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庄子：“无用的树”与“有用的鹅”
庄子在书中给人的形象是一位表情古怪的冷嘲大家，他的笑大部分是冷笑、嘲笑、讥笑、戏谑的笑、得意的笑。然而，能言善辩的庄周先生有一天面对弟子竟也露出了尴尬的笑。
那天，庄子和弟子正行于山中，看见一棵大树，问伐木人不砍伐它的缘故，伐木人说“无所可用”。庄子没有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教育弟子道：“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此时的庄子，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学说应该是十分得意，弟子们应该也十分信服；然而，走出山区在朋友家住宿时，主人杀了那只不会叫的鹅，会叫的鹅却保全性命。第二天，弟子提出疑问：“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周先生恐怕还在回味着昨日炖鹅的滋味，大概率没料到弟子会提出这个问题，措手不及的他也许愣了片刻，最终，“庄子笑曰：……”这个笑或许包含着尴尬，掩饰着紧张。在《庄子》一书中几乎是所向披靡、常常怼得惠子哑口无言的庄周先生，今日竟被弟子挫了锐气。
但庄子毕竟是庄子，他很快便说：
“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 、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庄子·山木》
《庄子》中，有许多阐述“无用”的内容，他宣称树木无用方可免于斧斤之苦，牲畜无用方可免于牺牲之祸。但在这段话里，他做出了让步，不再坚称“不材”的益处，而改为“处材与不材之间”，然后又说这样也“未免乎累”，迅速跳出转而论述“道德之乡”，即“大道境界”。
不难看出，倘若按照庄子之前“无用为上”的逻辑，杀鹅之事便无法解释。事实上，他承认“贤能的人遭人谋算，没出息的人同样遭受欺侮”，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有用无用孰优孰劣，而在于是否能依据现实情况，顺应“自然之道”随时变化，而不偏执一端，“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庄子》中多论“无用”是因为他看到乱世诸侯为土地财货连年征战，不少人为对钱财权利趋之若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心生厌倦，但和过度功利的人们一样，他也一度陷入强调无用的另一个极端，有为过度做事往往失败，而无为过度则会一事无成，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随时调整，把握无用与有用的度，游刃有余，方为大智慧。这里的庄子在弟子的提醒下，纠正了自己形而上学的错误，坚持了辩证法，完善了自己的思想。
然而，庄子并未彻底纠正自己的错误，他思想的不足之处还在于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两者固然关系密切，人类社会孕育于自然中，但已相对独立于自然界，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盲目的、自发的力量，而社会则是由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自然界中的现象经过提炼可以给人类社会以启发，但不可照搬。庄子中许多故事都以自然界为叙述对象，落脚点却在人类社会，这其中逻辑部分是错误的。“万物之情”，即自然的规律不可与“人伦之传”——即人类通过在意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而建立的人为联系——混为一谈，现实中，有几人能像南郭子綦靠着矮桌进入忘我境界，像楚狂人抛却俗欲，放声高歌？庄子把“道”从自然层面扩大到社会生活层面，致使这一思想出现了片面化和消极化的倾向。且随着生产力提高，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段话中，庄子幻想人类回到原始的“神农黄帝”时代，其历史观是落后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对庄子全盘否定，视如糟粕。庄子生于乱世，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他的贡献在于发展道家思想，其“万物一府”“顺应自然”仍给今天的我们为人处事以启迪：
他洞悉事物两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创建了相对论的认识论，其对于无用之用等命题见解深刻独到；
他的想象高蹈超绝，表达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中国人的精神高地；
他的作品充满野味，有一种湿漉漉露水的韵味，仪态万方，神韵天成，这里生活着令人景仰的大鹏，以臂挡车的螳螂，自得其乐的斥鴳，曳尾涂中的神龟，一个个轻松的寓言，一场场有趣的辩论，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净土，千百年来接纳了多少失意的灵魂。
我并不认为庄子是犬儒主义，他的思想固然有消极厌世的倾向，但我总觉得把庄周先生同那个寄居在肮脏的破木桶里，抛弃廉耻，以像狗一样在闹市里爬动为荣的狄奥根尼相提并论是玷污了他。庄子生活在田野江湖的朦胧雾气中，他清高、清冷但不冷漠，他对乱世中的百姓寄予无限同情，只是无力改变。庄子会犯错，会露出尴尬的笑。当我们翻开《庄子》，深入了解庄子时，我们会发现，作为活生生的中国人，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庄周先生，离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其实并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