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简称JET-P）旨在利用公共资金，帮助南非、印度、越南和塞内加尔等高排放新兴经济体填补资金缺口。作为一种全新的气候融资范式，JET-P备受瞩目，人们期待着它能够帮助解决可持续发展这一全球性的挑战。本文中，图兹分析称，尽管过去几年各方高调宣传JET-P，但它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举措。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刘西来

责任编辑：高铂宁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4年2月22日，刊发时有编辑。

“如果它长得像鸭子，游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就是只鸭子”。但这是个简单情况。如果它看起来和叫起来都像鸭子但两者的相似性和真实性仅仅止于皮肉和外表，更重要的是，这一动物并不游起来像鸭子，或者飞起来像鸭子，或者孵起蛋来像鸭子，甚至尝起来像鸭肉，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波将金鸭”呢？

译者注：波将金，18 世纪俄国军事家，据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访问南方时，波将金粉饰两个村庄的外墙，让女皇误以为这两个村子十分富有。等同于我们常说的“面子工程”。

在 2021 年格拉斯哥举办的全球气候峰会（COP26）上，英国政府作为主办方，与他们的华盛顿盟友以及七国集团，致力于表演一出好戏。格拉斯哥见证了西方精英对如何“动员”财政资源以解决全球能源转型提供的“系统性”答案。COP26 聚焦于终结煤炭产业。早前的疫情防控已是一场令人尴尬的失败，也让会议笼罩在口罩和大规模检测的阴影下。此时，COP26 正是急需的展现全球领导力的良机。

COP26 所宣布的最重要财政驱动力来自于被人们称为 GFANZ 的组织，“格拉斯哥净零排放财政联盟”。刚刚卸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马克·卡尼（Mark Carney），作为这一组织的大领导，正在宣传这一联盟可以带来 130 万亿投资应对气候危机，正如新闻通稿所报道的：

“这些承诺来自 45 个国家的 450 多家公司，预计可以在未来 30 年提供净零排放所需的约 100 万亿美元资金。为了支持这一资本的部署，全球金融体系正在通过 COP26 峰会上提出的 24 项重大举措进行转型。这项工作极大地加强了金融体系支持全球经济向净零转型所需的信息、工具和市场。”

如果 GFANZ 是“锤头”，那么全球能源转型的“柳叶刀”就在于富有的赞助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关键决策者之间的新合作伙伴关系。被称之为公正能源转型合作伙伴关系（JET-P）的多边协议赢得了高层政治支持。这些伙伴关系致力于将外资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伙伴关系还配套有社会公平措施，以确保所有关键决策者都参与其中。第一个 JET-P 计划涉及美国和合作伙伴联盟，通过85亿美元的外部资金支持南非减少对煤炭依赖的努力。

与南非开展的合作关系并非偶然。由于电网过度依赖于火力发电，南非成为了全球第 14 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非国大（ANC）领导层与南非许多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紧密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讨论中。2011 年，南非举办了德班气候峰会（COP17）。南非急需能源转型措施。种族隔离晚期发展起来的电力系统是一大随时可能爆发危机的顽疾。Chartbook 碳笔记第 4 期回顾了南非长期以来的电力紧急状态的谱系。2021 年，饱受争议的南非政府大胆放话称其将在 2050 年之前关闭全国绝大部分煤炭-火力发电站。

继与南非的合作消息宣布之后，印度、越南和塞内加尔也宣布将开展相关项目。如果让我们说自从 2021 年以来，什么是“气候金融”领域的最热门事物，那么当然数得上是 JET-P。对于拜登政府、欧盟与日本，这些合作关系是他们的“名片”。

但是 2021 年与 22 年的动静过后，JET-P 走向了何方呢？

2023 年底 COP28 峰会召开时，JET-P 到期的运行状况受到了两方评估：来自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 Nicholas P. Simpson, D, Michael Jacobs and Archie Gilmour；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

两份报告的调性与风格截然不同。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类学术式的评估。洛克菲勒基金会则用闪光的溢美之词描绘了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以来六个高水平组织会议，最后精心设计语言，做出了一个无害结论。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在报刊媒体上抖了个包袱，在金融时报上发声，使人能够窥见洛克菲勒内部评估会议的一些痕迹，但是免于透露出实质性内容。

所以任何想要了解 JET-P 真相的人会问如下问题：这些看似具有野心以及广泛宣传但是又神秘空洞的政策项目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些真的是实现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我们如何应该解读这些项目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一个称一种长得像鸭子、叫声像鸭子却飞起来游起来都不像鸭子的动物为鸭子，到底是在干什么？

表面上看，JET-P是严肃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中不得罪人的解释一样：

“世界气候行动目标与国家转型的实际步伐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久地摆脱化石燃料首先需要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但目前，可再生能源新增支出的 90% 以上都流向了发达国家和中国。纠正这种不平衡并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清洁能源将需要创建国内生态系统来帮助加速这一转变。这意味着努力培养当地的专业知识；加强制度建设；吸引民间社会、公用事业公司和监管机构参与；制定健全的转型计划；并帮助引进各种外部资本。正义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是一项很有前景的政治和金融创新，旨在应对这一挑战。由来自国际合作伙伴机构（IPG）的捐助者与东道国的这些安排旨在加速东道国主导的能源转型。它们将领导层的政治支持与优惠资本的提供结合起来，以短期投资为目标，重点关注缓解能源转型中对产业工人带来的挑战。”

“2018年，南非的一家小智库提出并传播了一项提议，旨在克服南非能源公共事业集团（ESKOM）债务陷阱的制约。锐意改革的ESKOM新任首席执行官André de Ruyter，采用并调整了这一理念。他开始谋求与总统合作以及与发展金融机构和大赞助者们沟通交流。这一提议要求捐助者提供优惠资金，以换取关闭那些老化的发电厂，为那些发电转型中受影响的职工提供补偿。这个规划的修改版本便成为了JET-P的原型基础。”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即使洛克菲勒报告显得如此无伤大雅，它仍然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扭曲图像。“90%的新增能源转型支出流向了发达国家与中国”是事实，但它忽略了这中间的真正平衡关系。实际上，最近的数据显示，2023年仅中国就占据了全球新生绿色能源投资的40%，欧盟与美国则远远落后。

世界各国能源转型投资量排名，2023年（单位：十亿美元）

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巨大差距，成为了JET-P赞助者们所需关注与应对的第二大挑战。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饱受南方国家批评，且中国和印度拒绝加入全球气候协议的情况下，英国首相布朗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只能通过承诺动员1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气候金融领域来挽回颜面。

过去十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常常无法兑现承诺，不只是气候金融，也包括全球同步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正在发展中世界的特定国家中投入大量资金，而通常不考虑可持续措施。

2021年的格拉斯哥COP26气候峰会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至少可以说已经非常紧张。到2022年，已经在谈论战争的可能了。这一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气候金融问题进入了新阶段。正如ODI报告可取的直率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中国的挑战是发起JET-P项目的重要驱动力：“这一地缘政治目标虽然从没明说出来，但是很明显在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产生的政治影响感到担忧，此外他们想提供一个‘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以及欧洲委员会所组成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组织（IPG），是支持JET-P计划的后台，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一组织囊括美国盟友而排除了中国，而中国正是目前世界上双边投资项目最大的提供者，以及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与技术提供的领导者。

中国时报也许是一个毫不掩饰的宣传机器，但是其刊登的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与Wang Xinyu合著的关于JET-P起源的文章，比模棱两可的洛克菲勒报告更加一针见血：“俱乐部式伙伴关系将成为美国实现其战略优势地位回归的重要工具。”

“在G7框架下，美国一直推动“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同欧盟全球门户倡议、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英国国际投资倡议的对接。随着G7最终以“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确立为发达国家整体以缩小伙伴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差距为目的的对外合作框架后，2022年G7环境能源部长会议正式确认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实施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将作为“七国集团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在国家伙伴关系方面探索的一种新形式。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欧盟同南非政府共同组成了国际合作伙伴集团，并宣布启动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G7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和越南也建立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如果这是一个广泛的地缘经济框架，那么JET-P所预期形成的金融机制则是受到一种“发展金融学”的逻辑所启发的，这种逻辑从2000年代以来一直在全球占据霸权地位：相对适量的公共资金投入将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并催化更大规模的民间资金流动。2015年，世界银行“十亿撬万亿”的投资规划正式确定了这一模式。

总的来说，从合作伙伴关系的捐赠方角度来讲，JET-P的逻辑似乎很明晰。它们是西方国家几乎不加掩饰的气候地缘政治行动，其内部运行方式正是Daniela Gabor所告诉我们的“华尔街共识”（Wall Street Consensus）的最佳案例。

但是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作为大国策略的JET-P的底层“逻辑”是可被看透的，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确实将其作为在世界舞台上行动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用于针对气候危机还是用于与中国开展地缘博弈？也就是说，这只长得像又叫得像鸭子的东西，是不是飞起来确实像鸭子？

这里才是谜题的开始。

虽然JET-P的使命清晰明了，环境问题的历史迫切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洛克菲勒与ODI的报告都没有将这一合作伙伴关系抬高为转型世界的成功案例。事实完全相反。两份报告都认为，尽管在过去两年备受关注，JET-P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实质上的与众不同。

在近两年所有对JET-P的高调宣传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一伙伴关系所开展的任何实质性举措：没有主要的投资项目或者社会一揽子方案，没有由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实质转变，同时也没有显著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正如ODI报告团队所评价的那样：“目前为止，没有任何JET-P关系制订了增进气候转型‘正义’的坚实计划。”洛克菲勒顾问团队也得出了明确结论：

“支撑JET-P的基本理论，在于它们能够支持东道国应对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约束环境：如通过提供廉价和有催化效果的资本对战略项目进行投资，或通过满足化石燃料产业退出后而带来的人力成本。由于目前没有任何项目在JET-P框架下受资助，利益相关方、专家以及实施人员共同意见是验证这一理论的相关证据仍不充足。”

相比于一份优秀的来自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ECDPM）的Jan Vanheukelom 所撰写的南非JET-P合作伙伴关系近两年报告后，洛克菲勒报告所做的评断也许有些严厉： 德国和法国似乎确实向南非财政部提供了6 亿欧元的优惠贷款。但是目前没有更多的融资计划宣布将要到来。

与ODI 报告的作者一样，Vanheukelom 拒绝称JET-P 仅仅停留在空谈层面。但显然，JET-P 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将富裕国家的支持用于解决南非过渡中的关键瓶颈。迄今为止，这项演习的主要好处是推动南非内部各个利益团体就这些选择进行讨价还价。正如Vanheukelom所说，南非的 JET-P 首先是国内驱动的，国际合作伙伴至多只发挥适度的作用。

如果我们审视JET-P 融资的整体模式和结构，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合作伙伴的作用如此有限，而实地成果却如此难以找到。正如 ODI 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能源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有关政策进行评估。但同样明显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基本不匹配。相对于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规模，JET-P 的资金支持显然不足。

我们发现很少一部分资金是由赠款形式给出。很大一部分资金则显然是已经部署过的投资，仅仅更换了项目名称而已。总的来说，在JET-P名下供给南非与印尼的资金实际上是所需要的十分之一。

NEV即电力新能源车（New Energy Vehicle）

GH即绿色氢能源（Green Hydrogen）

不仅JET-P投资不充足，围绕其设计的能源转型愿景也有缺陷。格拉斯哥议程只关心淘汰煤炭产业，这引发了与印度方面的长期争论。对煤炭行业的持续关注当然符合南非的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世界来讲，关闭所有高污染的燃煤发电厂只能被视为全球北方意图切断对那些本来就缺乏能源的人口的能源供给。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关闭燃煤发电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发电能力，无论是燃煤发电还是其他种类。因此，塞内加尔项目虽然名义上是一个JET-P项目，但与其三个前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正如洛克菲勒报告所观察的那样，JET-P与其说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不如说是一系列权宜之计。南非之后，印尼获得的JET-P项目为其在2022年秋天举行的G20峰会大大添彩。越南则处于遏制中国战略的前线地位。2022年，埃及在举办COP 气候峰会之际推出了JET-P 的同类项目。

但是除了这些案例，对于其他候选国没有任何选拔流程。菲律宾是一个西方试图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洛克菲勒报告所建议寻求开展JET-P式合作的国家，但其并没有在目前JET-P合作的考虑范围内。实际上，没有任何组织可供这些候选国申请。

此外，在现在的合作案例中，每个都存在着类似的机制问题。转型问题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是敏感的。来自印尼的报道介绍了这样的僵局：

“JET-P 阐发了一个很好的基本理念，那就是让美国、日本和欧洲盟国引领印度尼西亚的清洁能源转型。但当我们审视实际承诺的金额以及提供这些资金的条件时，就会发现，旨在刺激市场利率债务和私人投资浪潮的数十亿美元优惠和非优惠融资和信用担保并不是唯一进路。印度尼西亚已明确表示，该国对所有来源的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其条款必须对国内利益相关者能够吸引足够注意——而不仅仅是外国开发商、贷款机构、金融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

当然对于所有正在设计各国JET-P项目的人来说，这些障碍不会消失。如果能源转型很轻松，受惠国并不需要任何的合作伙伴关系。JET-P总方针在于通过有目标地投入援助资金和高层政治承诺，克服那些顽固的化石能源利益方，尤其是煤炭能源产业的对抗。但这需要规模和影响力，而这正是JET-P 迄今为止所无法实现的。 

去年，南非专家在一次坦诚的谈话中告诉我，JET-P带给我们的基本的教训就是如果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能源转型，他们就不能完全实质性地依赖外国援助。

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改变的机遇已经到来，无论顽固的煤炭业利益方愿意与否。以南非为例，目前轮换式拉闸限电的措施明显是不可持续的。能退回到煤炭这个可疑堡垒的次数是有限的。有利于发展系能源产业论点的成本曲线看起来十分精彩。

ESKOM的煤炭工会也许应当决定反对JET-P项目。这一工会代表着这一现存但破败的产业中五万工人的强烈声音。同时，有250万人生活在与采煤业有紧密联系的社区。但是南非是一个六千万人的能耗大国。可再生能源提供一个成本更低廉的未来发展模式。Crispian Olver所领导的气候变化总统委员会认为，不尽快进行能源转型并非安全的维稳之策，反而会导致长期和不断升级的危机。问题应当是如何管理与分配那些在无法避免的转型中产生的各经济部门成本。

人们所期望JET-P能够使成本分配之间的议价变得更容易，但是由于资金不充足，他们并没有缓解这一问题。所以，使人们困惑的是，这些一揽子政策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它长得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但是飞起来或者下起蛋来不像鸭子，如果它甚至不是一只水鸟，那么它是什么？

我们必须将JET-P的设计者和工作人员视作有能力的专家。但是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能想通过JET-P达到遏制中国潜在影响力的严肃目的，或者以JET-P为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做出充分贡献。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同意一个事实：如果需要上述任意一个目的，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承诺，而这种资金承诺目前仍然缺位。在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十亿美元的资金不可能对解决南非能源转型这样一个复杂问题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希望的仍然是公共资金可以催发私人投资：混合融资的方式可以通过承诺高回报动员私人资金。一个自私的假设会认为利润导向的西方融资者是JET-P项目们的主要推动力。扩大私人融资的范围可以为这样的全球行动提供一个合理解释。虽然公共-私人合作关系是西方金融系统的核心要义，但是当我们考虑全球范围时，实际可被去风险与混合型融资撬动的资金十分稀少，不能在天平上起重要作用。因为拜登政府所启动的数十亿全球气候资金不会给华尔街带来多少利润。

你可能会说，JET-P是西方国家与受惠国表达善意的信号。但是南非如何看待当前国家电力崩溃的情况？这一精心编制预算的可持续重建项目需要980亿美元，但JET-P仅仅提供了85亿美元，其中包括少于十亿的赠款。仅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资金可以在现实用于降低首次损失的风险，而撬动私人资金的潜力也微乎其微。虽然去年的资金供给有所增加，但是他们仅将投资总额升至119亿元。因此南非人转向国内融资的举措并不奇怪。

在印尼，这种资金短缺的差距也十分刺眼。所需总投资在2030年之前须达到961亿美元，而相比之下仅有115亿美元投入各种公共资金，且附带条件。JET-P所提供的去风险资金量更是少之又少，正如ODI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印尼JET-P项目中，来自IPG成员国的优惠融资许诺已经主要分配到创造投资环境与启动项目准备设施的工作上，由此并没有任何剩余资金用以去除资金风险以吸引GFANZ成员国的私人融资。”

我们所得到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围绕着JET-P建立的互相支持的国际网络，而是完全相反。不充足的资金投入显然说明捐赠者们看起来不太重视这一项目。这同时也损害了他们作为“善意行为人”的人物设定，也助长了犬儒主义。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假设这些发现问题的政策制定者都是严肃认真的，那么他们绝不会对这种结果感到惊讶。

所以更尖锐的问题应该是，设立这些不切实际且成事不足的项目有什么意义呢？它们根本无法作为真正的权力工具被认真对待。

一个显然的答案是，虽然捐赠方的各个利益群体是理性的且要认真完成项目的，他们的理性和认真却各有不同。西方的政策制定过程是持续强烈的，但是政出多门，毫无连贯，又首先依赖于自己的产出——这是一种近乎于封闭的自我指涉系统。

西方首都的制定政策专家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对历史性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与中国崛起、南非能源危机等作出回应。面向未来并且设计出至少看似理性的大国博弈策略应当是他们的工作。但是那些在如可持续发展领域制定政策专家们并没有考虑钱包里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改善预算限制的能力。那些制定预算的人们，要么不关心更广泛的全球问题，要么更倾向于使用其他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例如军事力量——而不愿意从其选民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收来支持政策制定精英所偏爱的遥远目标。

因此对于软性或者更加复杂的发展维度与全球政策，永远没有“足够的资金”。但是，不管这些局限性是多么明显，政策制造机器仍然持续运转着。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些担负着制定地缘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任务的人便只能想出JET-P这种招数。这些政策在设计和理念的复杂性上都已达标。强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集团，确保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能够提供去风险资金，展现公共-私人合作关系的蓝图。撬动私人资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掩盖公共资金并不坚实的窘境。

但是无论私人金融活动如何逐利，财政约束都是难以逾越的。着眼于全球发展的力量并不像军工联合体、石油、天然气或华尔街关系那样强大。其结果就是，一些野心勃勃且专业设计出来的政策激发了分析师、智库、非政府组织和专家们的热情，但无论是对于宣布的政策目标还是西方资本的利润机会，这些政策都没有实际影响现实的前景。

我们如何理解类似于JET-P的政策项目呢？

从2021年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得出以下结论。此类政策所服务的利益，无疑是延续一种“政策循环”（policy circuit）。注重政策的实操性并不一定是政策产生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失败可能有助于制定新政策。这种不仅维持了一种政策制定机制，更导致了一种“国家效应”——“美国提出了x、y、z项政策”。这也加强了人们的一种惯性观念，世界是被治理的，而“治理”则是有一定连续性的过程。

如果声称这些就是政策制定的意义的话，未免有些粗糙的虚无化倾向。一些国家领导的干预行为无疑塑造了历史——但显然不是所有政策都是这样。总的来说，政策对话与分配强制性、引导性与物质性国家能力是有着微妙关系的。

同时，如果政策制定过程是有着自己利益导向与逻辑的，那么这些利益导向和逻辑一定不是自为的。它们并不凭空出现，从上方或外部将自己强加于世界。更常见的是，超出那些规定的政府界限和边界的利益团体和意识形态才是世界上塑造政策制定过程的推动力。华盛顿共识和华尔街共识的广泛国际影响就是一例。

但是，正如JET-P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与那些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话术相适配的政策并不能保证它们具有强大的现实世界影响。只有很低级的批判分析才会因它们展现出了这些政策设计如何匹配意识形态话术和图式而沾沾自喜。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是“波将金村”——一些适应特定叙事的但是毫无实质举措的表面文章？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这些项目确实对中国形成了挑战；或者，像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称呼一样，它们更像是“纸老虎”？

如果它们只不过是纸老虎的话，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结论。但是我们应该继续考虑第二个显然的问题。对于类似JET-P的项目，如此适配于我们所认为的目前流行的话术（气候、中国崛起、公共-私人金融）但是又如此虎头蛇尾，这意味着什么呢？

- 这告诉我们，一部分西方精英认同对全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挑战的诊断；这一部分的精英们希望表现出自己正在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治理世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样的场合尤其如此；

- 同时，这些大国中的其他利益集团不愿通过资金或者其他资源，支持这些由精英们所主导的全球秩序与其愿景。他们更倾向于退出这种全球秩序，或者间接通过“美元主导”、能源供给或者其他严厉手段例如军事力量退出这种秩序；

- 私人金融在很多情况下看起来是方便的伙伴。通过暗示能够“撬动”足够的私人资金，来缩小政府的雄心与有限的财政工具之间的理想现实差距，是很重要的；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有自己的理由接受捐助国的空头承诺；

- 其结果正是一种可以制造一种权力-意识形态连贯政策系统印象的构型——或者说是一种“平衡”关系，这一连贯和表面上的霸权系统成为了一些对权力批判分析家所喜欢的靶子；

- 事实上，这种连贯性或者“遵照剧本”掩盖了权力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基本不协调，这一失败根植于西方精英无法对如何应对这一大规模的全球挑战达成一致。这既是精英缺乏一致性的问题，也是难以为昂贵的解决方案争取大众支持的问题。

- 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来讲，这一结果并非一种对全球金融有利的高利润机制，或者一种推进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21世纪的高度运行的机制，而是空洞无物；

- 有鉴于世界上的推进这一进程的有效力量，这种所谓的“平衡”非常不稳定，容易引发危机，并逐渐削弱所有相关方的合法性。

南非总统气候委员的Crispian Olver对于国内现状的描述，也适用于JET-P政策：“我们蒙混过关，我们继续迷失方向，我们迟疑，我们被世界经济的变动落在了后面……”当然，有朝一日，那个长得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却飞不起来、不会游泳也不会孵蛋的东西，不会再成为一只鸭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