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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三位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北京时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Daron Acemoglu、MIT教授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James A. Robinson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正
文
万众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开奖，但其实真的是“毫无惊喜”。倒不是这这三位大佬的成果不够瞩目，而是这奖那确实是得发给人家，毕竟Acemoglu可是当今在世经济学家中被引数第二名呢！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不妨给三位大佬起个亲切的外号为AJR吧！)获奖工作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甚至有点古老：政治制度如何从根本上塑造国家的财富？以及后续的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塑造了这些制度？AJR 因在这些问题之间的深度研究而获奖。并且，不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或给出的答案多么深刻，而是为了表彰那些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经验和理论工具，以及这些工作给其他学者带来的启发（科研的魅力嘛！）
沉淀了几天，在这“获奖的喜悦”消逝之后和学术的新鲜感褪去之前，非常适合再回顾回顾三位大佬的研究，也再看看给了咱们什么样的启发
AJR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论文(AJR, 2001&2002)，主要内容是将殖民经历作为准自然实验来研究制度如何影响长期繁荣，得出的结论是殖民战略对制度质量有持久的影响，从而推动了经济成果。
说白了，他们是在试图建立从制度到经济结果的因果箭头。
他们成功了吗？这我不评价，但我觉得他们讲述的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他们使用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制度质量的衡量工具。在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的地方（如疟疾肆虐的热带地区），他们建立了旨在将资源转移回欧洲的掠夺性机构：赶快掠夺资源然后跑路！但在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地方呢？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气候更好，致命的虫子更少，殖民者就完全可以长远考虑，建立更适合长期发展的包容性机构
这两种机构很可能就造成了一些地方穷富反转(1500年前相对富裕的地方现在变穷了，或者反之)。因为AJR发现欧洲人更有可能在最初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建立掠夺性机构，在最初较贫穷人口较少的殖民地建立包容性机构。这为曾经纯粹的地理解释带来了新的思路
当然，AJR摘下经济学桂冠，肯定不止是因为会讲故事对吧，他们建立的理论模型同样精彩。他们开发了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包容性机构机构被采用（或未被采用），以及为什么低效机构可以持续存在
例如， Acemoglu 和 Robinson(2000)的模型中的一个关键机制是精英和公民之间的承诺问题。即使更具包容性的机构可以促进整体繁荣，精英们也可能会阻止改革，因为他们无法可信地承诺在放弃权力后补偿自己。这些模型有助于解释掠夺性机构的持续存在，即使它们降低了整体经济表现。同时，它们还阐明了民主改革发生的条件
这样看，AJR拿下诺奖的主要是因为：
1. 使用历史自然实验研究大型宏问题
2. 强调政治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作者：吴峰宇
THE END
●图片贴纸来源 | 秀米IUMI
●排版 | 宣添翼，吴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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