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张爱玲真“矫情”，抛下这句话，她于1952年离开大陆，去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在她出走之后的几年，大陆出现了第一波的“逃港”潮。这些人不是为了不穿人民装，但在各种政策打压下，多少产生了与张爱玲相似的预判。
前往香港的重要人物，还有音乐家傅思聪、叶帅的女儿。还有更多的人，去了香港之后才成为风云人物，比如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实业巨头曾宪梓，“贼王”张志强，据称，某个阶段的香港富豪百强，四成是大陆偷渡过去的。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大陆人选择去香港的潮流就像深圳河一样不曾中断。关于累计人数，我看到的数据差距巨大，有的来自官方，竟也有37万、56万的不同版本，还有一个不知统计口径，认为有320万以上。
产生差异也有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大多数人偷渡失败，许多被阻拦，许多葬身海中。何况，既然叫偷渡，统计本身也有难度。那时宝安县这边有一个村，香港那边有一个同名的村，村民的年收入差好几十倍。对面资本主义的富裕还不是最大的诱惑，太多人舍命越界，真的是因为食不果腹。
当年的宝安县荒野上，堆放着大量无人认领的尸骨，甚至还有一个职业，叫捞尸仔，就是负责从海上打捞浮尸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人民“站起来”之后，走出去最多的一条路径。
其中有几个人潮密集的年份，比如1957，1962，1979，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前两个因为什么，1979年似乎意外，不是第一个春天马上到来了吗？那批偷渡客肯定有他们冒险的理由，而且，从因果关系上说，那一波南下的人潮，对推动最高层的改开起了重要作用，总设计师有感而发，“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大陆人的另一次出国潮，发生在1990年前后，人数并不多，但很多都是有分量的，知识阶层为主，原因我不敢写，与历史上的昨天有关。
在那之后，国门松动，中国人自主走出去的多起来，比如到日本、美国等国打工。我刚刚写了一个旅日朋友的故事，她就是那个阶段从西南某市出国，在日本从医院研修生做起，最忙时一周打三份工。之后一直在东京做护士，直到迎来大陆人的第三次走出去的大潮，其中很多人成为她接待的高端医疗的客户。
这一波国人东渡的浪潮，以及由拉美北上的人流，近在眼前，就不废话了。谁不知道，本世纪20年代，中国大陆经历了最漫长的与新冠病毒的战争，最终，战火消停了，国门再次打开。
大约三十年前，东瀛经济遇到困局，腰包殷实的日本企业和个人开始焦虑财富的保值增值，大量尝试海外资产配置，海外投资。这波浪潮持续发酵，近半数的生产力转移到了海外，所谓失去的三十年，对这批出海者而言是得到的三十年。
终于，幸福的烦恼轮到中国人了。回顾这片土地悠长的历史，还没有任何一个年份，国人大规模跨出国土疆界，是为了寻求更适宜的生活，或来自某种预期，而非迫于战乱、饥荒和迫害。我时常和朋友讲的就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经历了。
关于“大逃港”的故事，太丰富太离奇，只是点到为止。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寻找资源。
有一本纪实，2010年出版，作者感慨，能正视那段历史，也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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