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卢荻：“新质生产力”的挑战

文 | 卢荻

“新质生产力”是近期中国的热议话题。这个概念是《中国制造2025》工业发展战略的更普遍化、更高层次的概括，以及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展望。概念所涵盖的，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代表，指向的是世界范围的新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波、长周期相重叠，或许可以更确切说，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新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推动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不仅是数个单一产业的发展问题，也不仅是好些阐释者所说的整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或数量型）向集约（或质量型）转换问题，而是具有根本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系统变革。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又叫康波周期

政治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文献，依循马克思、熊彼特和后凯恩斯传统的相关理论，正是聚焦于研究技术革命和经济长波所连带的系统变革，积累了成熟的理论构建和丰富的历史分析。这个理论框架，对于研究现阶段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揭示其所涉及的经济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应具重要意义。

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是微电子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前者是精密生产和快速传输的深化，后者则是以互联网为联结的信息采集、处理和智能仿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过渡历程的完成阶段，即是从主导20世纪世界工业的“钢铁加电力”技术范式过渡到“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范式。

“钢铁加电力”范式的特性，是以专用机器设备和标准化元器件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由此再追求愈益精密的生产工艺和流程。这个技术范式可说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生产率进步的源泉，尤其是与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相联系，直至1970年代中期才呈现动能消减的趋势。自那时起，以半导体和计算机快速革新为表征的微电子技术，渐渐呈现出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潜质。

微电子技术在广泛的经济各领域的渗透，起始是深化精密生产，进而是推动灵活生产，即是大规模生产从此前的单一产品走向多样产品。生产设备的革新，从计算机数控机床到弹性制造系统，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广泛应用，正是微电子技术改造、提升各个经济领域的生产工艺和流程的体现。

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将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推至极致，延伸至精准协调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社会需要结构、管理超大规模的复杂物流、降低从微观到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等等。这就是最大限度上发挥了相关的经济各领域的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构成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的推动力。也正是因为规模和范围效益的系统重要性，以及新技术的渗透范围从特定产业延伸至整体经济以至社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就必然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对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决策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技术革命的要义在于“集束型”创新，即是一系列相关产业同步经历激烈的技术变革，这些变革都是不可或缺，而且是彼此相互支持、促进。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资源配置，包括金融部门的投资支持、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组织安排、劳动者团队的技能积累等等，对于实际运作的经济制度是一个严苛的考验。

理论上，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即是在以个人化产权原则为依归的条件下，资本具有内在的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倾向。惟有在体现社会要求的制度的束缚下，资本才会具有追求长远发展的倾向，才有可能趋向技术革命的需要。现实上，在直至今日的整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主导世界经济的却恰恰是个人化产权原则至上的制度安排、资本趋于行为短期化和寄生化，最终表现为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活动、掠夺生产性部门的资源、阻碍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特性是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成为主导，势必推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形成垄断，这凸显出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熊彼特-阿罗对立论题”的意义。熊彼特论题着眼于能力考虑，强调垄断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从而往往是资本倾向长期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阿罗论题着眼于诱因考虑，强调垄断企业会倾向于守护已有的市场权力、攫取已有的垄断租金，从而往往不愿意投资于技术创新。这两个对立论题孰是孰非，或者说，哪一个更有道理？又或者两者能否整合起来？这些都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能够解答的，而是现实之问，关乎现实上如何塑造、调节市场经济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调节的角色和作用。就介入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直接经济活动而言，国家调节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表现在基础科技研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不具直接的短期利润回报，却是技术革命的必需。劣势方面，国家毕竟是与直接经济活动存在距离，不是边干边学、边用边学等分散化学习效应的主体，而这些学习效应却是微电子和大数据的技术革命的直接推动力，在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化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尤其如是。所以，如何合理界定国家介入的边界和形式，这同样需要透过现实上的实践探索。

与此同时，国家不仅是经济主体，而且是代表社会去塑造经济环境、监管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中，塑造和监管的使命，就是要在垄断难以避免的情况下使得相关企业尽量发挥垄断的能力优势、避免垄断的诱因劣势，这也是有待实践探索。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也只是国家的导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超乎经济考虑的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等，这对于国家调节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考虑到大数据具有战略性公共财产的属性，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都是强化了合理构建国家调节的要求。

政治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文献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某个特定的独立自洽的理论，毋宁说是一个兼容多种相关理论的框架，都是聚焦于研究技术革命与经济结构和制度系统性变革的理论。

在微观层面，技术革命的直接承载者是“创新型企业” (innovative enterprises)，即是恒常性地试图突破给定的技术制约，透过创新来维持和强化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制度上，这就要求企业具有驾驭市场的战略控制、整合创新过程的众多利害相关主体的组织、以及促使金融决策对创新过程有长期性承担，都是与个人化产权原则至上的理论截然对立。借鉴这个理论传统，对于研究中国现实和展望未来发展，包括研究不同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高科技行业的多种治理结构和决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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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有赖于超越和驾驭市场调节的主体也即国家的推动，这是“创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理论的主调。这个理论源自从东亚工业化经验提炼出来的“发展主义国家”理论，只是将焦点聚集于技术革命、而不是一般的工业化问题，相应的国家决策和措施，就不仅是扶持性质的产业政策，还包括塑造市场环境、创建和择优分配经济租金以促进产业发展、促成以创新为凭借的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等等。而正如上述，这些措施正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其理论也是有助于研究现实中国的相关国家政策措施、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为。

在系统层面，首先是关于结构条件，大规模生产必须有大规模消费相匹配，这要求投资与消费之间、以及生产率与工资之间必须是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惟此才能维持稳定持续的资本积累。面对垄断企业的强势，这就必须有国家和社会作为抵消力量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和消费水平；面对资本的能力或诱因不足以承担技术革命所需的投资，就必须有国家的引导和支援；面对资本决策和行为短期化以至于投机化、寄生化，就必须有国家和社会的制约。今日中国是一个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包括经济结构和制度都是反映着多元化利益，这就必须借鉴上述这些理论，研究相对于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现实上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在长远和根本的意义上，中国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导向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以此为依归。在这个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何克服“新自由主义年代资本主义”的障碍、如何超越“黄金年代资本主义”的经验；以“技术-经济范式”框架为基础研究中国现实、探索和展望未来，正是与此相适应的一个合理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