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45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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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通常将清朝历史划分为早期繁荣、后期停滞或衰落这两个阶段（Rowe，2011）。“康乾盛世”时期（约1661-1813年），人们的收入和社会流动性大幅增长；而从1814年至19世纪末，清朝经济陷入了停滞、衰落，并伴随着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这种传统观点一般由GDP、生活水准和人口增幅等指标支撑。Maddison指出，18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远超19世纪。
然而，标准的经济衡量尺度只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之一，并不能反映完整的社会图景。陈志武、彭凯翔、朱礼军三位学者于2017年发表于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63）上的“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一文，对清代的命案率进行量化分析，藉此观察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暴力状况，以及导致暴力冲突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此文排除了战争和其它有组织性的团体之间的暴力行动，只关注普通个人之间的暴力。命案率尽管无法直接显示收入增长、人口变化或其它经济指标，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幸福程度和生活水准。
文章发现，1661年至1821年，清朝的命案率稳定上升，1821年之后逐渐下降，人口密度、粮食价格、国家能力、地方自治和粮食市场整合程度等，都是影响命案率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康乾盛世”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人口，实际上是以人们财产的不安全程度和暴力增加为代价的，相比之下，乾隆晚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反倒更加歌舞升平。
作者交叉使用1744-1898年黄册所载命案（homicide cases）、1661-1743年的内阁刑科红本总数、1860-1898年内阁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类”案例，以及《清实录》记录的年度死刑案（death penalty）等数据资料，首先绘制出1661-1898年的命案分布与趋势图（见图一）。
图一 1661-1898年的命案分布与趋势图
从图一中可以看到，18世纪的命案数呈上升态势，19世纪初后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这也说明18世纪社会暴力程度上升，之后下降。19世纪命案率下降或是由于嘉庆之后国家力量减弱，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下降，地方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少报命案数，制造出地方暴力行为减少的假象。
作者随后讨论了1821年之后命案率下降与国家力量减弱、地方政府行政之间的关系。图二是清朝十七个省份的年命案率趋势图，纵轴代表每个省1744-1860年间的年均命案数，横轴代表每一省份各府“繁”的平均值。清政府为划分吏部与地方督抚铨选地方官吏的权限，对各州府县订立了一套“冲繁疲难”的区分制度，“繁”的数值越大表示各省政务负担越繁重。此图显示出命案数与各省的政务负担呈显著正相关。
图二 清朝十七个省份的年命案率趋势图
暴力发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语境之中。文章随后考察了各省命案率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动因，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密度、谷物价格、市场整合程度、国家能力，以及当地士绅治理。
图三展示了1744-1895年间广东、四川、江苏和山东等四个省的命案率。可以看到，四个省的命案率尽管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有所差异，但大体都在1744-1821年间上升，1821年之后下降。四川省的上升和下降幅度都是最剧烈的，这是由于18世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造成四川省暴力冲突加剧，到19世纪随着迁移人口安定下来，暴力冲突也随之减少。这验证了文章的假说之一，即人口压力会加剧地方暴力。
图三 1744-1895年间广东、四川、江苏和山东等四个省的命案率
然而，人口压力只是影响命案率的因素之一。作者随后引入人口、谷物价格、谷物市场整合程度等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经纬度（省会城市）、三个政务评级（冲、疲、难）以及东南省份的虚拟变量等，计算1744-1849年间15个省的面板数据，并进行回归分析（见图四）。
回归结果表明，命案率的上升与人口密度、谷物价格或者未整合的谷物市场均有关；而国家力量的增强，则能削弱谷物价格上涨对命案率的正相关影响；谷物市场整合以及地方自治的发展（士绅人数多），能够减弱食物危机导致的暴力冲突影响。这就验证了文章的三个假说：一、人口压力假说，认为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大规模的移民会引发更多社会冲突，除非新的社会规范建立起来；二、生存危机假说，认为谷物价格的上涨威胁到普通人的生存，促使一些人诉诸暴力；三、国家力量假说，即国家至少通过国家权力、士绅作用和市场整合等三种途径来影响暴力水平。
图四 1744-1849年间15个省的面板数据和回归分析
总体来看，1661年至18世纪，人口快速增长和谷物价格上涨或许助长了社会暴力，而稳定增长的国家力量则降低了命案率，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了粮食市场的整合，以及地方自治力量的发展，如此便削弱了人们应对食物危机或其他风险事件的能力，使更多人尤其是那些边缘群体诉诸暴力以求得生存，这就解释了18世纪命案率为何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而19世纪（1820年代后），随着国家力量的减弱，市场和士绅得以充分发挥作用，从而降低了整体的暴力水平，命案率也随之降低。
文章还发现至少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中国相比西欧有着更低的命案率，后者直到19世纪才达到前者的水平。这一计量发现对比较文明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对研究中西差异的学者也有启迪。
随着大量清代档案资料的开放，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关于当时人们生活的传统观点。“康乾盛世”尽管是清朝所经历过最“繁荣”的时期，但它依然有着不断上升的命案率和一般暴力。而要在长时期的个人暴力和经济发展这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获致更全面的理解，则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文章来源：Zhiwu Chen, Kaixiang Peng, Lijun Zhu, 2017, Social-economic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Homicide history of Qing Chin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3, pp.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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