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窘迫的生存环境，人为了谋生，会不得不诉诸于不同寻常的权宜之计。对加沙而言，挣扎着求生和糊口的人们造就了令人侧目的“地道经济”。今天听到“地道”一词，主要是在军事背景下或是指人质关押场所。而加沙的地道系统却是人们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获得通往埃及的途径而造就的。

关于地道经济的开端，在此值得引用尼古拉斯·佩勒姆（Nicolas Pelham）在2012年的《巴勒斯坦研究杂志》中的详尽描述：

2007年的夏天，哈马斯以武力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这是地道经济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当时已经实施的封锁进一步加强，埃及关闭了拉法口岸，以色列则将加沙定位为“敌对实体”。2007年11月，加沙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射火箭弹后，食品供应被减半，几类燃料的进口也被切断。次年1月，以色列城市斯代罗特遭到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宣布，除了七类人道主义物资外，燃料一概禁止进入加沙。在加沙境内，汽油供应逐渐枯竭，加沙人只得将汽车弃置路边，转而购买驴子作为交通工具。

在以色列的海上封锁和埃以两国的陆地围困下，加沙被笼罩在人道主义危机的阴影中，这威胁到了哈马斯的统治权力。为了打破困境，哈马斯首先尝试通过突破封锁圈较为薄弱的一环，埃及。2008年1月，哈马斯武装部队推倒了埃及所控制的拉法口岸的一段围墙，让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涌入西奈半岛。虽然这一举释放了长期压抑的物资购买需求，但只能换来一时的缓解。在之后的11天内，埃及军队成功将巴勒斯坦人赶回加沙。随后，埃及增派军队加强守卫，并修建了加固的边境墙。

随着封锁加剧，到2008年中期，加沙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35000人锐减至860人，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5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西岸的GDP增长了42%）。

无法从地面进出的情况下，哈马斯领导了一项大规模的地道修建工程。鉴于每条地道的建造费用约在8万至20万美元之间，清真寺和慈善机构纷纷发起的高回报率的融资项目来筹集资金，实际上最终制造了一场以灾难收场的庞氏骗局。

同时，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布道者将地道项目誉为“抵抗”活动，并将挖掘地道中遇难的工人称为“烈士”。在哈马斯监管地道修建期间，由哈马斯组建的一支国家安全部队负责守卫边境，成员主要包括了哈马斯的伊兹丁·卡萨姆旅，以及数百名前法塔赫的叛逃者，他们与埃及军队有过零星交火。

与此同时，哈马斯管理的拉法市政府升级了电网，为数百个升降机供电，并让加沙消防队随时待命，多次扑灭了用于输送燃料的地道内的火灾。对于修建地道的原因，正如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扎哈尔（Muhmud Zahar）所言：“我们无法获得来自外界的电力、水和食物，我们不得不挖掘地道。”

在地道的筹建和运营方面，私人投资者（包括通过清真寺筹集资金的哈马斯成员）会与穿越加沙埃及边境的家族合作。律师为这些合作关系起草关于修建和运营合同，详细说明合伙人数量（通常四到十五人）、各自的出资份额以及利润分配机制。

通常，一个地道合作关系会涵盖加沙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例如，一个拉法口岸的搬运工人、一个前巴解组织的警备员、一些农民、大学毕业生、非政府组织员工，以及挖掘工人等。以阿布·艾哈迈德（Abu Ahmad）为例，他曾经以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为生，每天能赚30-70新谢克尔（约合6到15美元），后来他将妻子的首饰（约合价值2万美元）作为投资，与其他九个人合伙开始经营一个地道。

一般来说，地道的投资者可以很快收回成本，完全投入运营后，一条地道一个月就能回本。由于每条地道都由加沙和埃及两侧的合作伙伴共同运营，两边通常平分收益。

……2008年12月，在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的前夕，地道数量已经从2005年中期的几十个增加到至少五百个；地道贸易收入也从2005年的年均3000万美元增长到月均3600万美元。国际社会对哈马斯的经济制裁导致了加沙地带的经济萎缩，而地道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些影响。

哈马斯成立了一个地道事务委员会代为管理地道贸易。委员会收取费用，组织安保，并规范地道交易的商品种类。就如同在《巴勒斯坦政治经济》这本杰出的文集中，坦尼拉（Tannira）（2021）所写：

“在哈马斯的监管下，小企业主被允许投资建造较为先进的地道，以便他们的商品和物资流通。在地道通货后，修建地道的工人（负责挖掘地道）也拥有地道的一部分，可以从各自的地道收入中获得一些份额。

同时，哈马斯收取25%至40%的地道收入……埃及走私货物的价格大幅低于以色列征税货物，商人们利用这个优势……这些商品在加沙市场上的售价与以色列征税货物的价格相同……因此，在地道经济时期成为贸易商的这些人能获得可观的利润……考虑到高度的安全风险……哈马斯仅允许经过哈马斯审查的少数商人参与其中…… ”

在201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哈马斯可能每年能从地道中获得7.5亿美元的收入。但更为重要的是，地道供应了加沙住民所需的建筑材料。在经历了2008-2009年与以色列的灾难性冲突后，这些材料使得加沙民众能够重建家园，修建房屋，满足居住需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

……2007年至2013年间，加沙和埃及12公里边境下有超过1532条地下通道……通过地道的贸易规模超过了官方渠道（世界银行，2014a）。根据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数据，如果仅凭着以色列允许放行进入加沙的建筑材料，重建在2008-9年的军事行动中被毁的6000个住房单元需要80年时间。然而，依靠着地道进口的材料数量，重建所需时间直接缩短至五年（佩勒姆，2011）。同样，在2013年6月以前，加沙发电厂每天通过地道从埃及获得约100万升柴油。（OCHA，2013年）

地道经济在2011年至2013年间达到鼎盛，时值阿拉伯之春运动推翻了埃及穆巴拉克的专制政权，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埃及。在那个时期，随着物资源源不断流入，加沙的建筑业蓬勃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走出2008年的低谷。然而，随后两个灾难却接踵而至。

2013年7月，埃及军方夺权，推翻了哈马斯的盟友穆兄会。翌年7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了为期50天的战争。这一战对加沙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加沙不仅遭到了数以万计的炮弹和炸弹的猛烈轰炸，地道系统更是被以埃联手关闭。

到2015年5月，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食物分发已经成为人数为86.8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唯一食物来源，这个人数占加沙人口的一半，注册难民的65%（UNRWA，2015b）。

除了炸弹轰炸和边境封锁，加沙经济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当2014年加沙经济才从巨大的冲击中恢复时， 2017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和政府支出困境。塔尼拉（Tannira）在此概括了这些困境如何一步步加剧。

● 加沙地带的政府（公共）支出从2016年的9.85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8.60亿美元（降幅12.6%），2018年进一步降至8.49亿美元，最后在2019年降至7.88亿美元。也就是说，自2017年以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在加沙地带的支出下降了20%（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9年数据）。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6年的1,731美元下滑至2017年的1,557美元，在2018年降至1,458美元，最后在2019年降至1,417美元。即，2019年与2016年相比总体下降了18%（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9年数据）。

●  总投资从2016年的6.23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4.40亿美元。由于投资活动成功的可能性变得极小，当地投资者也不再开展新的投资（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9年数据）。

● 在2017年底达成的哈马斯-法塔赫和解协议未能实施后，哈马斯政府在加沙地带开始征收额外的税收。

● 电力危机持续，私营部门因此支出额外费用，生产和运营成本增加。

● 美国从2018年开始暂停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资金支持，这影响了60%以上的现金援助受益者（UNRWA 2018年数据）。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在2017年12月减少了对数千贫困家庭的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年数据）。

令巴勒斯坦当局财政压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根据1994年巴黎经济协定，以色列需要偿还巴勒斯坦的公共收入流失，而以色列却经常扣留应付给巴勒斯坦的财政补偿。

在这些困局的叠加影响下，早在此次巴以冲突发生之前，加沙的经济发展已经变成奢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暴跌至仅1500美元，失业率在40%至50%之间徘徊，是西岸的三倍。

如希尔·赫弗尔（Shir Hever）的数据所示，加沙的工资水平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各个阶层收入的最底层。

当罗伊在80年代首次提出“去发展化”概念时，她所强调的是，尽管加沙的收入在增长，但地区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然而，2014年以来，加沙已经连“去发展化”都称不上了，整体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称加沙为“露天监狱”，实则一点都不夸张。

罗伊在其著作的2016年最终版中写道：

在过去48年里，加沙从一个经济上高度依赖并融入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变成了一个遭受着持续的军事攻击，隔绝于西岸和以色列，可被随意弃置的飞地。

所以，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一纸军事通告就能命令加沙一半的人口搬离。加沙民众没有什么资产可言，与外界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依赖着援助和些微走私物资度日。他们应验了罗伊之前所形容的，“与世隔绝且可随意处置”。在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国防军希望避免加沙民众干扰他们的行动，专注于消灭哈马斯战斗人员以及摧毁军事设施。于是，是时候要求那些挡在路中间的加沙民众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