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 琼·罗宾逊评马克思: 他的现实感太强了

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在剑桥大学及全球范围内对被普遍接受的正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当时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上，即供给创造其产品的需求（Baumol，1999），但这无法解释产出崩溃和失业的增加。当时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每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和资本，都会获得其产出的边际价值。当时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变化，这为质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正统思想，甚至为挑战正统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提供了机会。

在剑桥大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挑战传统经济理论，关注有效需求为什么没有达到支持充分就业所需的水平。尽管凯恩斯批评萨伊定律，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正统经济学中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创建了剑桥“马戏团”（Cambridge Circus）讨论小组，不仅讨论凯恩斯的理论，还深入研究与失业有关的社会问题(Skidelsky，1992：447)。在这种丰富而活跃的学术环境中，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开始了她重构经济学理论的毕生旅程。她首先完成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Robinson，1969/1933），为在一个缺乏竞争的经济体中理解利润和工资的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她的剑桥同事斯拉法和米哈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采用马克思主义框架进行分析。他们探讨了危机问题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自动调整回平衡的不可能性，将收入分配作为分析的核心。他们都重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学，反对工资和资本回报是由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决定的边际主义观点，而是从资本家会尽可能地从工人身上榨取价值这一观念出发。

罗宾逊成为凯恩斯的友好批评者和支持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她就为凯恩斯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Harcourt and Kerr， 2009：23—32；Robinson，1933a，1933b）。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Keynes，1973/1936）；罗宾逊于次年发表了《就业理论文集》，被回顾性地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个文本”（Harcourt and King， 1995）。到20世纪30年代末，罗宾逊希望将正统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融合，同时也期望马克思使她的经济学更为“现实”，以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问题（Harcourt and Kerr，2009：34）。剑桥大学一些同行认为她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接触仅是短暂的“调情”（Pasinetti， 1987：21），但剑桥经济学派专家克里斯蒂娜·马尔库佐（Cristina Marcuzzo）认为此时罗宾逊已经处于十字路口：她对正统经济学和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都不满意。一方面，罗宾逊仍在探寻一个更现实的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理论；另一方面，她对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概念持保留态度，并对凯恩斯框架内的技术进步性质和长期理论表示怀疑（Marcuzzo，2003）。

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但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润率高企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在罗宾逊时代几十年后，利润分配和危机机制等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相较于简单归因于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品的变化，研究建立在资本-劳动议价能力基础上的非正统观点或许更为合适。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罗宾逊的生平，然后重点讨论她1942年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以下简称《论》）。我将回顾罗宾逊转向马克思的原因，并说明她尝试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哪些见解融入她的后续著作中。接着，我会评论《论》的遗产以及她同时代学者对其接受程度。最后，我将讨论罗宾逊如何看待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尽管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标签化她的工作。

琼·维奥莱特·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1903—1983），在英国萨里郡一个绿树成荫的小村庄坎伯利出生。她的父亲是少将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Sir Frederick Maurice），母亲海伦·马什（Helen Marsh）是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教授和院长的女儿。优渥的家境使她有机会接受私立教育，并在1922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学习。格顿学院是英国首个为女性提供学位教育的寄宿制学院，尽管剑桥大学直到1948年才授予女性学位。1925年，罗宾逊完成学业。1929年，她开始了与剑桥经济学复杂交织的学术生涯，她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初。然而，罗宾逊最初的学术生涯并不明朗。尽管她在剑桥大学的几个学院担任导师（小组教学），但并未获得正式教职。直到1934年，她才获得第一个大学职位——助理讲师，1937年晋升为讲师，1949年晋升为准教授（Reader），1965年晋升为教授。

尽管家庭背景优越，罗宾逊的人生之旅对当时的女性来说也绝非易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大学，女性不能获得学位、奖学金和教职，只有男性研究生才能在管理部门拥有一席之地。经济学领域更是没有女性榜样，也几乎没有女性作者发表经济学的学术论文或书籍。罗宾逊很早就意识到她成为学者的机会渺茫。回顾当时在剑桥的处境时，罗宾逊说她感觉到了“雌雄同体的情感冲突”（Robinson，1932c）。然而，她继承了父亲的坚强和不循规蹈矩的家族特质——她父亲在批评英国政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政策后辞去了军衔（Gooch，1968），她的曾祖父是一位拒绝相信永恒诅咒的神学家。她延续了家族持不同意见的历史，以大胆、无畏和直言不讳的方式在经济学领域开创了非正统思想。

罗宾逊动摇了她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基础：她引入了向下倾斜的边际收入曲线，提出了诸如垄断等概念（Thornton，2004），并质疑了边际分配理论，还推广了凯恩斯的非传统经济学思想。《论》(1942)是她的三部巨著之一，另外两部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和《资本积累论》(1956)。尽管《论》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但就奠定她对正统经济学持久挑战的基础而言，却是最重要的。如果说1933年她对马歇尔价值理论提出了内部批判，那么到了1942年，她在《论》中已经依靠马克思经济学的洞见摆脱了马歇尔主义的正统思想。这本书反映了一位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创始人如何进一步推动了剥削理论的发展。

正统经济学家专注于优雅地阐述次要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工具虽然粗糙，但他的现实感要强烈得多。

——Robinson （1966b/1942）

（一）利润率

罗宾逊对马歇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利润理论都不满意，原因各异。马歇尔学派认为均衡利润率是在没有净新增投资下的稳态，但这并不符合现实。而当时凯恩斯方法虽然考虑了资本积累［如Robinson（1966b/1942：xvii）所讨论的］，但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如果资本家的积累和消费受到剥削以及决定剥削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会怎么样?如果一国总产出中工资和利润的恒定相对份额保持不变，这个“谜团”是来自工会对垄断力量形成的反制力量吗?

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图式介入这一讨论，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石。这一图式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资本家生产和销售商品的目的是获得超过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成本的收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他将经济体划分为生产资本品和生产消费品两大部类。每个部类的总产出可表示为：

y=c+v+s

其中，c是不变资本（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v是可变资本(预付给工人的工资)，s是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力价值称为可变资本，因为这部分用来购买劳动时间的资本最终创造了价值。只有资本家才有储蓄，储蓄来自留存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在每一期，资本家将上期储蓄的剩余价值中的一定比例转成投资，为每个部类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用以雇佣工人的更多的可变资本。总净产出分配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只有折旧和工资是生产成本，而利润、利息和租金都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简单起见，接下来的讨论将省略与利息和租金相关的内容，因而会交替使用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两个概念（除非另有明确说明）。

这个框架为马克思的概念界定提供了基础。支付给工人和支付给资本家的比例分配是由剥削率决定的，这里剥削率被定义为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e=s/v。

在现代经济学中，利润率表示利润与资本存量之比。但在马克思理论中，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相对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总和的比率：r=s/(c+v)。由于马克思的利润是基于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工资支出）构建的，它会受到剥削水平的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给定了剥削率，利润率和工资率便由此推导出来。如果要问是什么决定了工资率，首先必须询问是什么决定了剥削率。通过这种方式，剥削率引导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中阶级斗争的基本力量，从而超越了价格和技术体系的范畴（Harris，1972）。

对罗宾逊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剥削概念是马克思与正统经济学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完成《论》时，她接受了马克思的剥削率的观点，并主张实际工资决定了每个工人所创造的利润，也就决定了资本的利润率。这在20世纪中叶的重工业英国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成本且利润趋于零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然而，罗宾逊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不断探索这个问题。她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机制，在特定技术条件下首先确定利润率，然后实际工资率作为剩余出现；或者相反，利润作为剩余出现(Robinson，1956,1979b)。

马克思还将利润率与“资本有机构成”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有系统性提高的趋势。马克思试图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k指资本有机构成，在这个框架中被定义为k=c/v）来捕捉和衡量这种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意味着不变资本c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可变资本v，换句话说，增长的资本提高了利润，但同时也减少了对工人的支付，这导致了“相对冗余的工人人口”，被称为产业后备军（Marx，1990：782）。

罗宾逊似乎接受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观点，但也持有保留意见。她认为，马克思在论证生产条件的变化会导致利润的下降：也就是说，k的增加会导致r的下降。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这个论证假设了保持剥削率不变。罗宾逊认为，在剥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导致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因而，剥削率是固定的这一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会减少就业并提高人均产出，从而提高剥削率，没有理由期望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相反可能会上升（Robinson，1966b/1942：xiii）。在她看来，马克思既没有解释剥削率可以被视为固定的原因，也没有注意到资本不成比例的增长如何导致实际工资的增长。

《论》吸收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对利润率的正统理论进行了批判。罗宾逊似乎着迷于理解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如何导致截然不同的理论构建方式。尽管如此，直到1951年，在阅读了斯拉法为《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所写的序言后，罗宾逊才理解马克思利润理论的逻辑一致性（Harcourt and Kerr，2009：47）。

（二）投资与失业

在《论》中，罗宾逊还扩展了对失业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她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内容，它们打破了正统教条的结构，并且摧毁了经济学家们习惯性自满地看待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Robinson，1966b/1942：xxii）。在她看来，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引导我们思考供需不平衡的可能性，以及比例失调、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和消费不足(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这引导我们关注投资需求问题和确保资本以适当速度积累的内在机制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投资代表对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部类产出的额外需求。为了保证两大部类之间流量的平衡，我们必须研究劳动在两大部类之间特定的分配比例，这意味着每个部类的劳动“支出”都要以相同的速率上升。马克思意识到实现这种一致性的困难，我将其原因归纳为两点。第一，无法保证就业增速与劳动力增速相匹配。马克思将就业率作为与产业后备军相联系的附加变量引入。在罗宾逊看来，凯恩斯的失业理论作为有效需求失败的表现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得到补充：劳动力供给的增速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所提供就业岗位的增速。罗宾逊还强调，产业后备军是决定实际工资的机制之一，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谈判力量是决定工资水平变动的关键。因此，当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时，它倾向于降低工资率并提升剥削率。

罗宾逊似乎着迷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讨论失业与剥削率的相互作用。她提醒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保持货币工资不变，如果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剥削率，则资本家就会面临工人购买力受限的问题，有效需求无法与生产能力的扩大同步增长，产出中的劳动份额下降。罗宾逊似乎接受了这种危机的概念，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也有同感，但基于不同的逻辑。

第二，投资与消费部门不平衡。这始于马克思认为私人资本家获取利润是生产的唯一动力。与凯恩斯相似，马克思将所有支出分为消费和投资（最初不考虑政府和外国的投资），但强调了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的区别，并假设所有工资都用于消费。如果上一期的部分收入被储蓄起来，或者资本家从他们的利润中囤积货币，总支出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总供给商品的价值就会超过上一期的计划支出。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家解雇工人并减少投资。

罗宾逊对这一点的研究似乎表明她开始接受这个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有当预期有利润时，货币才会被投入生产。否则，货币就被闲置了。因此，投资和预期利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在凯恩斯和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由资本家的活力(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决定。而凯恩斯之前的正统经济学基于充分就业的假设，认为通过均衡实际利率的调节，储蓄率决定了投资率。当然，如果假设了充分就业，这个理论不仅与罗宾逊（Robinson，1966b/1942：65）所说的“现代世界”无关，也与我们的世界无关。

无论如何，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脱离了正统经济学，因为他们都不认为利率是由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他因素：马克思认为这取决于资金借贷双方的议价能力，凯恩斯认为这取决于货币的供求和流动性偏好。对他们两人来说，利率都可能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利率越高，剩余价值流向食利者的份额就越大。在凯恩斯的理论中，由低景气度与低就业导致的货币需求降低，意味着利率趋于下降（Robinson，1966b/1942：68—69）。进一步，凯恩斯认为增加储蓄的行为会减少消费，进而降低收入，反而使得储蓄无法增加。因此，最初的储蓄增加会导致投资率下降，而不是上升。

尽管罗宾逊明确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讨论有效需求问题，但她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许多暗示本可以在凯恩斯之前引导马克思主义者独立阐述有效需求理论。她为马克思没有提出有效需求问题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因为马克思还承认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分离，而这似乎正是凯恩斯体系中危机和失业产生的根源（Robinson，1966a/1948：141）。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积极学习当时以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这也可以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研究提供基础（Robinson，1966a/1948：141）。

（三）剥削

跟随马克思的思路，罗宾逊认为，资本积累和前所未有的财富水平是联合生产和专业化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但工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并没有享受到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Robinson，1966b/1942：3）。她强调，当马克思把工业的净产出分成工资和剩余价值(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时，他提出的不仅是一种分配理论，还是一种剥削理论。然而，有趣的是，罗宾逊并不接受劳动价值论，而是选择将价值理论与剥削理论分别看待。

剥削是罗宾逊1933年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1942年的《论》中重要的分析范畴，但这二者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在1933年，她展示了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现实中经常发生），工人的工资低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价值。当时她是一位“分析乐观主义者”，正如在她1932年的小册子《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Robinson，1932a）中所表述的，她仍在为马歇尔的分析工具和通过假设来形式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进行辩护（Marcuzzo，2010）。她将剥削定义为“劳动报酬低于其应得工资”的情况（Robinson，1969/1933：281—282），但她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阶级斗争和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讨论。

在1942年的著作中，罗宾逊重申了她1933年的论点，认为影响劳动在总产出中份额的主要因素是不完全竞争的程度，尤其是消费品市场的卖方垄断和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她认为，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小缺陷，而马克思则专注于更为重大的问题，揭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产品分配背后的不同力量。罗宾逊还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和危机相关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是由社会和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稀缺生产要素的报酬。对罗宾逊（Robinson，1966b/1942：80）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讨论系统的性质，但都不能完全解释单位产出的边际利润是如何决定的。

到《论》发表的时代，罗宾逊对经济学的分析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关系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她在该书开头明确表示要将马克思经济学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她对马克思的概念和比率进行了“修正”，使之不仅为学术界理解，还能够得到经验检验。然而她早期的“分析乐观主义”转变为更清醒的认识：正统经济学家扮演体制辩护者的角色，而马克思则希望加速体制的灭亡。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清楚自己的目标；而正统经济学家却没有：他们以这种方式撰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写作方式，他们自认为具备科学的中立性（Robinson，1966b/1942：1）。

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了科学客观性的乌托邦并对此直言不讳，这引起了罗宾逊的注意。她强调了马克思提出的即使是代数公式也具有政治含义的观点。例如，马克思坚持使用剥削率的表达式为s/v（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而不是s/(s+v)。罗宾逊（Robinson，1966b/1942：22）写道:这两个公式完全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但是表达了对资本主义过程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比率s/v，表达了“劳动者被排除在其劳动产品之外”的“事实”；而比率s/(s+v)，则表现了“虚假的关联，其中劳动者和资本家按照各自对产出的贡献比例分配”。在《论》中，罗宾逊探讨了能否将经济分析与道德因素和意识形态分离。她在一处脚注中对在现代理论影响下“剥削”概念的演变表示好奇。马克思认为劳动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资本需要获得净回报；而正统经济学则认为，劳动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其报酬低于完全竞争下的工资水平。罗宾逊认为，在正统经济学中，道德因素和分析性因素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混淆了（Robinson，1966b/1942：77）。

总的来说，我们对马克思的尊敬并没有增加，但我们对旧正统经济学的尊敬却有所减少……

——Harrod（1942）

罗宾逊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明显的区别。她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解决“学术领域中完全空白”问题的起点，这些问题包括增长与停滞、技术进步与劳动需求、经济扩张中的各部类平衡等（Robinson，1965a/1962：149）。罗宾逊还认为，即使在短期分析中，马克思也预见了凯恩斯的许多理论，从而以马克思为出发点可以为凯恩斯省去“很多困扰”（Robinson，1965b/1964：96）。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可以长期处于就业不足的均衡状态；而对马克思来说，这种“非最优结果”会表现为危机，尤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罗宾逊认为这两种理论与她所谓现代危机理论非常相似。马克思关于失业劳动者后备军的理论，以及他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部类关系的理论（表明了消费的限制），促使她对凯恩斯关于失业和有效需求的理论进行了扩展。

借助马克思的理论，罗宾逊得以研究与长期积累相关的问题（Robinson，1980），这是凯恩斯仅略微涉及的领域。在讨论投资的动因时（她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她试图了解哪种投资理论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投资是否主要受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她感兴趣的是，对马克思而言，资本如何参与剥削过程，以及剥削如何在长期内产生利润。简而言之，要扩展凯恩斯的长期分析，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利润概念。她开始了一条挑战正统理论的漫长道路，即利润率决定资本使用量的价格这一观点。

关于罗宾逊（Robinson，1953）试图解决总生产函数中资本测量问题的尝试，马克思关于资本总供给和资本利润率的思想对其产生了关键影响。在马克思理论的帮助下，罗宾逊认为在长期中我们无法避免“资本测量”的问题（Marcuzzo，2018）。她在1953年指出，当资本数量因工资和利润的变化而改变时，新古典主义未能区分生产给定产出的条件变化与资本价值的变化（Robinson，1953：125）。罗宾逊在1942年提出的这一观点可以被视为“剑桥资本争论”（Groenewegen，2003）的起点，这场争论是指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经济学家之间关于资本是否可以在总生产函数中被有效定义的一场长期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概述，参见Cohen and Harcourt（2003）］。

罗宾逊从马克思经济学那里获得了重要洞见和动力，这促使她远离马歇尔经济学，转向更加古典的研究方法（Robinson，1951：3—28，1956，1973c：247—248）。她后来拒绝了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对凯恩斯与古典理论在IS-LM模型下融合的尝试，而是试图通过卡莱茨基和斯拉法来将凯恩斯理论与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Marcuzzo，2010）。这一行动使她在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中被普遍视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推动者。

罗宾逊的《论》在正统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都引起了争议。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作为凯恩斯剑桥“马戏团”的一员和当时英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罗宾逊撰写《论》的过程中，与其有持续的交流。多布对将马克思语言翻译为经济学语言持怀疑态度。他在1941年给罗宾逊的信中写道：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模式是理论含义的重要部分，在翻译中肯定会误解（甚至扭曲）原意，这是思想史学家常犯的错误（Dobb，1941）。多布对罗宾逊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或任何与之相关的理论都不能仅仅简化为逻辑演绎命题。

凯恩斯对罗宾逊的回应则是：试图理解实际上没有意义的东西，本质上是无聊的（Keynes，1942a）。他还提到，如果马克思假设资本不是稀缺资源，从而将风险之外的折旧视为资本的唯一成本（Keynes，1942b），那么马克思将面临更少的困难。

此外，罗宾逊对劳动价值论的反对使她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敌人（Robinson，1978/1955：276）。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应用研究价值。在1942年的著作中，她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完全是教条主义的。在《论》1966年的版本中，她重申价值概念本身缺乏操作意义，是一个强大的形而上学概念，而剥削率则不是（Robinson，1966b/1942：xi）。她认为剥削率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定义问题（Robinson and Eatwell，1973：29）。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她对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认为她误解了马克思，未能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性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Namboodiripad，1973；Jackson，1943）。罗宾逊只是将价值理论视为相对价格理论的一部分，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体系的核心”（Robinson 1966c/1950：148）。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在价格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而忽视了剥削问题。她的解释被看作试图将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分开，从而将马克思理论翻译给主流经济学家。

马克思的思想根植我心。

——Robinson（1953）

罗宾逊（Robinson，1973b：x）晚年回顾她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相遇时表示，她认为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从均衡的角度思考。她指出，马克思对利润和投资的短期下降提供了长期分析，但他并未从均衡的角度进行思考。相反，马克思着眼于经济的动态特征，探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导致经济过程的持续变化，从而使得经济系统随时间推移走向不均衡。罗宾逊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要认识到经济概念和经济关系都受到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更要区分历史时间和逻辑时间。她后来提出（Robinson，1979a/1977：57），历史时间是从黑暗的过去走向未知的将来，而逻辑时间仅仅是黑板上从左到右的推演。如果承认经济活动存在于时间中，那么我们的经济分析就必须考虑逻辑时间和历史时间理论之间的差异。

罗宾逊虽然接受了将经济学道德化作改善世界的手段（这也是她所接受的马歇尔经济学教育的遗产），但她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对现有经济体系的批判不仅仅是道德上的反感。马克思将周期性的危机和贸易周期都视为系统内部根深蒂固的、不断恶化的疾病的症状，这与正统学者自满地宣扬的“在所有可能的最佳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一令人沮丧的教条形成了鲜明对比（Robinson，1966b/1942：5）。对罗宾逊而言，马克思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恐惧，但同时也带来了希望。

罗宾逊的激进思想确实在她遇到马克思甚至凯恩斯之前就已经形成。在她1953年的文章《重读马克思》中，她通过《一封凯恩斯主义者给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开信》表明，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之前，当然也就是在她开始研究马克思之前，她已经是一位“左翼凯恩斯主义者”了。她“在遇到马克思之前”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挫败感与批判性思考，促使她宣称马克思的思想根植于她心，而这并不需要依赖黑格尔理论或复杂语言（Robinson，1953：20）。

我相信罗宾逊对马克思的批判和赞扬都是试图将马克思的理论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真诚尝试，目的是帮助宏观经济学家和应用宏观研究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概念。罗宾逊（Robinson，1966b/1942：xx）相信肯定存在一种可以促进双方对话的语言。有些学者喜欢强调罗宾逊在结合宏观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时摒弃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包袱，但实际上，罗宾逊试图从所有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意识形态，这不仅包括马克思，还包括马歇尔和凯恩斯。她总是警惕于区分作者的意图和其理论。罗宾逊（Robinson，1978/1955：71）写道：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不经意间显示了其优点。马歇尔虽意在赞扬资本主义，却无意中暴露了它的缺点。凯恩斯在证明采取补救措施以应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必要性时，也展示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潜在风险。

在我看来，罗宾逊对马克思的研究就像她对待任何研究对象一样，既承认其优点，也指出其不足，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她对经济理论的兴趣不是出于抽象意义上的追求，而是基于这些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我不会将罗宾逊归为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思想流派。她是一位拥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渴望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学，并愿意四处寻找合适的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