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标题，少了一个面字。前一阵子，一位前《南方周末》同事说，想大家了，摆下奢华宴席，请了一大桌北京记者站的老同事（他们是命运共同体，全都离开了），最惊喜的是，从北京记者站创办之初就承担行政事务的周女士，带来了一堆铁片儿，让大家各自认领。
那是印制很精致的墙上金属挂件，有一批《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肖像画，那批记者大体在2000至2010期间曾供职《南方周末》。它对于如我一样的被描绘、被展示者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在不相干的人眼里，那确实只是无用的“铁片儿”。
2022年1月，为了节约成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并了驻京办事处以及南都报系、南周报系、21世纪经济报道报系等单位的驻京部门，开始共享办公空间。在重新装修的过程中，工人准备砸墙。周女士其实已经于2020年12月离开办公岗位，开始个人创业。当她得知原来的办公室要重新装修，就惦记着那批记者画像。她特意把它们收藏起来，直到疫情结束，在北京的“南周旧人”有了重新大聚的机会，终于把其中一些“铁片儿”带给前同事。
画这些画像的，也是神人，就是这份报纸的元老之一，最早的美术编辑张向春先生，他也是供职时间最久的一位。在报纸早期，他的头版设计风格被戏称为“红唇大腿贯穿版面”，老主编左方则认为，向春的一支笔把报纸销量提升了一倍。
向春为我们画的画像大多很传神，至少我这么觉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批画像？
为此，我特意求证了周女士，她说，大约在2010年8月，《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迁入了集团购置的位于时间国际大厦的新办公楼，完成了装修设计。尽管整体装修风格现代且舒适，但大家总觉得缺少了一些北京记者站的特色。为了增强记者站的归属感，主管领导邓科在记者周会上积极建议大家集思广益。
“经过讨论，大家形成了一项决议：将北京记者站记者首发的一些有重量级、有社会影响力的特稿、特刊的精选页悬挂在墙上，以展示我们的工作成果和团队实力；同时，将曾经在北京记者站工作过的记者的画像也挂在墙上，以纪念他们的付出和贡献。这些画像被精心制作并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展示和历史记忆。”
那时我已经不在《南方周末》工作，好像是周女士找到我，我就提供了在《体育画报》中文版工作期间，一位摄影师朋友拍的照片。于是它最后就上了墙。我只在北京记者站工作了一年，说自己忝列其中，一点都不是客套。
不管怎样，《南方周末》这种尊重记者的传统（当时在北京记者站尤其明显），是我一直怀念和感激的。邓科担任北京记者站负责人期间。每逢重要年节，会给已经离职的一些记者也寄一份礼品表达心意。后来邓科也离开报社创业去了。这个暖心做法的最终失去是必然的，我只需要记取曾经的美好体验。就如同，记者画像离开装饰墙是必然的，我还是要感怀周女士为我们保留了这些“铁片儿”，以及当初把这些“铁片儿”挂到墙上的决策者。
后来就职南周报系的最重要子刊《南方人物周刊》，某年的年会，有一个年度优秀采编人员的颁奖环节，奖品就是一个精美的相框，里面是杂志封面同等大小的“封面人物”版本，同样是一种给予内容生产者的至高礼遇。当我从主编徐列先生（他也是《南方周末》的元老之一、报纸精神的重要传承人）接过“年度特稿”的奖品，我很肯定地觉得，这是这辈子唯一一次“上封面”的荣耀时刻了。
最近了解到，《南方周末》广州编辑部也有一个延续很多年的传统，就是从编辑部离开的人会得到一份“封面报道”，当然，之前还有一个很酷烈的入伙仪式，就是要喝三口杯的南国白酒“九江双蒸”，实在是我喝过的最难下咽的酒。一进一出，风格迥异，都让你忘不了。
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媒体是否有过相似的故事，但愿是有的。我在拿到属于自己的“铁片儿”之后，很快拍了照片，换成微信头像。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但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忘的人。我写下这段往事，想告诉您，曾经有这么一家媒体，这么一家记者站，这么一群人。
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会以这幅画作为我的微信头像。
今天，恰好故地重游，要去拜访几位《南方人物周刊》前同事，包括尊敬的徐列先生，特地完成这篇小文，以致对所有南方系有爱之士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