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1942年夏，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推进到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双方随后展开激烈巷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近代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在此期间，犹太裔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担任《红星报》记者，自愿前往前线，大量报道了斯大林格勒等多地的战况。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格罗斯曼在战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和《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
《生活与命运》于1960年完稿，由于书中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与苏联当局的宣传不符，其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直至80年代初才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随后于1988年在苏联出版。正如图兹在本文中所言，这两本书是战争小说，又不止于此，它们抓拍了苏联社会走入一个十字路口的瞬间，提供了一场关于革命的沉思。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21年6月5日，刊发时有编辑。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戴涵之
责任编辑：高铂宁
♦此封通讯内容刺激，比常见的图说政经内容更接近《毁灭的代价》（译者注：图兹关于纳粹德国战时经济的作品）。部分内容或会令人不适。
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8月23日爆发，至1943年2月2日德军第六军投降结束。苏联红军、德国国防军及其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军队均代价惨重，总共损失约250万人，其中阵亡士兵超过100万人。这场战役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场主要攻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于世界史的转折点。
过去几个月里，我将自己沉浸在瓦西里·格罗斯曼两卷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史诗级巨著之中：《为义而战》（1952）的英文译作以《斯大林格勒》为题出版于2019年，它的续作《生活与命运》（1960）则长期在西方世界作为苏联审查者试图消音的战争记录而闻名。从头至尾阅读这些作品令人着迷，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和每日必需。它们不是容易“读完了事”的书。
这两本书是战争小说，又不止于此。它们抓拍了苏联社会走入一个十字路口的瞬间。它们提供了一场关于革命的沉思。它们同样是思想深邃的小说，文中闪烁着哲学反思与质询。所有这些由一百余个小说人物构成的片段集合而成的巨幕构筑，视角切换于前线、后方的家庭与劳动生活、德国战线后的犹太隔离区、运送流放者的卡车、古拉格、德国集中营与毒气营间。
但我想讨论的并非如上设计的两书话题，亦非格罗斯曼如何在极端危机时刻处理时间与历史。我从未阅读过在阐述历史现实性和变化上如此复杂而精彩的文本。
正如格罗斯曼所述：“这一战役的结局决定着战后世界的版图……斯大林格勒势必左右历史哲学，左右未来的社会制度。”（860页，页码采用纽约书评经典版英译页码，此处采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力冈译文，下文同，有时为语句通顺略有改动）
格罗斯曼在斯大林格勒，1942年。
斯大林格勒是特殊的。但在阅读格罗斯曼的过程中，我持续思索如果我们如格罗斯曼一般具有洞见，史上的其他重大斗争、重大危机与其他时刻将被如何呈现出来。
两书内容始于德国1941年6月22日发动的进攻——巴巴罗萨行动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终于1943年2月3日被包围德军兵团在斯大林格勒最终的投降。正如詹明信（Fredrick Jameson）在《新左翼评论》中的精彩论文所述，如果我们问“首先，像这样的书是怎样写出的……答案……当然是……战争；只有内容能使形式成为可能。”
詹明信没有明确指出的是格罗斯曼本人对他搭建的文学建筑中大量材料与历史信念的反思程度。使两书作为历史分析如此令人信服的正在于他们不仅仅预设其历史对象——将战争与世界命运聚焦于一座城市之上。它们持续询问，这怎么可能。如此巨大的总体如何将伏尔加河沿的街道和工厂置于中心？这如何被讲述？这又意味着什么？
东线战场纵深抻延，且持续抻延人类的想象力。格罗斯曼的作品关于战争骇人的新形势及同时代的人如何与之共存。首先，这在军事技术维度上发生：新型战争的逻辑，机械化包围的逻辑。
格罗斯曼有意识地在托尔斯泰阴影下写作，但他同样敏锐意识到了真实历史发展下它们的区别，即1942年斯大林格勒和1812年莫斯科间的分水岭。
正如格罗斯曼所述：
“托尔斯泰当年提出，完全包围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伟大人物提出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思想，大都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1941至1945年的战争却证明：可以包围一支集团军，把它牢牢困在原地。1941至1945年战争期间，被围是苏联和德国许多军队的残酷现实……包围之所以成为现实，是因为军队有极大的机动性，而军队的机动性所依靠的后方的笨重庞大，极不灵活。”（656）
第一部整本书，共1000页，描述了一座城市如何变成了一个战场的过程。续集《生活与命运》描述了城市内部的战斗，然后红军在其侧翼集结了庞大的力量，并冲破轴心国的防线，将冯·保卢斯元帅及其手下包围在他们入侵的城市中。这段叙事恰如其分地在第六军投降时逐渐结束，而战争继续进行。
在二战中可能会有其他类似的时刻——如巴格拉季昂、诺曼底和柏林战役。但也许再也不会有，确实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像斯大林格勒那样决定性而暴力的转折。德苏战争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或其极端暴力，而是这种军事动态：包围者被包围。出拳者和反遭拳击。这是结束所有重量级比赛的重量级比赛。从1941年6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一轮又一轮。
格罗斯曼的文本的奇迹在于，在这个紧凑的框架内，他叠加了对时间性的深刻反思。格罗斯曼深入探讨了自然历史和神话历史。通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见的1812年悬浮在文本之上。显然，格罗斯曼在战争期间没有阅读其他任何东西。但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书中反复出现的家庭场景让人想起契诃夫，在这些场景中，主人公们辩论着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从托尔斯泰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一直延伸至20世纪。在这方面，这本书也定义了自己的可能性条件。
格罗斯曼参与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也在1945年5月的柏林。这本书借鉴了他在战争中的前线经验。但它也是一本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写成的书。除了战争和文学之外，下一个关键主题是现代物理学的历史，由书中的反英雄维克托·施特鲁姆（Viktor Shtrum） 来代表。在施特鲁姆身上，格罗斯曼刻画了一个痛苦而精确的自恋知识分子的形象。考虑到他们生平的相似之处，很难避免得出结论，即施特鲁姆也是格罗斯曼的自画像。但施特鲁姆也承载着一系列关于物理学发展轨迹的反思，从19世纪经典科学到20世纪晚期的相对论和1930年代末的核裂变。对于格罗斯曼的主要角色来说，现代物理学与国家有着命运般的联系。我们了解到，施特鲁姆是苏联原子研究计划的核心人物。正如亚历山德拉·波波夫告诉我们的，格罗斯曼自童年时期起就幻想释放原子能量。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工业化学家。因此，尽管二战是暴力的，但它被更可怕的东西，即已露出地平线的原子时代所掩盖和框定。
施特鲁姆想知道，现代物理学的概率逻辑是不是新极权主义政治时代的前兆？格罗斯曼到底是多么希望我们多么认真地接受这种形式上的类比，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他对从19世纪的秩序到20世纪的极端的历史转变有着深刻的关注。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时代竟成了希特勒的时代，”施特鲁姆沉思道，“盖世太保和科学昌盛同时出现。十九世纪，质朴物理学的世纪，与二十世纪相比，多么人道！法西斯主义的原理和当代物理学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处。”（94）
除了战争、文学和物理学的历史，统治着格罗斯曼的视野的第四个时间性是政治。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斯大林的形象笼罩在文本之上，就像集体化和饥荒、工业化对苏联社会的改造以及1937年的大清洗一样。这本书的主人公们都是幸存者。他们被那些消失的亲戚和朋友所困扰。1942年的饥荒唤起了他们对1930年饥荒的回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询问自己的命运。有时他们感到被历史所激励，有时却感到被历史所束缚。正如约翰·加拉德（John Garrard)所说，对于格罗斯曼本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逃避对于清洗年代的记忆和内疚的机会。
虽然第一卷《斯大林格勒》相对而言比较保守，但《生活与命运》对审查者来说是令人恐惧的，即使在斯大林去世后也是如此。连续阅读这两本书，我们感受到叙述者的声音像格罗斯曼笔下的某个角色一样不断演变。
显然，格罗斯曼正在努力阐述一种全面的极权主义分析。但格罗斯曼的极权主义不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极权主义，也不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对于格罗斯曼来说，极权主义当然以强制和剥夺自由为特征，但他关注的是权力动员和生产的动态。即使在集中营制度中，他着迷的是（扭曲的）生产力。尽管他主要将极权主义这个词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但他显然被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困扰着。这个想法在书中坦率地表达了出来。但由谁表达呢？对于自由主义读者来说的尴尬之处在于，格罗斯曼将这个论点放在一个纳粹集中营指挥官的口中，徒劳地试图诱使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自我背叛。
一个问题的意义取决于提出者以及提问的意图。从轻率的自由主义观点来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可能只是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但这并不是格罗斯曼的观点。当然，红军一方也存在强制和暴行，但他叙述的暴行是由德国国防军所犯下的。与此同时，他对苏联的西方盟友或他们的规范完全没有兴趣。第二战线的缺席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遗憾。在革命前，格罗斯曼的一些角色曾在巴黎或瑞士流亡，但他们中没有人怀念西方。格罗斯曼对红军的认同是彻底的。苏联的胜利是这些书的前提，也是它们在存在意义上的可能性条件。
詹明信这样表达：
“尽管听起来似乎有些悖论气质，但将他的小说作为一个统一的叙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也正是苏联在这一时期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允许它（苏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击败希特勒的德国国防军并赢得二战的非自由。”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令人难以置信’？”
那种随意的暗示意味着偶然性，这并不是无辜的。这向西方的屈尊下嘴，向嘲笑苏联生产统计的英美情报分析人员屈服，向哀叹希特勒干涉而被偷走胜利的德国将军屈服。这是错误的关键点。斯大林格勒所展示的正是苏联的非自由，虽然可怕，但与纳粹德国以及西方的非自由不同，正是因为它更具有历史性生成力，更有力量。它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产生了物质、社会和文化的转变，以至于颠覆了历史正常的假设。它改变了概率的平衡。它使苏联赢得二战变得可能，而不是不可能。
来源：马克·哈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源动员：1938-1945年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经济史评论》（1988）：171-192。
的确，这是格罗斯曼及其角色的观点。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书在战后对苏联审查人员来说如此难以接受，如芒在背。格罗斯曼所描述的是一场比应有的更艰难的胜利。他所谴责的是一个浪费和破坏其人民、以及他们非凡才华和奉献精神的政权。古拉格是一种罪行，但1941年6月22日，正如塔列朗可能会嘲笑的那样，甚至更糟糕——它是一个错误。理解这一点以及战争初期的许多其他灾难，是像克里莫夫委员这样的角色所面临的极限挑战。这是格罗斯曼第一卷中的隐秘的不服从，审查员们让其通过了。格罗斯曼坦率地面对了在1941年6月完全被突袭的感觉，面对历史性的灾难，看到整个苏联计划受到质疑的情景。
从1941年到1942年，红军一直在撤退。格罗斯曼有着非凡的能力，可以从内部描绘历史动力的形成、解体和重组。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萨特。人类群体是如何形成、凝聚，然后失去凝聚力的？一个习惯于撤退的军队如何站稳脚跟？它如何调整平衡并转入进攻？
格罗斯曼在军团指挥官和个体士兵层面捕捉到了这种动态。在斯大林格勒的激烈战斗中，格罗斯曼亲眼目睹了罗迪姆采夫传奇的第13卫队师的壮烈场面，这一切都被他以幻觉般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战斗中几乎完全丧失的一种感觉就是时间。……战斗中对时间感觉的扭曲更为复杂。这里甚至在个体的主要感知中也存在扭曲。一秒钟可以延伸至永恒，而漫长的小时却可以压缩在一起。时间感与瞬息万变的事件紧密相连，如炮弹和炸弹的呼啸声、枪声和爆炸的闪光。而快速感则与长时间的事件相关：在炮火下穿越犁过的田地、在一个避难所爬行到另一个避难所。至于肉搏战──那完全超脱于时间之外。”(48-49)
战争加剧了时间的万花筒效应。可以说这是格罗斯曼整本书的前提。这是战斗和死亡的临近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些书中，死亡有时来得迅速，有时则拖延。一个角色可能会突然消失，命运未卜，或者做出最后的抗争。战斗中有死亡，像是由于身体的疲惫和匮乏，还有像是谋杀、处决这样的死亡。格罗斯曼的记述之所以出名，部分原因在于他将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与更广泛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格罗斯曼的角色们在面对致命的敌意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身份。而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前线。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令苏联审查员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它们在描绘俄罗斯反犹太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时如此坦率。格罗斯曼和伊利亚·埃伦堡代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编写的《黑皮书》在斯大林晚期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中被销毁。到了1960年，格罗斯曼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反犹太主义竟然源自胜利本身。
格罗斯曼和他的母亲，1917年。
《生活与命运》中关于大屠杀的部分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它们笼罩在这两本书之上。
1905年，格罗斯曼出生在乌克兰贝尔迪切夫的一个犹太家庭。1941年9月15日，他的母亲与该城市的数千名其他犹太居民一起被隶属于C字特别行动队的部队杀害。德国行动组委托乌克兰人协助完成了清洗犹太隔离区的肮脏工作。
格罗斯曼没有直接描述母亲的死亡，而是让施特鲁姆收到一封母亲的告别信，该信是在犹太隔离区被清空几小时前偷偷传出来的。通过这个设备，格罗斯曼展现了一种令人眩晕的恐怖时间效应。从坟墓之外，施特鲁姆的母亲描述了她们未来所面临的觉醒意识，大规模执行的、不可思议的恐怖，这是预谋的、无法逆转的。即使她知道死亡坑正在为他们挖掘，安娜·谢苗诺夫娜仍然在观察一个继续生活的社区：
“人总是满怀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后还要活很多很多年。无法知道这是愚蠢还是聪明，不过情形就是这样。我也服从这一规律……我还在观察着一个老头子的眼睛，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为他摘除白内障了。我还在教尤拉法语，为他的发音不准伤脑筋……我从早到晚都很忙……我听着一件件犹太人遭殃的事……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传闻……今天，一个熟识的农民从铁丝网外面路过，我们听他说，被派去挖土豆的犹太人挖的是一些很深的坑，在离城四俄里的地方，靠近飞机场，就在去罗曼诺夫镇的路上。维克托，你记住这个地方，将来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合葬的坟墓，妈妈就在那里面。”
在格罗斯曼去世后，他的个人文件中并没有发现他母亲的信，但发现了他在1950年和1961年母亲忌日时写给她的两封信。
格罗斯曼曾随着红军部队首次解放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在《生活与命运》中，索菲娅·列文顿不幸落入德国人手中，发现自己被关在一辆牲畜运输车里，面对着一段看似无尽的旅途的不确定性和折磨。到达了人们可以想象成是特雷布林卡和奥斯维辛混合体的地方──背景中是庞大的工业设施的死亡集中营──这一次，格罗斯曼没有回避。与贝尔迪切夫不同，在死亡集中营中，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调解的余地。我们跟随着索菲娅和她的同伴们从牲畜运输车上走出来，他们在铁路旁摇晃着走过，经过了选择过程，只是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在进行，他们穿过开阔地面，走过管弦乐队，朝着低矮的建筑物前进，走进换衣室，然后进入一个地板刚擦洗过的混凝土房间。一个小男孩像孩子们一样，用手沿着沉重的金属门的闪亮边缘滑过。然后门被关闭，人们开始感受到骇人的幽闭恐惧症和越来越多的恐慌。
就好像格罗斯曼决心将他对人群的社会物理学追求到极致。密封的毒气室就像是一场粒子物理实验。当一群人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赤裸裸的人性，并意识到他们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人与人的互动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一个可憎的问题，阴森恐怖、物化他人。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然而它存在了，格罗斯曼也不许我们回避它。有些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男人和女人学会了如何管理这个过程，如何安抚困惑的人群，像在屠宰场里一样让他们准备好，而又不暴露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些男人关上了门。有些男人透过装甲玻璃窥视室内，他们对垂死妇女的扭动裸体起了反应。
令人恐惧的是，正是在这一刻，格罗斯曼揭示了他书名的逻辑：生活与命运。他并不是通过一个角色间接地这样做。此时，是叙述者本人在说话，以监狱长、卫兵和一个控诉者之间的想象对话的形式：
“他面对着强大的力量，面对着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下去的。不是要走这条路，是推着他走，不是他愿意走，是牵着他走。”然而，正像格罗斯曼继续说的，“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在这位监督队长走过的道路上，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到处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537）
正如格罗斯曼在对一个操作毒气营的俄罗斯喽啰的描写点明的：
“他所选择的只有一点——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别的，他躲过了十来次死亡，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他不想死于痢疾，不想头上带着九克重的弹头倒下去，不想害浮肿，让水肿从脚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脏。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发师，不论亲戚、同院的邻居、同行，还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但慢慢地，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是多么令人发指，其必然结果是有时，“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535）
邪恶的平庸之处隐藏着对生命的执着。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不仅是加害者，还有他们的受害者。绝望中的希望是问题所在。正如安娜·谢苗诺夫娜在犹太隔离区内指出的：
“在这儿我看出来，希望几乎永远跟理智没有什么联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觉得，希望出自本能。”（88）
“实在说，哪儿也没有像隔离区里这样多的期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事情的主旨、起因总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救犹太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期望呀！这些期望的来源都是一个，即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顾一切地否认那些一定要我们死绝的可怕的兆头。（89）
《生活与命运》中的自由、头脑清晰和理智正是在自我放弃的时刻出现的。
“在极不明智的，有时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础上产生的顺从，也是见不得人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和起义，都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216）
在斯大林格勒最前沿的战线，在6/1号楼，克雷莫夫政委被派去调查一名愤怒的共产主义者愤慨地描述为“更像是某种巴黎公社而不是一个军事单位的地方”。（241）
巴甫洛夫大楼，斯大林格勒，1943年。
然而，如果饱受围困的6/1号楼堡垒成为一个自由辩论和对斯大林主义、集体化和恐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场所，那么这种自由的条件恰恰是驻军充分了解他们几乎没有活下来的机会。鉴于这一事实，法律已经失去了它的控制力。
铭记着这残酷的逻辑，我们意识到格罗斯曼书名的重要性。如果“生活与命运”共享同一条道路，那么“死亡和自由”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同意詹明信的观点，即《生活与命运》中的积极政治并不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而更像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但这并不是一种天真的个人主义。格罗斯曼对自由冲动的坚持总是与对苏联国家及其历史项目的权力意识相交织。
这些书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残酷辩证法的运作。战争只能通过自由来进行，只能通过数百万普通男女放弃生命的意愿来进行。平凡的英雄主义推动着红军，就像推动着德国国防军一样。权力需要行动。一个军队的进攻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攻击之后又攻击，勇往直前，无畏于死亡。是一个又一个据点在超越理性地抵抗，守住了阵线。在极限状态下，这种行动无视一切权威。毕竟，对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能施加什么威胁呢？因此，战争是对自由的巨大肯定。这种自由可以在任何地方表达出来。甚至在一个集中营里。在走向毒气室的最后几步。在决定反抗德国卫兵的决定中，但也在决定不通过自愿加入“拔牙小队”来换取生命，而是留在需要安慰的孩子身边的抉择中。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完全由这种逻辑统治的世界会是根本不同的。但格罗斯曼并没有寄望于乌托邦。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由自由与权力共同取得的。红军士兵的英勇行为以及他们抵御的无情德国进攻都有其物质条件。格罗斯曼的书尤其是一座对斯大林主义物质文化的纪念碑。
甚至在他1962年2月26日向赫鲁晓夫请求允许《生活与命运》的出版时，格罗斯曼正是援引了这种联系：
“你演讲中的力量和勇气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民主规范将会像钢铁、煤炭和电力的生产规范在内战期间经历的经济崩溃后那样增长。毕竟，一个新社会的本质在于民主和自由的增长，而不仅仅是工业发展和经济消费。我相信，一个没有持续增长自由和民主的新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但格罗斯曼的愿望被拒绝了。格罗斯曼认为是由自由取得胜利的政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强加纪律。在己方阵线后面不能容忍游击队精神。在为控制而发动的战斗中，死亡最终成为了国家的盟友。如果拒绝依附生命是真正自由的前提，那么死亡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最终否定。在死亡中，我们成为了要重新塑造的物质，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
在斯大林格勒，6/1号楼里的叛乱公社被毁灭性的德军轰炸抹去了。这使得它能够作为英雄前哨被纳入官方苏联史诗。反而，被派去管辖前哨的政委克雷莫夫被投入了权力的错误一边。他发现自己在卢比扬卡被审讯。
正是通过克雷莫夫──他被剥夺睡眠，被下药，神智不清，被殴打到生命垂危──格罗斯曼对革命及其遗产做出了他的判断。
“新时期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841）
克雷莫夫认为，他的审讯者是一种新型的党官：
“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镇压或被解职、降职的党内工作者的一批新的党干部。这是一些气质和他不同的人。他们读的书不同，读法也不同，他们不是读，而是“仔细研究”。他们看重舒适的物质生活，革命的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不懂外语，喜欢自己的俄罗斯本性，说俄语也不按标准音。他们之中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长处和本领似乎不在于思想和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机警，善于见风使舵。”（777）
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在党的一致与共同性中得到统一，分歧不要紧。”（777）
但格罗斯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回避其隐喻的暴力含义：
“从革命的活的肌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841）
如果这种逻辑贯穿于人及其身体，其驱动因素也不仅仅归因于某个个体：“斯大林！伟大的斯大林！也许，最有权势的一些人正是最没有主见的人。”克雷莫夫揶揄道，“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是当今的驯服而恭顺的奴仆，见到新时期来了，就恭恭敬敬地打开大门。是的，是的，是的……见了新时期不低头的人，就要进垃圾堆。”（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