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危机就在于旧的垂死而新的还未诞生；就在这种新旧交替之际，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病态现象纷纷冒出来了。”
（译者注：译文原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这句话概括了当前世界政治和世界权力的危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已成为 21 世纪初的流行语之一，这确实是世界精神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
在霸权手记第2期中，我想对我们当前危机的这种概念化提出质疑。葛兰西的“新旧交替（译者注：interregnum，或译为权力空白）”概念可能有助于他阐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但是，它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掩盖了我们是如何从他写作的历史时刻走到今天的。因此，它妨碍了我们认真思考当下的挑战和机遇。
葛兰西的论述在今天的流行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毕竟，即便我们把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一位历史思想家来认真对待——我们也绝对必须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与当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为了世界革命的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关于“新旧交替”的论述如今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和智库会议上的谈资，而他的这一论述是 1930 年 11 月在法西斯监狱中写成的。这一年葛兰西 39 岁。他死于 46 岁，严酷的监禁无可挽回地摧毁了他脆弱的健康。
葛兰西所说的“病态现象”可能是指法西斯主义。或者，他可能是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压力下的极左转向。他的医学用语让人想起列宁著名的谴责左翼共产主义为“幼稚病”的言论。
在思考葛兰西的语句在今天的流行程度时，我认为这可能与其将戏剧——危机、出生、死亡、新旧交替——组织在一起的方式有关，一种安抚（reassurance）的基调贯穿其中。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讽刺。葛兰西的坚韧和信念源于他对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而在今天，他的话语服务的目的却大相径庭。
那么，我说的“安抚”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葛兰西的这句话暗示了历史发展的明确方向。我们知道什么是旧的。我们知道什么是新的。我们目前可能正处于危机之中，但“新”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旧到新的过渡可能意味着重大的变革，这可能让我们开始思考截然不同的未来。这也许是个好消息。但也可能令人不安。葛兰西将危机定义为“新旧交替”（interregnum），这再次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下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因为它是两个秩序之间的时期。现在可能很混乱，但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种历史思维并不局限于葛兰西。例如，下图对于近代经济史的典型时段划分就能很好的展示这一思维。
一旦按照“霸权—新旧交替—霸权（译者注：原文是regnum-interregnum-regnum，按字面可译为‘统治—统治间隙—统治‘，此处为了和前文保持一致翻译为‘霸权—新旧交替—霸权’）”的顺序排列，我们当前的混乱状态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短暂瞬间。鉴于这一序列，谁还会怀疑我们的前方会出现新的白条呢？在这幅图中，始于 2008 年的新旧交替期灰色阶段已经有了右侧的分界线，尽管终点还没有标注日期。
在葛兰西的 “新旧交替期”中，还有一个确定点，那就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病态与健康区分开来。这再次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优越的制高点，而在真正的危机时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制高点岌岌可危。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葛兰西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如果葛兰西实际上不是把病态的标签贴在法西斯主义身上，而是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不认同的那些人身上，那么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这是一种医学技术诊断吗？或者说，他的判断与列宁的判断一样，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论战行为，是对不同意见的污名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危机的自然化概念实际上掩盖了一场政治冲突。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葛兰西的诊断将当前的危机置于历史之中，将其想象为生命、生与死的自然循环。
“旧”会怎样？——它必须消亡。
我们将如何迎来“新”？——它将会诞生。
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转折，尤其是后一个转折，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把死亡想象成一个内生的衰竭过程，那么诞生却并非如此。谁或什么将孕育新事物？
如果某物是诞生的——而不是从内部发展、变异或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孕育它的躯体。如果把充满困惑、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的历史时期想象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分娩，那么其背后的保证就在于假定有一个历史母体在孕育着“新时代”，一个子宫，一个孕育新事物的地方，新事物在这里孕育，并且最终一定会从这里诞生。
“新”只有在诞生之后才能被认识。但是，葛兰西的语句所默默唤起的这个历史子宫是一个超历史的既定事实（transhistorical given）。
对葛兰西来说，这个历史的子宫大概就是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而对于今天引用葛兰西的人来说，它的对应物是什么？我们没有充分的答案。
这就是我所说的葛兰西的公式，尽管它坚持声称危机、挫折、新旧交替和病态，但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安抚”。葛兰西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遥远回声向我们保证：
·存在明确的规范性标准（病态/健康）
·存在明确的历史进步方向(旧/新)
·并不存在有真正新颖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处在“霸权—新旧交替—霸权”的顺序中，这意味着重复而不是创新
·还存在有一个支配着整个过程的总体自然化结构，一个最终会诞生新事物的子宫
在霸权历史的另一种有影响力的表述中，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逻辑：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对霸权序列的概念化。
阿里吉的复杂历史叙事概括为这一顺序图。
这幅图的惊人之处在于，它自信地将中世纪和 21 世纪连成一个序列。示意图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大概表示经济增长。但没有指定纵轴。其基本信息并非转型发展或增长，而是一种重复模式。
其基本结构，即阿里吉的 "子宫机制"，在另一幅图中进行了分析。
这一序列具有时间维度。但是，由于它被想象为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因此并没有特定的历史参照物。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这些历史时代的序列是由一种超历史的内在机制产生的，是一种变形的逻辑。
称之为 "超历史 "也许言过其实。但也只是稍稍过头。七百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个 “霸权—新旧交替—霸权”的重复序列，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市场尤其是金融为中心。正是这一假定让人们得以展开从中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叙事，在这一叙事中，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工厂制度、化石燃料革命、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大战和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并无重大区别。从中世纪到 21 世纪，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是通过 M—C—M （译者注：Money—Commodity—Money，金钱—货品—金钱，在此种模式种金钱成为了资本）方式进行积累的顺序让位于纯粹的金融 M—M'，而后者又被新一轮的 M—C—M' 所取代。
在我看来，这种图式分析背叛了它所要分析的对象。与葛兰西的行文一样，它将宣扬危机与否认其消解作用的安抚性知识结合在一起。
阿里吉表述将现代历史简化为一个不断重复的永恒序列。这种模式彰显了新旧交替期的混乱和恐怖，同时又将这一无序阶段简化为暂时的、重复的和可预测的。这种模式以历史发展为姿态——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向上迈进——但实际上却将剧烈的变化简化为重复。在一次霸权之后，我们所期待的不过是另一次霸权。
这种想法不仅仅是简单化的。在当下，它更是危险的。在美国霸权明显减弱的戏剧之上，它使一个后续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下一个霸权是谁？这个远非必要的问题是由历史重复的假设——霸权——新旧交替——霸权所决定的。在当下，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中国。这反过来又促使美国精英采取更激烈的后卫行动。但为什么要假定在21世纪会有一个对美国的20世纪强权的继承者呢？
对现代权力基础的任何严肃研究实际上都表明，这种周期性或顺序性的历史观是错误的。
以GDP作为权力资源的代用指标想想看，要想把下面 GDP 所描述的历史变成沃勒斯坦(Wallerstein)和阿里吉的上述形式主义所描述的序列，需要什么样的思维操演。
至于长期连续性，19 世纪之前的全球GDP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无法在延伸到 20 世纪的同一张图上进行合理的描述。经济实力和毁灭性力量也是如此。当然，也曾经发生过极具破坏力的战争，例如17 世纪，但其暴力发展的逻辑与 20 世纪截然不同。
至于变化的模式，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的整齐序列，而是更类似于 "叠加"。这不是历史的重复，用马克·布赖斯（Mark Blyth）的妙语来说，是“这是一条通向未知的单行道”。
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时，这种想法出现得更加自然。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领域，正是气候变化否认者沉溺于对全球气温的周期性幻想。但是，全球升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图表是直接对应的，如果我们将其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图表并列，就会发现这一点。
我的基本主张是，我们在思考全球权力的历史时，也应保持对剧烈变化的同样认识，这种认识是对气候危机的思考所唤醒的。
本着这种精神，我认为 20 世纪全球霸权的构建不是对熟悉事物的重复，而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简单地说，我认为全球霸权是 20 世纪的问题。
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把美国在 20 世纪的力量想象成“石油力量”。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种误导。它暗示了一个简单的顺序，首先是英国的煤炭帝国，然后是美国的石油和中国及其可再生能源。这也是一个糟糕的模式。我们知道，能源历史并非如此。但至少，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的离散顺序有助于拉开我们与阿瑞吉的更无用的形式主义之间的距离，即无休止地重复M—C—M'、M—M'、M—C—M'的逻辑。
我们最好将全球霸权问题视为一个历史椭圆。这个问题在 19 世纪末首次提出，当时帝国主义竞争的力量打破了大英帝国的疆界。在当今G20集团/G30集团多极化的时代，这个问题已经过了它的有效期。
当然，20 世纪独特的全球霸权愿景是有先兆的。它们有先决条件。首先要有某种东西构成我们现代的全球概念。这是通过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建立的全球权力、通讯、交通和商业体系而形成的。这第一次构成了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和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 Bright）所说的“全球条件”。这往往鼓励人们从英美序列的角度思考问题。但这同样低估了积累和叠加的力量。与 20 世纪中期盛极一时的美国相比，大英帝国只是一张薄薄的网络。大英帝国以极其有限的资源维持着自己的控制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竞争对手软弱无力的结果。
在霍布森、卢森堡、列宁、布哈林等人被经典地诊断为帝国主义的时代，英国全球力量的这一弱点暴露无遗。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最早的全球主义思想家，如果我们把他们等同于流行历史著作和一些学术历史著作中常见的永恒的千年帝国主义观点，那就从根本上误解了他们。虽然我们给帝国主义贴上了标签，而且帝国主义也带来了一轮残酷的殖民扩张和占领，但这个时代的基本逻辑是由新的民族国家集群的发展所决定的——除了英国、法国和俄国之外，还有意大利、德国、日本和美国——每个民族国家都声称要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时代的残酷逻辑在帝国主义的集体协调努力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 1884—85 年关于非洲分治的柏林会议和八国联军中。
到 1900 年，强大民族国家之间的多方面全球竞争的新格局已昭然若揭，正是这种新格局决定了 20 世纪的霸权问题。
这一秩序问题的规模是全新的。
全球资本主义从未像 20 世纪初那样大规模地运作过。
植根于强大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竞争也从未如此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末日般的、波及大陆的暴力从未出现过。20世纪接下来的时间将证实这一升级。1930年代的军备竞赛与 1914 年之前的军备竞赛截然不同。热核时代和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将这种威胁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今后将对此进行说明。
你可以从上面的权力曲线中读出这两种升级趋势。事实上，正如我在《统计与德意志国家》一书中所论述的，以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样的概念为表现形式，将国民经济构建为政府的目标，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现代国家与国民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
此外，霸权问题作为 20 世纪的一个新问题，绝不仅仅是大国政治或经济管理的问题。它始终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统治精英们从未像 20 世纪初那样面临以群众民主运动为形式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挑战。到20世纪中叶，殖民地变得无法治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但早在 20 世纪初，革命者就已经看到了局势的爆炸性潜力。这就是列宁的革命概念与卡尔·马克思这样的 19 世纪中期革命家的不同之处。
法西斯主义者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世界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意识也使得法西斯分子不同于19世纪反动派。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成为某种革命者。同样，在帝国领域，法西斯主义的领土扩张计划比早期传统殖民主义者的计划更加自觉地种族化并且极端暴力。
作为一种秩序模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清除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的任何假象都是一项新的挑战。这也要求保守派和自由派放弃 19 世纪的教条，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创新。基督教民主、“新自由主义”和改良社会民主主义等混合体是这一时代的特征。
英国精英阶层最先意识到在这种急剧变化的环境下维持现状这一新问题的严重性。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大英帝国面对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新的威胁，开始竭力稳定自己的地位。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中，大英帝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全面实施全球战略的组织。英国的海军规划涵盖了全球。与日本、法国和俄国结成的打破常规的新联盟保证了安全。但在 1914 年，它们也将大英帝国卷入了一场破坏性的大国战争，这场战争的中心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大海战，而是欧洲大陆。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将自由党的战时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奉为偶像，视其为其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所以成为新时代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天才。英国最初以公私合营的方式为协约国的战争提供银行资金，通过华尔街的摩根大通运作；而在 1914 年之前，华尔街还只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个边缘节点。关于这一体系的新颖架构，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介绍。
但到了 1916 年，显然只有美国才有能力管理全球力量的新格局。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一战第一阶段全球动员的怪异架构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我的著作《滔天洪水》的故事。
以新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衡量，经济将是美国的王牌。但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特定环境的影响。1916年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在1915/1916年的“饥饿之冬”之后，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消耗战没有结果，纯粹的军事行动显然陷入了僵局，这意味着战争生产和后方稳定将在决定战争进程中扮演新的核心角色。战争变成了一种新的全面战争。这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正式的民主事件（与革命相反）。当然，这也是全世界政治阶层第一次共同屏息关注美国大选。
正是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特殊历史紧迫性，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权力网络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新事物，一种为满足当时的紧迫性而设计和建立的事物。美国并没有从霸权逻辑的子宫中诞生，以取代垂死的英国全球秩序。使美元取代英镑的不是货币逻辑的必然发展顺序，而是战争和战争金融。美元在 20 世纪扮演的角色与 19 世纪金本位制下的英镑截然不同。此外，美国的全球力量并没有取代英国的力量。它叠加在了英国自身的努力之上，这首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然后是在间战期，最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以主掌新的霸权问题。在关键领域，特别是中东油田，美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最终接管。
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家们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和影响力网络，将美国置于稳定秩序的顶端。无论是否病态，这都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组合。威尔逊是美国南方的忠实儿子，深受保守主义的、柏克式自由主义影响，却发现自己受到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追捧。
威尔逊的项目是第一次尝试。当这一尝试在1920年代失败，取而代之的是裁军和美元外交。当这又在大萧条中失败后，从这一断壁残垣中走出来的是1940年代的美国全球主义。这一计划由国内的罗斯福新政秩序和进步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北方劳工和吉姆·克劳“坚固南方”（Jim Crow Solid South）的奇怪势力集团维持。
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都是对如何在民主环境下驯服帝国主义和治理资本主义这一新颖问题的新答案。它们都是实验性的，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
1945 年后，当美国最终成功集结力量巩固冷战集团时，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这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制高点，它将取决于持续不断、争分夺秒的创新努力。马歇尔计划是最常被引用的美国霸权的成功例子，它不是战后世界的A计划，甚至不是C计划，而是D计划。而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所代表的前所未有的国家权力形式，这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的霸权时代并不是对新旧交替（权力真空）的回应。它确实是新的。因此，它不是某种熟悉的权力形式的最新迭代。它没有取代大英帝国。为了应对 20 世纪初的新挑战，大英帝国本身也在重塑自己。它被美国赶超，依附在美国的羽翼之下。它不是天生的。它是建立起来的。
如果 20 世纪初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 21 世纪的全球力量将如何组织的问题也应该被视为同样开放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旧势力正在消亡。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某些关键方面，“旧势力”仍然存在，而且确实在寻求动员新的力量。同时，主要的挑战者可能是陌生的“新”。但中共政权从第一个成功崛起的世纪中汲取了灵感，唤起了中国古老的历史。至于其根本动力是什么，这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旧的，什么是新的，什么是病态的，什么是充满活力的，历史的潜在生成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信心危机和一个比葛兰西所说的“新旧交替”更深刻的动荡期。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比中断了葛兰西生命的时代更致命或更悲惨。然而，我们的常态，无论多么灾难性，可能是可以应对的。环境时钟在滴答作响，但我们大多数人不再贫穷。我们活得更久。在今天，葛兰西的生命可能得以挽救。民主和进步的危机管理可以利用海量的技术资源。而我们必须放弃的，是唤起早期时代的概念所带来的虚假信心和历史清晰度。放弃“新旧交替”的说法可能会让我们失去确定性。但这不是绝望的宣言，而是现实主义的要求。这所承诺的，是用历史幻影换取新的项目，并探索当前实际可能性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