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史探源

摘要

摘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范畴，其理论建构仍要回到历史中找寻理论资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最显著特征和优势是引入了历史和空间维度，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质生产力的话语诠释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出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活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当前的新质生产力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蕴含的空间维度，这是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延伸，即在空间中合理配置生产力，这个过程伴随着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动态调整。

关键词

生产力理论; 空间生产; 新质生产力; 经济思想史; 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信息

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高岭（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为便于阅读和编辑，本文略去参考文献和注释，只呈现引言与结论部分。全文请参阅：朱宝清、高岭：《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史探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

引用：朱宝清,高岭.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史探源[J].当代经济研究,2024,(07):16-31.

2023年7月至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同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政策背景和现实要求下，学界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围绕如下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理论基础层面。当前阐释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出发点主要有两条路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路径，强调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理论框架是马克思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另一个是演化经济学路径，强调不同形态的生产力演进过 程，同时着重强调了生产力与科技革命和产业组织形态等之间的理论关联。第二，内涵特征层面。学界公认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在于科技创新，本质就是以“算力”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其涉及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以及以创新为代表的更优质的生产要素。基于相对综合的视角，有的学者从三个维度研究新质生产力，其中“新”主要体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起点，“质”主要表现 为超越传统的“物质变换”范畴，“力”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网力，再到“算力”的升级。第三，发展路径层面。已有文献本质上仍然是围绕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要素以及(与其他要素)优化组合来展开的。就劳动力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教育优先和人才引领驱动，健全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高水 平人才培养体系; 就劳动资料而言，优化升级传统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新型数据要素融合渗透，转换发展动能; 就劳动对象而言，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落脚到产业， 新质生产力必然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实现核心主导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互联互动，并赋能创新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新质生产力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强大动力支撑。

已有新质生产力文献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但现有研究并没有对为何要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做出充分的理论说明，特别是在解释新质生产力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竞争的还有演化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定位问题并没有解决。本文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结合经济史和社会史文献论证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基于生产力思想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优越性。简言之，本文尝试通过生产力的经济史和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史双重视角，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一个坚实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生产力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指引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当前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新质生产力的话语诠释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代表的庸俗经济学之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暗流涌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为指导，而不是庸俗经济学? 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基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双重视角证明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优越性。新质生产力的话语诠释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出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活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南。

本文着重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与其他流派的生产力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尽管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坚实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并尝试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新质生产力，但他们对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史溯源并不彻底，忽视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空间属性，从而未能对生产力的空间配置理论及其进展 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思想史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理论的演进，而且挖掘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空间属性，这是对已有文献的补充。本文认为在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及其经济社会效应时，要首先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本质，然后才能探讨新质生产力的量化指标，最后才是经验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界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基准，不能随意拓展生产力的概念框架和要素构成。从已有研究看，有不少学者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 基础上额外添加了诸多要素。这些额外的要素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影响生产力的因素; 另一类是 生产力的( 潜在) 结果因素。前者包括新技术、大数据、研发投入等，后者包括生产组织变革、创新产出、 就业、收入分配等。针对这样一个扩大的生产力要素构成，量化新质生产力就是一个巨大挑战，已有文献的通常做法是通过降维把诸多生产力要素合成为一个统计指数，即新质生产力指数。这里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本人是反对把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和生产力本身混为一谈的，这也是马克思当年批判李斯特、西 尼尔等庸俗经济学家的生产力理论及其生产劳动概念错误的一个关键点。不幸的是，今天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有一种滑向马克思当年批判的那个方向的危险，即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 直接和间接) 影响因素混为一谈。还有学者进一步把生产力的(潜在) 结果或产物与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混在一起，就像一个“筐”，这个筐里装什么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判断。经验研究方面，基于拓展的生产力要素建构的新质生产力指数的最大问题是内生性，作为解释变量 X 的新质生产力指数包含了太多变量，有些变量本身与被解释变量 Y 密切相关，指标构建本身已经预设 X会导致Y。比如，如果新质生产力指数X包含了创新、就业等因素，新质生产力( X) 会促进经济增长( Y) 的结论就是一种理论预设 的结果，而且这里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更具挑战性的是研究新质生产力( X) 的经济后果，几乎找不到理想的工具变量，而滞后项根本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研究新质生产力，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其他流派的生产力理论的差异。否则，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诠释和经验研究很容易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而滑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也是本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考虑。

此外，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新质生产力研究都离不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指导，都需要把握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的历史属性和空间属性。历史属性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能超越斯密等理论家的一个关键要素，已有研究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法论把握，而 较少结合经济史，在经济发展的具体进程中把握生产力。空间属性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隐含的一个 要素，今后的新质生产力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蕴含的空间维度，这是传统生产力理论的 一个重要的延伸维度，即在空间中合理配置生产力，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种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动态调整。

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发展多个新的产业，或者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生产力潜能，新质生产力才有希望形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生产力在量和质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物质基础和 历史前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发展具有了质的突破的生产力形态，如何判断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理论界尚无定论，其中一个代表性观点是“新通用技术 + 新主导产业”的出现可以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标志。这是从经济形态的外部表征角度给出的新质生产力标准，可通过经验证据验证，而且具有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基础。本文认同这个观点，但还需要做进一步补充，因为它对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的重视不够。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揭示的那样，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制度容纳的生产力空间内，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潜能，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劳动的巨大收入差距。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进步对国家和工人有多大意义? 恩格斯揭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滞，即经济史中著名的“恩格斯停滞”，我们要引以为戒。因此，讨论生产力不能撇开生产关系，研究新质生产力同样不能撇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考虑新质生产力的后果。本文认为“生产率进步、利润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协同发生”是符合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的新质生产力形成标志。然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目标实现的艰巨性。历史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有在“黄金时代”( 1950 － 1970 年) 趋近生产率进步、利润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协同演进，而后再无出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优势。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影响，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塑造强大的国家能力。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是创新，而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仅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国家统筹、规划和协调。第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科技企业的治理模式 要转向组织控制，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控制。第三，除了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形成还需要组 织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方面，技术创新出现后，只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创 新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新技术的应用潜能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去中心化的柔性生产组织、网络化生产组织是主流，我国企业要根据新技术的具体特点设计相应的网络化生产组织模式。

编辑：飞不动的球球
审核：橘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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