的双重磨砺，织机前多为男性身影，女性寥寥无几。晨光熹微中，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大嫂说：“家中事务尚需时日熟悉，不如先从织绸学起。织绸，非但力之所及，更需心思细腻，眼疾手快。只要肯下功夫，自能熟能生巧。”大嫂轻轻点头，应下了这份挑战。

　　父亲深知丝绸之尊贵，每一道工序皆需精益求精，他亲自示范，左手推筘，右手穿梭，动作行云流水，筘来梭往间，尽显匠人之心。大嫂初时笨拙，屡试屡败，急得香汗淋漓，父亲却以慈爱之心，耐心指导，鼓励她不急不躁，勤加练习。日复一日，大嫂的技艺渐入佳境，终能独当一面。当她亲手织就的白绸如云雾般轻盈，触感柔滑如婴儿肌肤，那份喜悦与成就感，溢于言表。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大嫂不仅成为了解放初期南充市屈指可数的织绸女工，更在丝绸的世界里，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斑斓人生。这段关于丝绸的记忆，如同细腻柔软的绸缎，温暖而深邃，永远镌刻在我们家族的心中。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南充丝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九五三年，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融入合作化的浪潮之中，父亲携大嫂之手加入了谯公巷织绸生产合作组。这一变革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组织化程度，也让父亲从繁重的产购销事务中解脱出来，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提升绸缎品质的工作中去。他感慨地说：“以往既要忙于生产又要兼顾销售，身心俱疲;如今加入合作组后，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织造出更好的绸缎了。”合作组的成立不仅为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与便利，更让父亲与大嫂深切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与甜蜜。

　　一九五四年岁末，历史的笔触轻轻一挥，西南蚕丝公司以其宏阔的视野，将上海美亚(乐山)的精致、重庆华源织绸厂的深厚与南充丝绸业的悠久相融合，于南充五里店这片热土上，孕育出了南充织绸厂——一颗璀璨的新星。历经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一九五六年春日三月，它正式启航，开启了丝绸织造的新篇章。同年，谯公巷织绸合作组的并入，更为这艘巨轮增添了无限动力。我的父亲与大嫂，有幸成为了这艘航船上的首批舵手——南充绸厂的第一代挡车工。

　　岁月悠悠，老父亲的身影在绸厂的每一个晨昏中定格，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大跃进的激情、灾荒年的艰难、文革动乱的动荡。然而，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他始终如一，十六年风雨无阻，未曾因病痛或私事有过丝毫懈怠。即便是在“文革”那段阴霾笼罩的日子里，当政策的风向标偏离了公正的航道，有人以大字报为剑，直指他的名姓，他依然选择沉默是金，将满腔的忧愤化作织机前无尽的专注。两派武斗的喧嚣中，他如同暗夜中的灯塔，不顾“暗枪”的威胁，穿梭于半城的两端，只为那份对丝绸的热爱与责任，提前抵达岗位，用行动诠释着“老丝绸”人的坚韧与执着。

　　他的严谨，细致入微，每一个动作都遵循着“严谨，细致，灵快”的准则，如同匠人雕琢艺术品般，严盯每一个纰漏，迅速而精准地解决，确保每一匹绸缎都完美无瑕，为国家创汇之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绸厂黄忠式的老黄牛”，这不仅是荣誉的加冕，更是对他无私奉献精神的最高赞誉。

　　而大嫂，则以她的柔情与坚韧，续写着丝绸文化的传承之歌。她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挡车工，更是无数新手心中的灯塔。她无私地将自己的操作方法倾囊相授，徒弟再传新徒，犹如溪水汇成江河，古老的丝绸文脉在她的引领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每天，她穿梭于织机之间，巡查的身影往返数十里，即便是在孕育新生命的艰难时期，也未曾轻言放弃，直至临盆前夕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岗位。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坚持，她以一句质朴而深情的话语回应：“就是让肚子里的娃儿多听点绸机声，从小就知道织绸的苦与甜。”这句话，不经意间，却成了丝绸行业里流传甚广的“侃言”，道出了她对丝绸的深情厚谊，也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前行。

　　我妹也是在母亲摇纡声中长大的。于七二年五月“顶替”父亲，到南充绸厂经纬车间上班。但“顶替”之路充满了曲折坎坷。那是一九六六年国内政治形势骤变，为了迎合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不知根据什么政策，原南充地委统战部奉命对绸厂原手工业劳动者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把其中大部分人列入工商业者。我家也未幸免，被内定为“手工业资本家”(这是我从我入党的家庭政审材料中得知)。特别要介绍的，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既不征求本人意见，也不将材料与本人见面。只是年终厂部发年终奖没父亲的份，有关人员才说你是资方人员。

　　但这顶帽子带在父亲头上似乎不合适。我的二哥是三六年出生的，从小就知道家中情况，他说：”父亲做点生意也是在师公的帮助下，父母自产自销为主，忙时请点人，家庭生活和生意状况与师公大机房比有天壤之别，解放初政府还给父亲发了手工业劳动者本本，现在说变就变，就是政策在左尺子在紧，和尚的帽子大不了一尺，我们家充其量划个业主也顶起棚了，那算得上什么资本家。”在那种形势下，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若有质疑声，他们就会认为你在翻案。家庭成份关系到子女就业升学参军，因此我听到此消息后，也一度想弄个明白，当年我多少排徊在统战部办公室的外面，始终没勇气跨进去，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怕，就怕他们说我替父翻案，站在室外许久，看到里面的人进去又出去出去又进去，但是我最终还是没勇气只能默默离去。

　　回家后就把牢骚往母亲身上发，十分幼稚地问她“为什么你们要做生意吗?不做多好!”母亲惊讶地望着我说“我们生存空间毫无任何背景，你祖祖辈辈在农村务庄稼，对我们没得啥帮衬，一家人生活在城市开门就要钱，不做生意一大家子人那么能生活?”母亲也知道我问的目的，是家里的成份影响了我们的前途，她也感到很无奈也很委曲，伤伤心心抱着我痛哭一场。因家庭成份问题，妹妹在乡下的生产队也从未在招工上推荐过她，连绸厂在岳池招工也没戏唱。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父亲退休顶替上。哪知在向厂有关部门咨询时，有的人放话说：”顶替谁？难道让她来接‘资产阶级’的班吗?”听到这种奇谈怪论，真的当时差点把我的肺气炸了。可想而知当时社会风气“左”的出奇。

　　但是上天还是公道的，它还是眷顾了妹妹，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变后，国内形势有些变化，政策有些微调。一九七二年五月老父亲光荣退休，妹妹也顺理成章的“顶替”父亲做了一名纤维车间工人。全家人都为妹妹顺利进厂，喜极而泣。

　　织调经纬线，一般要经过络丝，并丝，牵线，打线，蒸筒，倒简，摇纡，牵经等多项工序，操作复杂，它是织好绸的一道重要关口。虽然辛苦，但妹妹始终牢记父辈的重托，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尽职责，挑重担，每年都出色完成任务，多次评为厂部操作能手，先进生产者，为南充织绸业的辉煌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把原工商业者中劳动者区分出来的请示报告》，按照文件精神，全国有七十余万小商贩手工业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的身份中重获新生，获得了光荣劳动者称号。父亲也收到了“区别”的通知，出奇的是父亲心情特别平静。他十分诙谐地说，我奋斗了一辈子当了几天“家”，但还个“家”没当热合就下台了。他接着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人这一生个人前途往往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有家才有，只有国强才能民富。我和我们家族为南充丝绸业奋斗了一辈子，盼望像丝绸节宣传的那样，南充的丝绸产品走向世界!

　　父亲的晚年庆幸自己喜逄太平盛世。心情也十分愉悦。有时他戴着老花眼看“三国”，阅“红楼”，有时看着看着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久违的川剧调，那曲中的旋律时而悲壮，时而悠扬在空中久久回荡，这曲调仿佛是在对过去岁月深深留恋，也好像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愿。我看到老父亲的这般模样，想着他坚韧不拔走过的人生丝绸路，心中猛然升起一股敬重感，总想对父亲表达一点什么，但由于心里难以平静，想说又说不出来。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历尽苍桑的何家大院，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拆迁了，但何家大院留下了两代人为丝绸奋斗的足迹。这里曾经发生的许多故事，诠释了丝绸文化传统和创新是永恒的主题。他们传承的奋斗精神像嘉陵江水渊远流长，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