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北京电影学院映后交流实录

     由方励导演的爆冷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一众暑期档院线电影引起热议，在2024微博电影之夜的“微博网友年度期待影片”奖项与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纪录片奖背后，“理想主义者的胜利”之下是导演方励及其制作团队的不遗余力、在所不惜。影片现豆瓣评分高达9.3分，成为2024年度截至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电影。高质量、高口碑、高评价，《里斯本丸沉没》也即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奖。

     本期的放映交流，我们邀请了主持人文学系副教授杨蕊老师与方励导演，以及主创团队动画导演埃尔文、剪辑指导李天铭、声音指导张金岩与龙筱竹四位老师，和各位在海淀校区标准放映厅一起对这部影片进行交流与探讨。

  创作初心

杨蕊：

       今天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里斯本丸沉没》的放映交流现场。我是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老师杨蕊，非常高兴也荣幸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放映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承办，影视实验中心联合协办。今天晚上的放映，我们由海淀怀柔两地的校区同步直播，而且现场的交流也会同步的直播，我们也会现场连线。所以怀柔校区的将近一千多名的同学，也会同步的看到我们今天的会场的所有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的观众都很关心，这是一个82年前的一个故事，二战的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也觉得它和今天的这个主流人群关注的点也有着距离。所以我不知道您作为一个资深电影制片人怎么想到用八年的时间还要耗费巨资进行这样一次艰苦的探索和追踪。您的创作的初衷和初心是什么？

方励：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想做电影，我只是好奇心，说七十多年这条船找不着，这就是好奇心。结果找着这条沉船了，也就是你找到物证了。但我们也知道，对于历史来讲，就是因为我一直从来没听说过这段历史。后来当我听说这段历史以后就很惊讶，怎么我都不知道，我找到物证了，那人证呢？当年这个冲动是在2017年9月9号那一天。所以我跟在座的小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做电影有的时候是压力、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冲动，否则你怎么能坚持八年呢？对吧？

       我第一个冲动也能在电影里面看到，我站在甲板上的时候，2017年9月9号我从海面撤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或者是有一个触动，就是这个海面下面有828个年轻的生命在你脚下。然后你就想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他们在这儿被历史忘了，就828条生命啊，所以那个触动是很深的，而且是挺悲伤的，所以那是第一个触动。然后回到岸上，又听说只剩一个人在在中国，林阿根老人，94了，而且他的记忆已经很依稀了。然后在英国只有一个老兵Dennis Morning。所以你本能的就知道，人证快没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做，仅仅是因为我找到了物证，想去把人证抢回来。这就有了2018年，我们第一次策划去英国群访。那时我们手上有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家庭。然后我第一个拜访的就是Dennis Morning，你们大家看到的，而且跟他采访完了以后，因为他第二年的10月26号是他100岁生日，我还答应他生日的时候给他生日礼物。所以当时我们想的还是一个电视片，小屏幕的，不是大银幕。但没有想到的是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们开始走入其他战俘的家庭的时候，就被惊着了。就是我跟经常跟大家举例子的，当我去到列兵Harkins的家的时候，他们带我去他的墓地。

       这个年轻的英国军人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跟他爷爷奶奶一块儿长大的那这个墓碑上只有爷爷奶奶的名字，他的名字在最底下只有一行字：列兵Harkins1942年可能被淹死了，所以你就特别唏嘘，这是一个生命。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我们每一次采访，我们大家都泪崩，就是因为全是一些让人心碎的故事，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编剧，我就知道这种真切的情感和这些独特的细节，根本就不是我们编剧能够想象出来的。所以你觉得这些故事特别珍贵，这些深情真切的故事，但所以我们才想起来去打广告，结果一下找了380多人，还找到了一个老兵。

       也就是说我们在2018年到10月份，我们完成了几轮采访和访谈。他调查以后觉得这手里的素材已经太好了，只是做一个小屏幕的不甘心了。所以你本能的就想到了泰坦尼克，对吧？2200乘客，1500人遇难。因为卡梅隆的这部电影全球尽人皆知。可我们的里斯本丸是更惨烈的一个海难事件，是人为的是暴行。而且如果我们中国渔民不进场，那里斯本丸的死难人数就是1800多，所以你本能的就意识到大荧幕，因为大荧幕的冲击力，视觉冲击力，还有情感、声光包裹的沉浸式的观影，它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在那一刻就意识到了必须把它做成大荧幕，从此就走上一个不归路，所以才有了这一群小伙伴。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包括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器材都转换成了电影级别的，我就放弃了电视片级别的。

       杨老师大致我就把前面这个轮廓跟大家讲一下。而且很多朋友都在问你们怎么能扛得下八年？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人活这么短，这个历史是个空白。历史给了你一个机会，在最后这两年你抢到这个历史，这就是你的幸运，也就是这是一个历史使命，你不能推卸的。你不干你就是个罪人。因为历史给了你这个机会，就18年、19年，20年就全都走了。

       还有一个是，你目睹了这么多悲欢离合，让人心碎的各种战争后面的家人的故事。所以你脑海里面你心里面长了两千多个家庭，1800多个盟军战俘的家庭，255个我们先辈渔民的家庭。当你心里边你脑海里面长了这么多家庭的故事了，这个承诺或者是说这个嘱托对于你来讲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不可代替。

杨蕊：

       好的。我接着这个问题，我想继续问一下方励导演。您有没有想过就说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因为我刚才已经听到了，就是您是基于一种情感的冲动，对于这样的一个二战历史中，包括这些家庭的惨痛的记忆，他们之间的情感给了您深深的打动。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您整个制作这个纪录片的这样一种最初的一种原动力。您有没有想过说，今天的我们的主流观众或者今天的主流的时代环境，目前的这样一个话语系统是不是能够很和您产生共鸣和契合？那您有没有过这方面的担忧呢？

方励：

       其实我只有个好奇，没有过担忧。因为一般我们现在讲，尤其我们的00后小朋友们，你们是在抖音短视频游戏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你们的眼球已经被这样的短视频的节奏和色彩饱和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长的一个电影，大家眼球还受得了吗？还能坐得住吗？

就是有一点，我跟小朋友们分享，我相信人类的情感是永恒的，永远的。我就是相信情感。如果情感是真实的，谁都会被感动，谁都不会不拉近这个距离。不管他是80年前的、50年前的，只要是他真情实感的，我们能看得见的，能感受到的。所以我一直说电影的灵魂就是情感和人性。不管你是不是商业片，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或者艺术片的区别，商业片做电影就是为赚钱的对吧，而不是说要表达的。但是商业片也是可以做的有灵魂的，这里面是人的作用，我们能不能让商业片里面的人变得更生动，有血有肉？一样的可以追求，只不过难度更大。因为商业片讲究的视觉冲击力和节奏叙事给你的空间太小，没有那么多机会让你慢慢去品、去长镜头去拉。好，反正我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我永远相信人的情感。

杨蕊：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网上很多评论，也包括我们在场的很多同学们都有感受。在影院里面经常会听到，就整个在观影的过程中，大家的这种内心的情感的波动，然后包括不时的会传来抽泣声。所有的观众都会和电影中的一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想知道，我们目前的这个纪录片它的创作基调，是在创作伊始的时候就已经确立的，还是说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得到了这种寻找和凸显。

方励：

       其实就是，待会儿我可以请我的小伙伴们回答，这个电影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做。

杨蕊：

       摸着石头过河。

方励：

       完全摸着石头，都不知道怎么做。因为这么多素材，然后历史还原怎么做，其实中间是非常纠结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想告诉观众什么东西打动我们，我就想分享给观众。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方法是说，我就带领观众去走我走过的路，我们从好奇到发现物证，一点一点的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带领观众，当我们进入家庭，进入这大量的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可能会往后退。但怎么讲这个故事情感是一直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跟我跟好多朋友说过，我什么时候想过做导演呢？我就是个搬运工。对我看到金子我搬给大家，只不过是用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个动力和方法就是沿着自己的情感，这是肯定的。当然了你肯定要讲究节奏，所以这是我跟我们李天铭，我们的剪辑指导，我们俩一直在沟通的。可能情绪的很多，节奏的的很多，非常关键的，我们天铭剪辑指导贡献巨大。

杨蕊：

       好，我们想接着这个问一下，为什么里斯本丸沉没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叙事，涉及到了几个国家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您却选择了在很多“小我”的维度上，家庭维度上去寻找那么多的家庭，全世界地去追踪和寻找。这明明是一个特别吃力的，特别辛苦的事情，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切入？

方励：

       首先我们本来的冲动就是，第一我们抢救了历史，对吧？这个冷冰冰的历史的事实，也就是一个战争的故事，是不需要太大的篇幅就能讲清楚的对吧，但是在这个战争的故事里面是由人构成的，在这个船上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因为他们最触动我们的不是战争事实本身，战争和日军的暴行，它是一个震撼，它是一个惊讶，但是真正最触动我们的是战争下面人的命运，人的情感和家庭。所以你把握这两个原则以后，我们当然就有可能一边在讲战争的故事，同时把人物，一个一个数字做活。这个大的原则就是最触动我们的是人的故事，而不是战争本身。但是你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战争的历史记录下来。好，那这是理性的。所以理性的层面是讲好一个战争故事，怎么上船，怎么变为战俘，然后船上经历了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严谨的各个角度的所有的真实。连这艘船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仓室、每一个机械结构，我全部是研究完了的。连这个海流，船怎么沉的，怎么处理的？楼梯为什么会断？船为什么会断？每一个细节研究完。好，这就是严谨的历史。

       但是为什么我们想做成大荧幕的电影？是这些亲情，源自这些家庭的悲欢的一个触动。这样我就觉得在一个线性的战争故事后面是一个一个的人，所以这个原理就是这么建立的。

情感推动剪辑

杨蕊：

       好的，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剪辑老师。刚才方励导演也cue到她了。我们很想知道这种文献的浩如烟海，相信很多在采访中细节的也是浩如烟海，在这个八年的这种艰辛的工作中，是面临着大量的素材的取舍的。那么在这个素材的取舍和建立以及最后勾连的时候，您和导演之间是怎么样进行合作和进行甄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场就被大量的细节所打动。

李天铭：

       我其实没有参加八年那么长，就是我进入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方励老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就比如说有大量的这种历史文献、回忆录、录音什么的，就对我来说，我进入的时候已经是一堆素材了，只是说这个素材是特别大量的，那会儿我也特别头疼。

       20年的时候，方总找我的时候，那会儿我就觉得说一个是纪录片，然后又是战争题材的。因为我也没有剪过纪录片，就觉得有点慌，说我可能胜任不了这个事儿。然后那会儿就先没有说要参与，后来那个方励老师就是不停的找我，然后就是不厌其烦的开始跟我讲这个故事。然后我发现这个故事好像跟我想象的那种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是不一样的，它还是一个讲人的事儿。因为他跟我讲的很多都是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物的故事。然后被这个东西感动了，然后就说那就被他拉上这个贼船，就一块儿往前行驶。

       大家看这个片子应该能记得在片头出来的时候，就片名出现前有两句旁白，就方老师说：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其实整部片子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他们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片子的整个主线也是比较清楚的。

       今天下午方导还说我们这个片子不应该叫双线，应该是双绞线，它是搅在一起的，就一条是调查的线，还有一条是这个沉船的整个历史史实的这条线，还是穿插在里面。其实当时想到这个结构是对我们挑战特别大。因为我们大家做故事片的话，应该会有那个感觉，就是你跟在一个沉船的故事线走的时候，突然间岔出去去讲单个人物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散出去了，好像就岔出去那个节奏就不对了。所以当时就做这个，怎么让这个情感的链接再强一点，这个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就要让它又比较自然，不要觉得怎么一下又跳出去了。本来情绪在这个船舱里面的故事，突然间又跳到了单人故事。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开这个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讲这个事儿，这个难度也特别大。因为一上来如果是就是战争啊又是二战的历史，一上来就跟你讲这个船怎么从香港到日本什么，中间又经历了什么，大家应该会觉得挺无聊的，有点像科教片，那怎么才能让观众去能够进入到这个故事，再加上他又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个故事，还是英军战俘的为主体的一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很难。后来就跟导演聊了很多次之后，因为之前他是不愿意露太多他的脸的，他一直想让团队在前面。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很多讨论说，我们不能把这个片子变成一个俄罗斯套娃。外面是一个讲里斯本丸沉船的，里面又是讲一个我们怎么在拍里斯本丸沉船的这么一个纪录片，这个就会打架。后来跟方老师聊了很久之后，我发现其实整个事件去推动都是他的情感，他的好奇心，他不断的追问。所以这条线的重要也是能够带的，带大家跟着他一块儿去揭开这个八十多年前的事儿，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双绞线，是后来慢慢生发出来的。今天下午我们也有聊过，就是整个剪辑的过程其实是没有一个预设的，是不停的在那个剪的过程中，这些素材自己长出来的。我们整个开电影的开头是最后才定剪，就一直在变。然后大概就是说这些。

方励：

       还有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个电影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我们传统的剧作，我们有故事大纲，我们有分场剧本。大家想分场剧本是拿来干嘛的？分场剧本就是个施工图，是为了要制造一场一场的素材，结果我们素材已经在这儿了，我要剧本干嘛？剧本是没用的，因为我当我们从无到有的时候，你需要剧本。这个是我们先去挖矿，把矿都挖回来了，食材都回来，怎么炒菜了，是这个概念。所以上次一个朋友说，你们怎么没剧本呢？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能挖到什么，我怎么可能有剧本？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已经因为我这是抢救，我根本不知道闯进一家人会听到什么故事，我怎么可能有剧本呢？所以我就和同学们分享了，这种案例是先有的例子，因为你纪录片你能抢到什么你是不知道的，但你要预设，预设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你会带设计感，而且经常你达不到。经常意外的纪录片是最大的魅力，就是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经常会出现惊喜，不可预测的，这是纪录片的最大魅力。我们拍虚构的故事片完全是严丝合缝，按照施工图去干的。你是有预知的，所以你一般不容易出错。你就是按照你的施工图把东西制造出来就完了。所以纪录片它既是挑战又是惊喜，因为你每天都在期待，明明天会碰到什么，永远都在期待。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们就是我的经验。凡是在纪录片上有训练的年轻人，以后你在做故事片要容易得多，这是我的经验。但表演不一样，至少在叙事，在构思架构。纪录片真的最大的魅力就是不可预知。所以我们在开始群访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到2019年11月，觉得够了，已经用不完了。所以你一直是疯狂的在挖矿，再加上那个时候我资金也没断完，那会儿钱多也不怕，对吧？就拼了命的干，这结果太多素材了。

       好，这是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为什么我们的剪辑指导难度会特别大？因为我们没有剧本，就这么大一摊素材，你光整理素材都多长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更难的，这哥们儿在我旁边，这又是个难度。我先讲了，再让埃尔文给你们分享。

       你想我们要做历史还原，历史还原这个三维建模是拿秒算钱的。那你怎么做呢？我说我们当时的思维必须是双核，就是鸡和蛋同时想，不能先有鸡先有蛋。你的剪辑点在哪里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的你动画做怎么做呢？好，所以这个是待会我们请我们的埃尔文跟大家分享，我们俩痛苦就是做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怎么样慢慢设计我们是逐渐逼近的，哪一些东西是刚需。我们现在一秒多少钱，我忘了，将近一万一秒钟。所以你说你做这个动画，大了好剪，我接受不了对吧？短了的那不够怎么办？你都不知道你的剪辑点，但是如果你先把剪辑点做出来，那就成填空了。这又不是真正的原始素材了。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在这个电影的后期制作里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花的时间。

       两年剪辑四年动画，就这原因。要不然让埃尔文分享，他马来西亚人这个家也回不去，整个就在中国趴着，跟我们一块儿，差不多整个这个项目一上来就一直扎在这儿。而且我们我们动画团队、制作团队在台湾，我们埃尔文跑了多少趟台湾，天天在那，白天黑夜的。

动画的数度试错

杨蕊：

       这个在首映的时候，我记得就听到了这个方励导演和他动画团队来分享这个动画制作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历程。当时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其实很多纪录片它的动画相对来讲它还是比较传统的，也比较简单的。所以其实当时也有疑问，为什么要耗这么大的这种时间精力和成本来测试到底什么样的动画适合里斯本丸沉没这样一部历史的电影。就像刚才咱们廖宇教授也讲了，最后经过试错，最后选择了一个不会动的动画。我觉得可是这样的一个试错的过程中，其实凝聚了特别多的心血。反而让我产生好奇，为什么要对这个事情给予这么大的心力呢？

方励：

       我一个是那会儿冲动太强，觉得（这部影片）就是留给历史的，留给后人的，再加上那会儿我钱还比较多，所以不怕，所以怎么高端怎么干。

埃尔文：

       开始的时候有已经在尝试做脸部或动作的motion capture，动态捕捉。所以因为导演想展示一下很沉浸式的动画的一个画面，所以已经想过把这些特别特别高的技术用到这个项目上面。但是试了很多版，导演还是觉得怪，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说的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聊了很多才终于发觉，因为每一个主创他对这个人物，这个历史人物他是有名有姓的。你如果添加了一个额外的性格给他，没有人会认同，他的家属也不会认同。所以他动起来他一个表情，其实很难去达到每个人的一个认同的共识。

       然后导演也跟我提了一个关于说他一直强调828的一个群像的一个东西。因为导演跟我说的东西其实我不能完全get到，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你不要镜头怼的那么近。我忍受不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他忍受不了什么东西，然后后面才不断的尝试把镜头越拉越远，然后我才知道他说的那个828个群像，就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不会太在乎哪一个角色他有哪一些性格，但是你知道他们是一帮正在这个困境的这些角色。这也不能说是角色，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多，已经我们做的很大批的所谓的角色动画。

       然后导演有一天跟我说，要不全部废了，我们就用概念图气氛图来说故事。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些资产，怎么处理这些资产呢？有一天我跟我们的那个概念设计师老师就聊了这个事情。然后他提了个意见，要不如果导演那么喜欢美术设计的这些效果图，要不就把这些人物不动，然后镜头移动。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参考片，然后跟导演讨论。他说那你们试试吧，你看还是一个问号，我们也不知道行不行。然后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一直干到去年8月，在英国的一个特别的首映，给战俘家属的一个首映。然后观众就特别的感动。我跟导演说，我觉得我们确定可能这个成功了，就只能到那个时候才确定这个效果是真的可以。所以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因为在场很多年轻的朋友，你们都是抱有电影梦，最终想分享的是好像没有一个所谓正确应该的方式。只是说在你们想要完成这部短片也好，电影也好，你不断的试错，最后那个就是最好最应该的一个项目。对，大概是这样。

方励：

       我帮埃尔文总结一下子吧，跟大家很形象的形容上，当时自己冲动，以为自己很强，钱多，把所有的电影的最高制作水平全用了，盖了个豪华高楼写字楼，最后发现还是个篱笆棚最靠谱，全废。我们花了冤枉钱，走的冤枉路就走的太多了。

       那跟大家讲的原理是什么？因为这是个纪录片，它不是一个剧情片，我们没有机会去塑造这些人物，人物只要一动，你的眼睛就跟着人走了，你的耳膜，你的视线就不去看那回忆录，也不去听这些录音了，就全部干扰。所以我们是我们大概在2020年那一年，是最崩溃的。我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完全是愤怒崩溃。那个时候我就说要什么动画？后来我就说我当时发火，虽然已经花了好多钱，我说这个效果还不如我贴图，还不如我拿美术图，只有幻灯片的比这个强。

我们开始的时候，选了九个人头，在央媒请了一群雕塑家，完全把他们雕塑成立体的人，非常像的，可这些人是静态的，你得让他动起来，要动起来，对吧？不管是嘴角，眉毛，一动，就都成了怪物了。他是太夸张的表演了，本来有张照片还是非常亲切的，他一表演全部出戏了，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物动起来了。后来我们用现在最时髦的方式做动画的方式，全部都是数字建模的。它一动起来跟卡通一样，就特别可笑，特别幼稚。而且你的虚拟的摄影机，你的电影镜头很难实现高速，快速运动也好，冲击力也好。因为你的人是慢吞吞的。所以我们和大家分享做这个电影的动画，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不能动，让观众上来不受干扰。但是我们的军舰，我们的海水都还可以动。所以最后我们是把原来做的很精致的三维的特效全部给往下拉，这样就能解绝这个问题了，就这么过来的。因为主要在座的好多朋友有可能还要做动画，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杨蕊：

       好，这个我能接着往下问哈，那为什么不会去做一个纯粹客观的，哪怕像幻灯片一样，或者是像三维？这个指导原则是什么呢？

方励：

       不，主要是觉得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因为我用幻灯片，用美术项目图太容易了，觉得不能那么容易吧。就有的时候人走弯路就是舍近求远，走了一圈又走回来了，结果发现还是不动最好。结果这个不动的相当于定格后面都是三维的，全废了。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做电影的过程中，你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尤其像这种没有剧本，没有模板，没有参考的，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情感，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和观影的直接感受去摸索出来的。

杨蕊：

       好，那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电影的制作技术的层面，包括跟我们谈到了动画、视听的层面，比如说他在录音、在声音、在作曲上也非常考究。我觉得我在整个的观影过程中，其实是找到了在中国的电影院已经久违了的电影人制作的快感。你作为一个电影人，你是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工艺它是多么的考究。制作的时候，一个电影人沉浸于其中，那种快感，那种投入和那种沉浸。所以我们也很想听听录音的两位老师（的看法）。

历史情感氛围的声音设计

方励：

       你们刚才听到我们讲的动画已经是假的了，那怎么才能做真呢？声音所以在这个电影的我们的音效比我们的动画是完全对等的，这两个是完全拟合的。因为我们的动画人已经是假的了，声音就不能假，否则我们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场景现场感了。我得强调一下重要性。

杨蕊：

       谢谢两位声音指导的分享。张金岩老师（请）。

张金岩：

       很开心又见到大家，很开心回到学校。这个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跟方导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在真实中寻找这个情感，顺从这个情感的流向，而且要做成电影级别的这样的声音。我们在这个声音的创作里边，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特别大量的素材。这些素材有不同年代的录音，还有分了好几年这样的采访。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纪录片的采访中，实际上它面临的环境这些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光对这些对白的大量的清理修复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对白，其实完全可以改变大家的传统中纪录片那样粗糙的那样的印象，其实一样可以做到电影级别的了。

       那么说到这个动画的段落，动画段落在这个摄影机移动这样的动画风格确定下来以后，实际上给了声音巨大的空间。但是这样的巨大的空间也是必须建立在这个纪录片真实的基础上。所以从创作的一开始，也就是方老师第一次跟我们聊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准确的告诉了我们当时的这个船的一号仓有多大的容积，二号仓有多大容积，三号仓最大，因为它是煤仓直接能到最底下，而它旁边又是蒸汽轮机，它被击中以后，是最先进水熄火的。这些细节都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也是严格的遵照一号仓、二号仓、三号仓这样体积的比例。而在这里边我们如果只是复原这样听感的话，那肯定这种情感表达又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是专门为这个片子，组织了这个群杂的录制。

       群杂的录制也非常复杂，而且又特别好玩。当时是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像这样大规模的，而且全是外国人这样的聚集，其实特别不容易。有外国使馆，关键是这个炮兵团他们口音是有爱尔兰的，有苏格兰的，各种各样的口音，还有他村子里我们尽可能的来还原这样的情况，而且关键我们还要去还原东极岛渔民，我们还去了一趟舟山去录他们这个群杂的声音，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在这里边真实地还原那种情感。

       在座肯定大家也有声音专业的同学，我们划定了几条情感的线和音量最大的声压级的线，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在本片中音量最大的最高的那点是船沉没的那一点，但实际上情感的线才在后面慢慢的娓娓地道来。这里边的很多的情感和主客观的交叉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这个片子的音乐大家也听到了，这个音乐完全是国际级的制作。就在我们刚才在外面候场的时候，天铭老师还说每次听到音乐中的铜管，小号的段落都是只想哭。大家可以想象在制作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的次数有多少次。但是每次到某些段落，我还是得提醒自己，我要跳出来，不能跟着感情沉浸，稍微一放松，我就是又会跟着感情又进去了。所以从一开始，方总在绵阳给我这个嘱托以后，我觉得现在希望是不辱使命。请筱竹老师讲两句。

杨蕊：

       谢谢金岩老师。

龙筱竹：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金岩老师提到说在座有很多声音学院的同学。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特别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很多不是声音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前面有一场是研讨会，讲了很多关于专业上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场合，我想跟所有的同学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分享一下纪录片的声音，是要好好做的，不是直接从剪辑线上下来以后就可以了，是浑然天成。我们保持着纪录片的质感，这才是最真的，这才是最质朴的，我们可以好好做的。这个跟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因为我们马上就是即将要到来的，像ISFVF,我们前几年因为我都在看，包括纪录片的短片会有一些对比。咱们的同学做的纪录片，这个片种上面的声音上，基本上我觉得会比较放任，它留于一个自然状态，缺乏控制，这是第一,第二是缺乏设计。实际上我们看到像里斯本丸这样的纪录片，它是很典范的，没有人会说它不是纪录片。但我们在做声音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给他贴纪录片标签，不是因为我们更有钱，不是因为我们在探索动画。是因为我们从观念上来说，我认为纪录片它跟所有的片种一样，是需要控制和设计的。

        所以这个是给到我们在座所有的同学，不仅仅是声院的同学一个提醒。你可以用最简单的final cut，最简单的剪辑工具；达芬奇现在已经开放了全景声的这样的功能，都是可以去处理声音的。每一个同学要有这样的意识，把纪录片的声音也要做起来。这是想借这个机会，因为有这么多同学在，这是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我们里斯本丸的这个纪录片的声音，刚才其实张老师已经说的非常的充分和细节了。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几年，他是九五届，我是九三录音系的，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几年。所以我们在创作沟通上是绝对同步的，不存在太多的分歧。

我们在这个片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节奏上的一个探索。其实是跟剪辑指导有非常多的沟通。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一起进入到这个项目，有关于动画的长度有过提醒。后来其实非常的好，非常有效。他们在无论是动画的制作过程当中，还是在剪辑过程当中，其实是充分考虑到我们声音需要的一个节奏。他们在脑海里有这么一个提示，我们就会有相互的一个配合。这就是同学们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你在剪辑的环节其实就要开始考虑声音，就要为声音留空间，然后就要为声音留气口。这个其实我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在下面沟通的时候，他们最开始当时剪的时候会自己贴很多参考的东西，贴的很满。实际上我们音效做上去了以后，这些东西逐渐都在往下减。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杨蕊：

       今天下午研讨会的时候声音学院副院长刘佳教授也谈了他的观感。我觉得也值得分享。他在讲，我觉得有一句话，他说这个电影，它的声音是重视氛围，而不是仅重视内容。所以我想其实无论它的视觉还是听觉，包括也有好多同学也在问为什么三维动画？为什么这个动画选择是静态而不是动态的？其实你看大家都会发现，所有在技术上的考究，在制作上的追求和严格，这种孜孜以求，其实都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它不是说仅仅还原一个客观，一个真实和准确，而是要让大家带入，要让大家共情，真正的回到那个历史氛围中去。其实这和我们制作剧情电影是一样的，就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沉浸其中，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非常严谨的视听的考究和追求，才能够让这样的一部历史纪录片，票房和口碑都在实现着逆袭，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部有非常良好的这种视听的氛围，把大家带入进去了。那么大家产生了极强烈的共情。所以就在刚刚，今天的这个票房，排片已经又实现了3.2。这对于这样的一个初始排片才只有零点几的一个纪录片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奇迹。

 纪录片：作者的真实

杨蕊：

       我想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赞美之声，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我挑一个比较有共性的，也想听听方励导演他的想法。就是说纪录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客观，绝对的真实，制作者需要和这个电影要拉开一个距离，不要有过多的主观加入。为什么这个电影中，其实我们会看到方励导演作为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角，他不仅仅是一个制作者，一个电影导演，一个地球物理学家这样一个身份，由他的视角，由他的行动牵引揭开了这样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也并不避讳自己的感情流露。所以其实我们会在网上，也会在同学的提问中看到这样共性的问题。您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为什么要自己现身说法在电影中出现，而且还要动情？

方励：

       动情并不等于煽情。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入这个故事，我们其实研讨了很长时间，找出来这个过程。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可以非常客观的把它变成一个片段的，非常客观的不带任何我个人卷入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选择。之所以我想把它用大荧幕分享给观众，是因为当年这些好奇逐渐的变得爱不释手，逐渐的被感动，无法自已。我就特别想带领观众跟着我走这条路，这个是非常天然的一个情感的表达。而且我觉得我去作为一个导游，可能没有人那么烦我。我又不是很自恋的，非要在这露出，因为总得有人带着带大家走入英国，否则我就得用旁白，我用个播音员怪怪的，就是不是没有想过，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忌讳我自己往前，但后来我从寻找的角度，我觉得不可避免的，可能最好的还是慢慢带大家娓娓道来，走进历史，走进一个一个的家庭。

       但是最后的纠结在哪里呢？就是我在跟这些英国、加拿大的这些家人交流的时候，我要不要露出？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两个点。

       我们的先辈在这1816个战俘遇难的时候，他们施以援手，冒着枪林弹雨，那是我们上一代中国人的仁慈和慈悲和义举。我们今天这一群中国人，我已经非常强烈的感觉到，当我们闯入每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采用新闻调查的方式，完完全全是走访交流的方式。我没有任何台本，也就没有任何预设问题。我们就走进去和大家交流倾听。你知道大家有多感动，他们被他们的政府、被他们的国家，被历史遗忘了快80年了，结果一波中国人扛着机器来了。你知道他们有多感动，居然我们是一群中国人来倾听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痛。

       我突然意识到了这种跨国文化的交流是超级重要的。因为过去西方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比较矮板的印象。包括因为我在美国留学，当然很清楚的，但我是一个比较个例的，比较外向，谁也不吝对吧？那一般我们中国人传统，包括东方人，包括日本人就稍微熟练含蓄一些。但是久而久之，再加上可能我们的英文本身也没那么胆大，所以你一般对中国人印象就比较含蓄。但他没想到我能够完完全全的跟他们同频和共情共鸣。好，那我就想到我代表谁？我代表的不是我方励，我代表的是包括在座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他们的遭遇，对他们的悲剧是仁慈的、是同情的，是关怀的，就这个点。所以我希望全世界看到这一小群中国人在记录他们的故事，这仍然是个中国故事。也有网上有观众问我，你怎么持英国人视角？我说你觉得我长得像英国人吗？我要不出镜就不是中国人的视角了。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在讲英国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它就是个中国故事，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你觉得我像英国人吗？我要不露出谁在采，谁在听，谁在倾听，就这个逻辑。所以后来我是觉得这是个刚需，因为是一群今天的中国电影人在抢救这个历史，在倾听他们被遗忘的故事。就这个原理，所以我就必须出镜。但是不能煽情，就是说我一定不会去夸张。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节制的、点状的漏了几点。其实就像所有人知道，就是一群中国人，还包括我们给那个潜艇艇长女儿带麦。因为我们侧拍的镜头能用的不多，所以我们是刻意的用了一两个带麦的。还有有这个监视器的镜头，就表示我们是一个剧组，这都是刻意的。其实就是想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关心这被遗忘的828个遇难的和1816个没有讲过的悲情故事，是一帮今天的中国人。这就完全呼应了当年我们的中国渔民，这些也是闯入者。那我们的渔民所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是低调的，我们不是去强化的。

杨蕊：

       好的，其实从纪录片来讲的话，我们一直在说纪录片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观念叫作者的真实，并不是说纯然的、客观的真实才叫素材的真实。所有都是来自于作者的他自己的思维，他自己的视角和他自己的选择对素材的选择。所以作者的真实往往可能才是我们应该去强调的绝对的真实。所以如果没有作者在这个电影中他所投入的真实的情感和他真实的智慧，以及真实的这个冲动和行动力的话，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有代入感的和高度共情的电影的出现。

方励：

       就是杨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摄制组，我们这群中国电影人是这个电影纪录片的一部分。

真情交流大于采访

杨蕊：

       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同学和观众被这个电影感动，一部分是被这个电影中呈现的故事本身人物本身人物他们各自遭遇的命运本身所感动。而一部分的感动也来自于整个的主创队伍，来自于作者，作者他所呈现的高度，他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投放在所有这些人物身上的爱和他的共情。所以包括我们今天怀柔校区美术学院张丁丹同学，他在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感受很好。他说最戳我的是结尾一群老人在沉船悼念的那一幕。不止中国人有落叶归根的执念，我发现所有有良知的善良人都放不下血亲的牵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刷新了很多我们我们自己的狭隘的一些观感。好像只有东方人或只有我们的东方民族的一个亲情文化，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纽带，其实全世界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整个在这个电影中我们其实也很惊讶，就是这样有中国的电影人，让整个全程我们都能看到。

       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整个的这个摄制组面前，非常坦率的能够袒露了自己多年尘封的往事，而且也能够非常自然的流露这样一个情感，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同学提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也有纪录片田野调查的作业，也有人物采访的作业。说面对这种尤其像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陌生的人群，那么我们怎么做到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卸开了心房，能够在导演和整个创作团队面前能够挖掘出来自己的心事，甚至是一些家族比较惨痛的一些回忆。因为这些回忆的的确确是也是戳中了观众，所以很想知道导演在整个面对这种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能够和他们进行这样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交流的。

方励：

       好的，就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当然我有一个优势，因为我比较老，年龄大，所以对历史比较熟悉。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两层，第一层就是你历史，先不要去想你想从对方那获得什么，就是目的性不能那么强。因为你目的性一强，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表情，你所有的就是你是来捞东西的对吧？

       我可能我一进入这个环境，我就是个倾听者。当然我有一个很强的技巧，就是我有个工作手册，我基本上走进每一个战俘家庭，我打开我的工作手册，第一页就是这个声纳报告的影像，那是最震撼的。你想大家苦苦等待自己的爸爸回家不知道在哪。当你看到里斯本丸在哪儿的时候，一下子就泪崩了，那么一下就进入了。

       还有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年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这三个老人，包括林阿根，包括丹斯莫里这两人，就你直接去追问他形而上的，问一些孤立的所谓新闻调查的问题，一下就堵那儿了。因为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那两位老兵他不愿意回忆这个事儿。

     那你怎么做呢？好，你说到青春谈起你我跟Dennis怎么进入的？我找到他一个时代周刊，他当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封面，15岁的小兵，在二战期间的，我从那儿，从他当小兵开始聊起，你想老人多开心，99聊15岁什么概念呢？一下就兴奋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聊到香港战役的时候，我也还没聊他们投降，我从他们开始打仗开始，一直到九龙失手，他怎么逃到港岛的？我都不用我聊，他就哗啦哗啦往外走了，你怎么切入，一定从他的青春记忆。你看Benfield我去访问他的时候，我们摄制组比我先一天到达做预采都提醒我说他的记忆力不好了，产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真不信邪的，你知道我一进去嘻嘻哈哈一开玩笑，这个尖冰就化掉了，对吧？大家看到的还有我上来就问他，你在香港的时候，你在部队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个枪手，我说机关枪，我说马克辛，对了，我马上就知道用什么话题把他逗乐。我就说你那个水冷重机枪，枪管打红了，没水怎么办？他一下就乐了，他说我们撒尿好，这一下他就说我的记忆回来了。所以包括跟林阿根老人，我跟他对谈的时候，我没有先上来问他救人，我先问他15岁在干嘛，17岁在干嘛？就是你跟老年人聊天的时候，你要很像聊家常一样，不要形成一个你是来调查采访的概念，那一下就有一个壁垒起来了，这是个经验之谈，尤其你想采到特别自然的、想不到的信息和情感，一定不要预设。但你心里可以有预设，你要问到的问题不要直接就冒出来，一定就是像一个朋友，你要倾听，你要有同感。而且他能观察到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眼神也在在他面前，你也在表演的对吧。但如果你是走心的，人家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说用情感进入永远是赢家。

杨蕊：

       非常好用。其实是还是真诚的做朋友，而不是带着功利的目的，直接的要从对方的口中捞取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比较功利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经验。包括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有同学也提到说，我们日常在创作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在修改我们的作品，不断的修改我们的创作实践。但往往可能，因为创作它是一个需要情感去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修改，一次又一次的磨练，我们可能会丧失掉一些最初的那种情感的冲动，丧失掉一些最初的那种创作的动机。甚至可能会有的时候会面对自己的创作素材会变得有一些相对麻木了，然后理性了，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甄别了。那么这样的跨越八年的创作历程，想问一下主创团队，尤其方励导演，你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自己这么充沛的情感的表达和冲动呢？

方励：

       我觉得这个问题面临这个问题最大的是李天铭，她天天趴那对着树摘的眼睛都被轰炸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你的眼球天天都被这些素材不断的轰炸，不断的轰炸，你本人的新鲜感和生理反应会变得比较疲惫或者是比较平淡。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呢？我永远会保持一个距离，不像李天铭她天天被轰炸，我永远要保持一个距离，至少你比如说有三五天你不接触好，那你带着一个相对新鲜一点的眼球来看。如果我要是跟李天铭一样，我们俩坐那儿就完蛋了，我们俩等于完全同频，那就没有差距了。所以我们俩也不会打架了，就越打架越好。因为有冲突就能验证。

杨蕊：

       会在什么时候有冲突。

方励：

       她是女人，我是男人，有的时候要他比我年轻，我比他年长，你的那个生理反应，就是我们讲节奏，它就是会有点不一样。而且对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争论的最大就是沉船，沉船以后关于这一趴，我们卡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可能在有些地方，我作为一个男性，可能对那种战争军人的比较猛一点的东西可能印象会更深。但她作为女性，可能她对柔一点的这个情绪的流淌就更在意，所以我们俩就一直在掐的。

       所以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8月15号我们的版本跟这版本是不一样的，就是开头不一样，当年我用了一个原理，因为我知道欧洲的观众非常熟悉战争，而且年纪大一点的，所以我把很多战争的纪录片都是轰在前面的。就是一开头上来就珍珠港，然后就是香港陷落。我用的方法不一样，就是说当年沉了一艘这么大的船，然后片头字幕一出，这帮人开始在找他，然后又松下来娓娓道来。但是后来我也同意了，天铭提了一个方案，就是现在这个方案是她提的，用水下。就是各有千秋，就是看我对什么样的观众。如果说对我们比较年轻的观众，可能是用现在这个开头，但年纪大一点的开头，你立刻把他带进战争了。你把他带进战争以后，非常强烈的把信息给完了，而然后你再娓娓道来，切回来。

       所以这两个就是不同的版本。但是最后我让她了，我觉得她的版本可能更适合我们今天的观众，对吧？我们经常也掐，但是掐有时候没有对错，你知道吗？也就是看你更在乎什么，也是和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李天铭老师的眼球肯定比我眼睛受到伤害要大。

杨蕊：

       是的，我们都知道处理这么庞大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存在着很多甄别。我们其实也很想知道说那些应该也都很也舍弃掉了很多的素材，那如何去选择？这些素材包括有好多同学都在问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非常深刻的一个细节，我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影片四分之三处，就是来通过文献，里斯本丸日记，这个沉没的日记。英国的当时幸存者，他们见证了所有那些消失的海员们，消失的士兵们，他们最后的身影。然后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那种身影记录，他在某什么时候看到了谁，他最后的身影在什么时候。我当时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动容，内心一下子被震撼了。我觉得这是人类对自己的同类的一个悲悯，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个告别，非常郑重的一个告别。你即便你是死在这样的一个茫茫大海上，就在这样一个惨烈的战争中消失了，但是有人，有你的同类和同胞记住了你最后的身影。其实这也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后的告别，也是给了他最后的一个尊严感。这是在以往的纪录片中，我们尤其是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很少是发现和呈现的。那么在我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一个文献中找到这么小小的短短的几句话，主创团队要付出多大的心力？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一段话？以及在什么样的尺度上来臻选什么样的细节和文献，进入到这样一个记录电影来。我想听听方励导演的回答。

方励：

       这个小本儿是差一点就丢了。因为我们前面的助理在整理素材的认为这不重要，所以原来这个小本是被放弃了的。是在两年前，当天铭进入以后，他们跟我提到，我拿出来一看，这个太让人唏嘘和悲壮。而且我最惊喜的就是22岁大哥写给自己的小弟写信的那个。我非常清晰的非常惊讶的看到他的名字，就一句话，Pany被最后另外一个列兵看到，他趴在一个模板上，可能已经淹死了，就这么一个字一行字，我赶紧把它拍下来，让我们的助手发给他们家人。你知道在消失了80年以后，在某一个地方看到自己大伯的名字，他曾经被人看到过。这个太让他们激动了，因为他已经消失了将近80年，在这看到一个名字有他的记录就是惊喜。所以当时我读到这本小册子的时，那个时候这一趴是完全就没有做动画的，这一趴是后来补上去的。但是这个是惊喜，就这种一个士兵看到谁，一个士兵看到谁，这个太悲壮了。尤其是贾克斯的一个长官伸着手上来告诉他说，你记得我的妻子住在当地，请你告诉她我已经尽力竭尽全力去跟她团圆。你读到这句话就泪流满面，所以我就说这些只言片语的最后一刻的，最后一眼，太动人了也太悲壮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一块是完整的，又追加了好几十万干动画，这是我要能做的对吧？最后效果证明真的是最让人悲壮和唏嘘的。这些碎片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而且包括少尉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另外一个列兵，那么又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人看到他已经被淹死了。这样的过程其实它既非常影像化，也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尽管是一个小本。

杨蕊：

       对，所以还是选择最能打动您的，然后引起这种很强烈这种情感震荡的一些细节和文献。

方励：

       对，尤其在我们中国的海面，一个英国人一群英国人飘在上面，谁看到过谁，都是这些在牢房里的时候，在战俘营里记下来的，就完全靠碎片的记忆。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放在电影里面的，皇家通讯兵有一个连在香港，100人在船上，50个人死在我们家门口。他们通过半年的时间口口相传，因为他们被关在两个战俘营里面才拼出来谁活了。因为都不知道他隔了两个战俘营。就像这种记录都是非常珍贵的，都是生和死的最后一刻。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每一次看到这些字迹的时候，特别触动我。它都是历史的遗留，然后你都能想象的最后一刻，你特别有欲望在影像上把它呈现出来。

杨蕊：

       其实听完方励老师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应该不用回答了。就是有同学在问，他说请问方励导演您爱他们吗？爱剧中的这些我们电影中的一些人物。

       我记得在首映式的时候遇到李玉导演也说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整个他在这么多年中，他作为方励导演的重要搭档，然后每次听到方丽导演在聊这个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的时候，都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李导演当时曾经问过他说你是真的爱他们吗？因为持之以恒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尤其是跟我们很遥远的82年前的英国人的故事，消失在中国海上的一些英国人的故事，和他们的当时的情景和遭遇和命运，你没有那种深切的情感的投射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我想可能刚才方励导演的这番话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也解答了刚才同学的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对于这些我们看起来是很小小的人物的悲欢的关注，这么细微的关注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破开82年前的历史的迷雾。那些大的事件的迷雾，进入到这些最微末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的情感中。但是恰恰就在于这些所有最微小的、但值得被看见的情感，才能够让今天这么浮躁的电影环境中的人观众能够沉静下来，一点一点的沉静下来。所以这一点我刚才听到这些回答特别感动，谢谢方励导演。

方励：

       不，而且对我们年轻的学子来讲，因为我已经开始干剧本了，其实就是这些点点滴滴、非常小的细节，他连带的真正的情感是最不容易的。而不是宏大的戏剧化地设计的桥段。这些是最难的，也是最考验我们的，为什么我一直说我最怕写剧本、写爱情，因为事情很普通，但是你又没有太懂，就特别担心。情感的独特性是非常细微的，以小见大的，这是剧本里我们经常做的亮点，而且经常我们看到的电影就是这个类型。
杨蕊：

       好的。那么文学系的一位同学也问到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不太能够回避的问题，方励导演，在这个电影中，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都看到了很有力量的一个镜头，就是其实面对里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没法绕过去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当时的这些日本军队，他们的初衷、动机，而且比较少有的是我们看到方励导演也出现在日本东京，其实这是一个很硬碰硬的问题。那你如何把握其中民族感情之间的问题、尺度的问题，历史观的问题。
方励：

       第一，我对话的对象并不是施暴者，也不是亲历者，他只是今天的日本人怎么看这件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去审判、质问别人。当然我们两个会互相呛。所以你看我的表情，我已经是用了我最温柔的表情。就是因为当你说到这1826个生命不值钱，为了防止逃跑，就把英国战俘钉死在底舱。

       我当时问黑泽教授的时候，其实他很尴尬的，当他说他认为日本军方首要关心是本国士兵的安全，除此之外才是防止战俘逃跑。我就问战俘如何逃跑呢，船上有780日本兵，旁边还有驱逐舰、护卫舰，可谓是荷枪实弹。（英军战俘）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瘦骨嶙峋的战友，他怎么逃跑啊？你给他关在里面也就罢了，还全部拿工具把出口钉死了，这是让人去淹死。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聊到这里要尬住了。然后其实我帮他找补了一下，我说经常很多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都是一些流氓、鲁莽的情绪，是情绪化的结果。我说我认为和田秀男是恼羞成怒，因为他完成不了任务，他只是个连长、中尉，美军的鱼雷把“里斯本丸号”打歪了，我说他是恼羞成怒，准备嫁祸美军，货物和人都不能被美军拿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行为，而不是策划好的，其实很有可能是一个情绪化之下比较极端的反应。那个时候当然他自己立刻就说了句，但是从结果来看，日军的行为确实不人道。

       当然，我认为这个电影既然是纪录电影，我就不能主观地去发表看法，我只是去讨论，所以在对话时我也尽可能让自己的表情不那么严峻，而是柔和一点，只是效果大家也看到了。

杨蕊：

       那么接着方励导演的话，管理学院的张博雅同学他问，方励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非常困难的事情让人想要放弃，又是什么让您坚持完成了这部影片？好多同学都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比如说像去日本，然后找不到人，还要找私家侦探社去追踪，就这么硬碰硬的一种行动是不是最难的时刻呢？
方励：

       我不觉得，其实那是很过瘾的时刻，真的。就像登山的人去登珠穆朗玛峰，这一路上如果没有坎坷和险峻，那还登什么山呢？做电影本来就是一个挑战，因为你想留给后人，对我而言这是刺激，越难越刺激，那一马平川有啥好做的？那种人人都做得了、能赚钱的快餐性的东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越难你才会越积极，就是因为越难才有可能做出来的东西越有分量。我们做剧本的时候，遇到不可逾越的坎时，就兴奋了，（因为）出彩的机会来了。都顺拐的东西哪还会有亮点？所以这是一个逻辑。因为做电影跟做其他任何行业不一样的就是，他可以活得比我们更长，可能长好久，比我生命的两倍也许都长。所以我想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做电影一定要知难而上，不能逃，有难有坎就是机会，这是我的（态度）。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放弃，更不会犹豫。只不过可能我现在打个比方，当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还在爬山呢，只是爬得累一点、肩上的石头多一点，它影响我体力和速度，但不影响我的心情，所以做电影更是这样。因为做电影我们有机会给自己留一个纪念，给自己一个“墓志铭”的表达。你但凡想到这一点，这电影有可能留在你们大家生后，你说你要不要全力以赴豁命干？所以我一直说做有价值的人、留下来的电影是要拿命去做的，就是心血。
杨蕊：

       在我的印象中，每次见到方励导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是对整个的生命、无论是电影还是他的科学事业，他对整个生命都抱有极大的激情和冲动，而且也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冒险者和梦想家，而且特别勇于把自己所有的梦想都付诸行动。所以在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勇敢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吃惊，完全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觉得这个很像老方干出来的事情。可是我会有一点吃惊的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他第一次执导，但在所有这些素材的背后，他是冷静、克制，而且深情的，这样的体验是他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惊喜。所以我就不太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您这个理工科的背景，作为一个科学家，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冷静、硬核的精神，科学钻研的精神，在支撑您和助力了这个电影整个风格、或者说是在情感之外的理性的实现呢？

方励：

       我觉得不是。科学背景只体现在做事的一些方法上。比较会统筹兼顾、组织领导，可能就是这方面。但是真正我获得了更多的东西是因为团队，因为你导演也只是个排头兵而已，还是要会用团队。我经常跟大家吹牛，你有多大本事我们就把你榨干，我可能有我自己主导的存在，但是别忘了我也有他们。没他们我怎么可能呢？我可能就是起了一个队长的作用，就是足球队长而已对吧？但是你可能大家能够有共识，对自己的电影、对大家有倾注的情感，可能大家是同频的，这点就已经够了，其他就自动了。所以说我很幸运，有这些小伙伴能跟我在一起。

       我一直说导演是干嘛的？导演就是一个领头羊，你也是一头羊，大家都是羊。一个电影一定是个集体活动，因为电影是大众艺术、大众传媒，如果说我们有多几个小伙伴，那大家的电影观念是一致的，然后大家的情感是同频的，那就太强了。

好电影的未来价值

杨蕊：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样一部电影的一个市场行为，因为您之前一直是一个很资深的制片人，可是要进行这样一次创作，可能会想对我们的年轻学生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毕竟电影失败一次显然是一个投入和产出不太成正比的一次市场行为。

方励：

       我不认为。因为我也是金融出身的，金融中有个词叫“present value”和“future value”，现在价值和未来价值。电影这种文化艺术形式就具有强大的未来价值。你怎么能说他是未来市场呢，只不过钱不会到我兜里。我觉得就看我们怎么算账了，今天你的票房回报有意义是说明有多少观众看到这个电影，而不是钱回来多少。我们大家集体投入了八年的经历和时间，哪才值那点票房啊对吧？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如果这个电影能走得更远，能留给更多的后人——尤其三代以后还能看到，我觉得它就有巨大的价值，是市场的价值，是未来市场，只是不是今天的市场。

       所以尤其是我们做电影的小朋友们，做电影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职业，我干过好多职业。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永远都不疲惫。又观山望景、又交了好多新朋友，然后还在历史上给了自己生命一个纪念碑，太幸福了，你都走了多少年了，你的名字还在电影上，而那个电影还在那里，你说世界上有什么职业能超过电影的生命力的？没有。
杨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它也有当下这种很重要的那种鲜明的时代的特性和背景，那导演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在这样不同的国别之间，在当年的战争中极其锐利的冲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人性的撕扯角力，其中的平衡与分寸，可能对我们来讲，无论是制作一部纪录片，还是制作一部历史电影，就如同今天下午包括研讨会有专家提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先行和现代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是很重要的。那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在支撑您在制作这样一部电影，以及给我们的同学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方励：

       我可能不会用这些比较形而上的、专业的术语去形容我们所谓的世界观，但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眼界和语言是现代的，看待历史、看待今天都是完全呼应到现在的面前的人的。不管是年龄多大的人，他都是今天和我们情感交流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事件的重度下，我客观是因为我没有杂念，当我没有杂念的时候一定是客观的，因为从情感上我是很仁慈的，是怜悯的，是动容的，而且我没有杂念，他怎么能偏颇呢？当我们不会偏颇时，这个情感不管是八十年前还是今天，都是一样的。

       我和大家举一个例子，四年前俄云集团的董事长给我发了他一个朋友的截图，他的一个老同学是个爸爸，带着他14岁的儿子、很叛逆的初中儿子去看这个电影，他儿子死活不跟他坐一块，他爸爸坐后排，儿子跑前排坐了。这个电影还没放完，还没有开始上字幕，儿子就溜回来坐在爸爸身边，给了他爸爸一个拥抱，所以现实的情感是完全跨越时空、跨越国别、跨越人种，都是普世、共同的情感，所以我说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们是今天的人，如果他们的故事能触动今天的我们大家的点就在于，这就是现在的情感。电影讲述的是80年前的故事，我们今天掉的却是80年后的眼泪。这情感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差别的。所以我就觉得当你秉承诚意和真情，他永远是客观的。

杨蕊：

       所以其实这种纯粹的情感超越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观、世界观、政治观，所有这些隔阂。

方励：当然。因为这些观都是人为的，因为长期洗脑、灌输，就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观。只要你客观、冷静地，不带任何偏颇的，对天下的人都是充满同情心的。

       不瞒你们大家，我在跟经田茂的儿女对话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同情的。因为他们的爸爸去世得很早，这两个儿女很早就没有爸爸了。我当然是很同情他们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爸爸经历了什么。所以你能跟他说出什么来呢？而且说实话他儿子还真的是蛮诚恳的，我没有提到，他自己就讲到这些日本军人，讲到他们没有话语权，讲到他们给中国带来的苦难。

       我对他的同情来自我看到他爸爸的墓地时，我也会感到很悲伤。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经田茂船长驾驶这个里斯本丸，是在二战期间，他驾驶的第三艘被某军急征的轮船，这是个倒霉蛋。而且他自己在庭审记录的时候说过，他曾经想过自杀，就里斯本丸号还没沉没前，他想过把自己绑在船杆上，跟船一直沉下去，很多船长都有这种情怀，船就是自己的孩子。他也谈到过这一点。后来这个船突然就断了，他就被甩了出来。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就是个平民船长，他也不是下命令的。

       但是你看看他的孩子这么早就没有爸爸了，他被判了七年，提前两年假释回到家里，两年没出门、抑郁着。他也背负了人性的罪责。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所以我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憎恶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在那个年代，法西斯政府是非常流氓反动和反人类的，但这些平民大多数也都是受害者。我们肯定不会去煽动民族仇恨，因为我们面对的人本身也不是施暴者，我们在把握这个尺度的时候，一定要看对象是谁。我们在翻历史的时候，我们拍照拍下来了。日本政府完全否认里斯本丸封舱这件事，这才是我们要抓住的，那才是他们所掩盖的谎言。
杨蕊：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这部影片的核心也就是对于真相的逐步揭露。它不仅是揭露历史的一个史实，更重要的是对人性中恶的机理、战争中施暴心理的机制的揭露，而且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其实是值得所有的人类都会共同反省的一种心理的机制。今天下午也有学者、他的老朋友就一直在说，方励导演都70岁了，但是一直保持着一种纯真的心态。那我想可能……
方励：

       还有半年71。你们笑得都很灿烂，这其实就叫可能性。你们50年以后，有可能比我还年轻，因为你们做电影，做电影会让人年轻的，只要你用情感去做电影。
杨蕊：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70岁还有机会导演自己的处女作。所以说不要对现在的环境投降，也不要感到绝望。我们离70岁还有很漫长的时间。

方励：

       对啊，我这都倒计时了还在算还来不来得及。因为我算过，我可能还能干20年。我们大家彼此要见证哦，20年以后，你们在座有多少年轻导演、多少年轻剪辑师，然后声音指导让我特别好奇，我希望未来哪方面能跟在座的同学跟我有合作。
杨蕊：

       其实正是方励导演的纯真，让他跨越了国际、跨越了种族，甚至跨越了今天和历史所有政治的、历史形态的隔阂，深入到了所有这些事件的相关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之间，让大家彼此感同身受，共同去拥抱那段历史的记忆，也共同回顾一段情感的往事。不过方励导演的下一部作品也有很多人非常好奇，并且在下一部作品中会做更勇敢的冒险者吧。
方励：

       其实我是借这部电影做宣传，所以我们想出去找马航MH370。因为距离很近，而且第一我有个朋友在飞机上，算是个人原因。第二是大家一直都比较了解马航事件的全程，所以我非常的好奇，找的话我们也是会做很多努力等等的。但是怎么去找呢，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招，如果说我们《里斯本丸沉没》这个电影能被公众所接受，尤其是愿意参与冒险、兜里面有钱的人发现，也许我们就可以筹集一部以电影的名义投资去冒险，我把这个片名定为《The Last Ever》，就是有多少人会参与呢，你用拍电影的方式去寻找马航是很好讲，就算没有找到也拍了个电影，这也是有成果的。如果只是去寻找马航或许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用这部电影告诉大家，我们还能拍出有趣的电影。万一就以做电影的名义把马航MH370找到了，那真是中大彩。
杨蕊：

       不怕失败吗？

方励：

       怎么会失败呢，我已经“The Last Ever”了，我没有讲“The Last Recover”，我没有讲成功，而是最后的努力。其实是蛮有趣的，把电影作为自己谋生的职业，同时又是自己生活的内容，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电影和生活是融在一起的。你一个剧组两三个月开机，哪怕做个生活之间的自己玩一玩。就是电影这个行业一定不要上来就做你的大师梦，一定从底层脚踏实地地做起。

杨蕊：

       还有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就是，您在网上说过，您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所有的行动，比如电影和科学考察的行动都成功了，包括这次大家都不看好的一次“里斯本丸沉没”真相调查的行动，还把它拍成了纪录片、获得了票房，基本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回本了吧？

方励：

       没有，回不了本。我还想国庆档能不能再捞一点把债还了。
杨蕊：

       这里有同学提问说，我们有时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像基耶夫洛夫斯基说过的，就是另一方面啊，可能是大概付出了自己的时间、金钱、经历，但最终他的作品很有可能并未成功，有可能没上成院线，或者是在院线一日游、三日游，但这之后你还是寂寂无闻，没能像方励导演这样成功。那么我们是否还要这样走下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和信念能够支撑我们走下去呢？

方励：

       光有情怀和理想是肯定不够的，在战术层面，我经常问大家，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够冲动，够有张力和可看性给大家看吗？我们自己是要反思的，因为而已毕竟是大众传媒，你是要与大众分享的一个作品，我们把它叫作品，不叫商品，因为我经常把电影称作另一个商业系统和文化艺术性，只有具有文化艺术性才叫作品，那边是商品，这边是作品。

其实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决定做商品的时候，大致的距离、设计、桥段都有，我觉得那个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自己的追求是什么？但是这两者可以切换，我们做一做不太有趣的事情因为得生存，那就是暂时层面的。但我时不时就会做一些特别疯狂、冲动的，都可以。我们是在路上，不要认死理，你别看我理想主义，我其实是很灵活的。我的灵活就在于，我经常把我们做的分成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凡是有脑子去算计，各位肯定是有辛苦的，这是战术手段；凡是从心里勇敢的心声、梦想、兴趣，这是战略的。你只要把这个分清楚就没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去做个网剧挣点钱，也可能我们去做一个商业，甚至小品的，只要能赚点钱，作为过渡也挺好。但不要忘了你心目中最终极的那个追求。你可以等待、可以筹备，只要你心里有梦，那你就永远不会迷失，不会丢失方向，而不是说我会立刻要实现什么，那不叫梦想，而是目标。

       人性光亮，不分种族。

杨蕊：

       感谢方励导演。其实已经超越了这部电影，方导给我们这些电影青年了一些很真诚的分享。我简单说一下我看这部电影时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今天很多问题也在和方导对谈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这部电影我看过两次，这两次中也有一些微妙不同的感受，但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这是一部荡气回肠的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到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一次发生在很遥远的二战时、残暴、悲壮而惨烈的事件，但为什么还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呢？因为你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英国人、日本人，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其实就是人类。我们站在了这样一个世界公民的高度。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体现了一种尊严感，这是人性的尊严、人类的尊严。首先我们能够看到的、我的唯一感受到的，这是中国电影人很少有的一种创作者的态度——我们不再完全沉溺于历史，而是站在这样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去拥抱所有在历史中所受到的伤害，我理解的方励导演，他认为所有人都在战争中受到了伤害，包括施暴者，是不是这样？
方励：

       都是受害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2018年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个美国人的三四封邮件，对方强烈要求我们去采访他奶奶，是他奶奶强烈要求他给我们发邮件。这个老奶奶住在宾夕法尼亚。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呢，这就是我们采访的目的事情。我们在2019年就为了这位老奶奶，我们整个摄制组飞到宾夕法尼亚去采访她。其实那时我们的素材都足够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采访她呢？因为她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愿望，她已经96岁了，她离开香港时才14岁，而她爸爸当年就死在里斯本丸的三号舱里。所以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她，完完全全就为了还她一个心愿。回到刚才杨老师所讲的，我们站在哪个角度看事，而且当时我们组有人跟我说，你就为这一个采访专门跑一趟，我们的素材早就用不完了。我告诉我们组里面的人，我说，这次去采访只是为了还老奶奶一个心愿。一个十四五的姑娘那么小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且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这船现在让我们找到了。而且最后我们组织向父亲告别的活动时，她也想来，但儿女不让他来，是她委托我给她爸爸的遗像送花圈。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是想说，当你们用情去对待所有遇到的事，你获得的也是真情。所以我们说这个电影在情感上我们就能够捕捉到，是因为我们同时在付出，所以对方都能看到。为什么这里面有好多访谈是很动情的。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就是影片中爸爸给妈妈写了信，结果晚了三年才送到的，那位念信的老人去年8月15日，就是在东极岛组织安息仪式的老人，那天他是带着全家八口人一起来的。那位老人在今年三月走了。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在电影里未能讲完，他五岁离开香港，那天下得毛毛雨，那个卡车是一个橄榄色的，他依稀记着和妈妈撤退到了马尼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退到澳洲墨尔本。到1942年报纸上报道了里斯本丸沉没的事，但那时他妈妈还不知道他爸爸在这艘船上。没多久之后才有通讯员送了信告诉他妈妈，你丈夫当时上了里斯本丸，他妈妈这才知道的。一个孤单的女人在伦敦带着两个孩子那真是举目无亲。四年后也就是1949年，那位老人早上醒来没找到妈妈，上楼才发现妈妈死在床上，肺结核、积劳成疾。老人在讲到他的妈妈、他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全摄制组都特别动容。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些动力，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些经历。那位老人真的特别慈祥，后来我们采访他合影的时候，我们给了他好大一个拥抱，我说谢谢你们的一生。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整个在采访交流的过程中都是在情感交流。

       不是说我们去捕捉别人的故事放在荧幕上，而是我们发现了这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想分享给大家，我相信今天还是触动大家了。

杨蕊：

       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了。在电影中我们看到创作者们不仅有追问真相的勇气，并不是居高临下、审判的视角，而是去面对人性中恶的心理机制，对我们自己也会适当采取省思的态度；与此同时，也会看到那种对于人性中那些温暖和慈悲，那些舟山的渔民，我们会看到他们整个创造团队非常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人最普通、最主动的、本能的善良。甚至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后代都已经很难非常仔细地回忆起当年的细节，我们也可想而知，他们的父辈、那些参与救人的渔民们，大概也没有把自己救人的这些事迹当作丰功伟绩，或添油加醋，或完整地转述给后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渔民的文化，或许只要海上的人落水，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去救，或许这就是一个渔民最朴实的情怀，甚至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值得歌功颂德的。所以我在这个电影中也看到了可能会被我们尘封的、被漠视的，或者甚至被淡忘的，中国最普通的底层人的温暖、善良，以及这种人性的光亮。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非常“荡气回肠”的感受。这种荡气回肠不仅仅是故事中人物的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和微弱聚起人性的光亮的“荡气回肠”，也包括了我们今天勇于去追问真相的创作团队，勇于去还原，和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会呈现的“致广大，尽精微”。

       什么是致广大？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我可以平视世界，我不是俯视世界，我有一种大爱、一种悲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人的气度，为什么我说我在这个电影中甚至也感受到一个电影人的一种尊严感？电影是需要影响社会的，需要影响世界、影响我们当代的，那么有这样一个中国的电影人和中国的电影团队，他们有这样一种尊严感，非常从容、自信，甚至是非常雍容地出现在了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去深度地、平等地、很敞开心胸地、去还原那段历史，去拥抱他们惨痛的记忆，和他们共同去追忆曾经逝去的那些亲情，而且和他们产生的那种强烈的共情。

       电影中所有的眼泪都不是虚假的，所有人的眼泪和最后的拥抱，都会让我特别有深刻的动容感。尤其在我们今天当下，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些什么。那么作为电影人，你要去关注这个时代。那这个世界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对立、隔阂、冲突，很多人与人之间一些恶的心理机制仍然在作用着，这就是这个电影最鲜明的一种时代的意义。他勇于去冲破真相，勇于冲进历史的迷雾，更勇于拯救那些在历史的迷雾中迷失的心灵，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一种挣扎、暴力的撕扯。我们更要看到所有这些底层的互助，所有的这些英国海人之间的相互的温暖、慈悲，最后给予对方、给予自己的失去的同胞那些人性的光亮，以及他们的亲人，只要他们还活在亲人的记忆中，他们就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的灵魂也会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不管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大概还有一些暴力的倾向，或者说欲望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湮灭的迹象。就像老人说的“战争就是政客之间的肮脏勾当”，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人性的闪闪发亮的光芒，那么所有这些都在这个电影中，这是叫尽精微。

       什么是“尽精微”？就是作者通过所有的细节、人性的细节、资料的细节，然后让这些历史非常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通过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大家会感受到电影人的尊严感。

       我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了一个电影工匠，作为一个匠人应该有的制作的快感，你怎么去一点一点地去琢磨动画如何呈现，视听如何呈现，声音如何最大限度地把观众带到这样一种历史氛围、情感氛围中去，所有这些都是对于电影的尊重，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人类情感的尊重。正是因为整个创作团队的纯真，大家都感受到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纯真、纯粹、赤子之心，才能够致广大、尽精微，有这样一部非常从容的、有力的、沉稳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它才能够让所有的观众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荡气回肠，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不管是人性的恶还有什么样的滋生、滋长，但是人性的光亮，人性的那种不卑不亢、温暖、慈悲，永远都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抗争性。所以我想代表我个人对这个电影团队致以深深的敬意。那么今天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向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学，海淀怀柔两校校区的同学们来分享，那么作为一个从事电影教育的一个老师最真诚的一个感受。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方励导演。

       那么最后请主创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说一两句话，也请方励导演对我们电影学院最后再讲几句话，作为今天最后的压轴。
主创A：

       其实我们今天听了方导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情感、坚持、真诚，因为我自己在电影学院算是一次性了，本科到工作很多都是在校园里，几十年都没变过，所以我对我们的学院还有同学都非常有感情，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对电影的感动可以传承下去。

声音指导：

       今天在下午的研讨会上我也提到过，方励老师说过了，这是他此生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觉得呢我也跟方励老师表达过，这也是我此生做过最有意义的一部电影，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同学终究能做一部自己此生最有意义的电影。

剪辑指导：

       我觉得《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早就已经超越票房什么的，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整部电影从一开始做就很纯粹了，所以大家都能做到自己最好的，很感谢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谢谢你们留到现在这么晚。

主创B：

       我跟方导合作今天也是第十年了。那我就分享平时特别辛苦的时候方导会讲的一句话，“管球他，就干吧。”

方励：

       我特别感谢你们在这里观看这个电影，而我们团队的这群人很多都是你们电影学院的学长学姐，他们和我们共事这么久，最后合作出这样一部电影来放给大家看，所以认识一群情投意合、观念同频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做电影是多么幸福。所以希望你们就把我们这样作为目标吧。

杨蕊：

       我也相信这样一部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明显是逆流而上的精彩作品，给我们今天所有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们都上了非常深重而精彩，而且我相信是给大家未来的创作道路带来一定启发的、非常棒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