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 | 技术进步何以产生：基于技术进步的四个理论视角

     本文以“技术进步何以产生？”这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切入，梳理归纳了有关技术进步的四种代表性理论视角：市场视角、国家视角、企业视角和网络视角，并就不同视角下影响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行为逻辑、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对比分析，丰富强化了对技术进步的认识，为技术进步研究者和行动者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挑战。当然，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该文具体如何，还有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

  作者介绍 

技术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既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就经济层面而言，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技术进步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据研究，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至少有五分之四应归结于“技术进步”，而非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就政治/军事层面而言，一个国家在工业和技术层面应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有必要），而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通常是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技术如何进步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少被深入研究，经济学家一度将其视为偶然的、不可测的外生因素。直到阿罗修正了技术外生这一假设，强调“干中学”的重要性与技术的累积性。罗默则进一步提出“内生技术进步”，指出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有意识的行为。从此，更多学者开始试图打开技术进步的黑箱，研究技术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技术内生观点将技术 进步视为经济行为人因应激励的结果，而激励可能来自市场、政策等。围绕这些因素，形成了非常多的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概括起来包括市场视角、 国家视角、企业视角以及网络视角。

市场视角强调市场对于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向市场主体发送信号，使其决定是否进行创新，并引导资源配置，推动技术进步的实现。

熊彼特是较早研究技术进步来源的学者。熊彼特早期认为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以及为了追求创新利润而进行的经济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熊彼特发现技术更多源于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且垄断企业相比小企业更能推动技术进步。他指出垄断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力量，积累更多的利润，从而为技术进步与创新提供资源，并更有能力抵抗技术研发过程中的风险。基于熊彼特的垄断假说，更多学者讨论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阿罗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垄断市场结构使得企业在不进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也 能获得足够的经济租，反而缺少技术进步的动力。但也有学者指出中等竞争程度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创新。因为企业进行创新必须同时拥有两大动机：一是基于垄断前景能够获得垄断利润；二是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能提供其中一种，前者缺乏竞争压力，后者缺乏持续获得垄断利润的保障。因此，二者均不利于创新，尤其是突破性技术创新。

以上研究观点/假说都能在实践中找到经 验支撑。既有研究检验了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部分产业支持垄断假说，部分产业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更具创新动力，或者呈倒U型曲线而非线性关系。还有学者从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技术变迁中发现，技术进步可以发生在具有不同市场结构的国家，如早期英国比较符合完全竞争假定，而美国、德国等则更为符合垄断假说。

市场规模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希克斯较早提出需求拉动说，格瑞里奇和斯穆勒分别基于美国杂交玉米技术和铁路等行业的研究，证实了需求对技术扩散的拉动作用，而且影响 了技术发明方向。厄特拜克进而指出，在很 多领域中，60%到 80%的重要创新是根据市场需求和需要进行的。不过，市场需求需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够让企业家有意愿投资技术进步。范红忠分析了市场需求规模影响技术创新的三个机制：一是可以分摊研发成本，提高研发赢利的预期水平；二是影响市场结构，进而影响厂商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三是通过影响国家创 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微观创新环境，进而影响长期的技术创新效率。不过，市场需求规模常常为国家所主导。英国曾依靠强大的海军主导国际市场规模，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手段对市场规模的控制能力，长期占据技术主导地位。相反，欧洲小国家因国内狭小的市场规模以及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主导权，自主研发受到限制，只能选择与工业大国进行合作性研发，且“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越靠近商业运用，欧洲小国所处的地位也就越不利”。

国家视角认为技术进步并非只是市场的产物，而是受到政府行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自18世纪末开始，后发展被作为“问题”提出，一批政治家（如汉密尔顿）、学者（如李斯特、格申克龙等）开始思考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先进国家，为国家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

根据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程度，本文将其区分为四种类型：完全放任型、监管型、积极介入型、计划型。完全放任型模式下，国家完全不介入市场和经济活动，由市场自主发育并调节秩序，形成对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国家与市场是完全独立运行的两个系统。监管型模式中，国家关注经济竞争的形式、程序和规则，并提供公共物品，但不关心经济活动的具体事务。积极介入型模式中，国家不仅影响市场而且通过产业政策等形式“挑选赢家”，干预技术进步过程。该模式并非将市场剔除，而是“国 家+市场”，差异在于国家多一点还是市场多 一点（但因很多国家理论学者为了批驳主流经济学，过于强调国家，以至于后来者误认为该理论框架中只有国家）。计划型模式由中央政府对经济实行管制，直接介入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这种介入是全方位、具体到生产运营细节的。换句话说，这种模式“有国家无市场”。四种模式中，其两个极端（完全放任型模式和计划型模式）较少存在，最普遍的当属监管型模式和积极介入型模式。

负有“追赶”任务的后发国家，面临着诸多因落后造成的后发劣势，需要政府承担更加 积极的角色，而不仅是作为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自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部分学者对此津津乐道，认为后发国家可通过模仿快速赶超技术先进国家。然而，相比后发优势，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过程中面临着更多障碍。如，缺乏 技术进步所需的资本且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社会基础进行资本积累、因技术主导权带来的市场劣势、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等。而且，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影响后发国家所面临后发劣势的程度——越晚进行技术追赶的国家，后发劣势也被成倍放大。若没有政府系统的保护和支持（政府投资、指导等），落后国家很可能被剥夺发展机会，难与先发国家竞争。

在实际追赶过程中，因面临不同的初始启动条件（如资源、能力）、落后程度、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机会的差异等，以及在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如何发展技术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后发国家在介入的模式、深度、路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见表1）。模仿学习型与自力更生型皆以实现技术自主为目标，其政策主要瞄准于本土企业，鼓励、保护、刺激他们形成本土技术能力。但二者也存在区别，如在初始技术获得方面，前者通过模仿引进技术获得，后者则主要通过自我积累获得。技术依赖型模式不打算发展本土技术能力，希望通过引进并利用外国技术进行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其政策体系一方面促进本土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但不将其作为技术担纲主体；另一方 面吸引和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机构专注外资企业结成发展同盟。结果是产业呈现出 越来越高科技的面貌，但缺乏自主创新对工业的贡献。一旦外资撤出，技术短板就显现出来。“自由放任”型相信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力量（见市场视角部分），国家介入（监管）不是以技术为目标，而是以“自由”市场为目标。后两种模式都可能走向依附型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可能发生转向，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从自力更生型转向模仿学习型，爱尔兰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扭转其之前实行的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政策。然而，政策制定不能等同于效果的达成，目前讨论国家干预效果主要有三种路径：

一是国家能力。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并有效执行政策，需要相应的结构性条件作为支撑。早期研究侧重强调强国家特征，包括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官僚组织、国家高度自主等。埃文斯的“嵌入性自主”则让过度自主的国家与产业部门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发生联结。发展机构具有自主性又不脱嵌于经济与社会，一方面有利于形成政策网络，另一方面约束国家的掠夺冲动。

二是产业政策类型。经典发展型国家理论主张选择性产业政策，但有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认为应当雨露均沾，实施普遍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可避免资源耗散，但有赖于国家“挑选赢家”的能力；普遍性产业政策不针对特定的行业、企业和技术，更加公平，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撒胡椒面”往往收效甚微。因此，现实产业政策可能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普遍性产业政策的结合。

表1：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模式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三是干预阶段。发展型国家理论早期便与发展落后联系在一起，之后则将其作为理论前提悬置起来。近年来，有学者重拾“发展阶段” 假说，考察国家干预在不同发展阶段生效（失效）的机制。“发展阶段”假说认为，国家干预在落后阶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存在模仿对象，然而在创新阶段失去参考标准，无法有效甄别产业以及监督落实。但这忽略了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国家干预的事实，从而导致干预失败。以美国为例，其常被认为是监管型国家的典型，然其实际所为远不止于此。美国政府作为企业家、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身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包括半导体、互联网等高技术产业的兴起。这种创新干预打着“国家安全” 而非“经济增长”的旗号进行（军工联合体模式，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无论市场、政府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有多大、影响方向为何，实际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是企业。企业的性质、行为和活动决定了激励（包括来自市场与政策的）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企业视角试图打开被市场视角和国家视角视为“黑箱”的技术进步实际发生过程。从企业层面而言，技术进步是企业通过对人、资金等的动员和组织，借助技术学习和知识积累策略，改进既有技术以及生产新技术的过程。

概括起来，技术学习策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基于既有技术的技术学习；一种是基于新技术生产的技术学习。基于既有技术的技术学习策略包括干中学、用中学、模仿创新。阿罗基于美国飞机制造业的案例提出了“干中学”效应，即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生产率随着劳动者经验的成长而提高。但经验积累的方式并非只有干中学，还可以通过 “用中学”，在产品使用过程中进行，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对于技术追赶者，在其发展初期往往需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反求工程等进行模仿学习。这些策略均基于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成熟度，解释不了最初技术来源。阿温·杨修正并扩展了已有的干中学模式和发明模式，提出了有限干中学与发明的混合模型(hy-brid model)，并指出只有持续的技术生产才能维持不断的干中学。

此后，学者们研究了技术变革路径、技术能力积累轨迹等问题。多西以“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 的概念分析技术演进机制。艾伯纳西和厄特拜克提出三阶段模型(fluid→ transitional→ specific)描述技术的动态过程。不过，该动态模型适用于从自主研发开始的发展模式，不适用于大多数从模仿学习开始的后发国家技术发展路径。因此，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们扩展技术能力建设框架，以理解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经验。还有学者侧重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模式、资源分配模式，揭示技术进步的真实历史过程。知识和技术不是生产活动的无成本的副产品，技术学习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资源分配。企业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确定相应的技术学习策略。因此，组织结构、公司治理，以及企业决策者的管理理念、对技术和组织的理解与认知等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金麟洙分析了韩国企业内的组织动员，指出受薪工程师以及管理人员在组织实施技术学习与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揭示了企业技术能力的构建过程。基于中国经验，路风等人认为产品开发平台、组织系统对于后发国家企业进行技术学习和相关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取得技术自主的领域都在产品开发平台保持完整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高铁；而那些放弃或者产品开发平台被边缘化的技术领域，本土技术能力积累缓慢甚至停滞，如大飞机。

随着技术的复杂化，技术进步不再是个别企业努力的结果，而是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等行动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网络视角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

一是关注政产学研组织间关系。该进路着眼于企业与一系列非市场机构（如大学、公共研究系统、技术协会、技术资助机构、政府等）之间的系统互动和相互依赖。弗里曼通过对日本的技术发展进行研究发现，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技术进步是由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推动的，它们研究通用性的基础理论，或生产具体应用型的技术，并在网络间形成一种“知 识流”。据此他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即“一种由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构建的网络，一切新技术的发起、引进、改良和传播都通过这个网络中各个组成部门的活动和互动得以实现”。尼尔森则扩展了弗里曼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他指出除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制度行动者之外，还包括技术协会等专业团体、政府和私人的资助计划，共同构成合作创新系统。

二是关注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用户之间联系。伦德瓦尔指出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信息流动有助于技术学习和创新：首先，用户为生产者提供需求相关的信息；其次，生产者为用户进行安装并合作试运营，此间可能为用户提供培训；再次，生产者通过用户反馈的信息流对新产品进行改进。研究表明，10%到40%的用户在开发或改进他们使用的产品等创新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意义上，创新不再是生产者内部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用户与生产者之间互动的过程。“生产者—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到国家规则、生产制度等的影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有组织的市场”。其后，伦德瓦尔等人将“生产者—用户”关系的讨论扩展到了对供应链以及生产者与科研、金融和规制等部门的关系。这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互动机制，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条件。

三是关注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间关系。在全球化兴起之前，技术进步的网络现象几乎都发生在国家边界之内。而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化，技术进步的网络开始跨越国家，形成“全球生产网络”。控制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大企业。各国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对本土企业能否有效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并提升技术能力有着深刻影响。日本、韩国等采取让本国企业保持独立性的技术、资本引进政策，使其免受跨国公司的控制，从而迫使本土企业在技术学习中采取主动和发挥中心作用；相反，一些国家因跨国企业没有与本土产业建立起牢固联系，仅仅利用其廉价要素作为代工组装地，则本土企业很难获得较大的技术进步，马来西亚、巴西等国正是因此而造成本土技术进步缓慢。

网络这一重要的交互形式，并非在所有的行业和技术中都一样；而各行动主体在某一行业或技术中的重要性也存在差异。如大学在计算机行业的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飞机和钢铁行业作用则没那么明显；政府资助在飞机、半导体等行业中比在另一些行业更重要。因此，网络不一定是万灵药。此外，由于市场和网络自身没有产生规则的权威，通常需要通过国家建设来实现，故而协作的实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

本文梳理了有关技术进步的四种理论视角，它们在讨论影响技术进步的行动主体、行为逻辑、相互间关系以及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关于谁是（最优）“技术生产者”的问题，市场视角与国家视角产生了巨大分歧：前者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够有效实现技术进步；而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并非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广泛受到政治、社会等因素影响。国家与市场孰优孰 劣的争论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复拉锯。但二者均不讨论技术的生产过程，将企业行为视为 “黑箱”。因此，企业视角致力于揭开“黑箱” 盖子，剖析企业是如何组织和实施技术创新的。网络视角则将更多行动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纳入分析框架。四种视角就像一面透视技术进步的多棱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技术进步的理解。

它们各自也存在一定缺陷：市场乃“普世真理”的信条及其对国家负面角色的预设（或者说想象），无益于讨论国家在真实世界中的作用，也遮蔽了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诸多劣势；国家视角经常为了“找回国家”而过于强调国家，忽视了对市场的分析；企业视角和网络视角主要关注技术生产的微观过程（前者主要在组织层面，后者主要在主体间关系层面），较少关注到影响企业、企业间以及其他行动者之间行为的更宏观因素，如政治等，故而也未给予后发展问题以充分关注。

近年来，随着国家间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行动起来，积极通过国家战略支持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国家干预不仅在后发国家大行其道，而且在欧美发达国家也重新被审视和运用（或者说隐藏的国家干预又逐渐显性化），以应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国家间的激烈博弈不断重塑技术交流与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逆全球化趋势给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同时也给国家干预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空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家作为技术进步行动者的命题将成为富有吸引力同时也极具挑战性的议题。未来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关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发展至今，一方面可以看到我国技术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至于美国将我们当成一个（潜在的）强劲对手而不遗余力以打压；但另一方面在很多技术领域（尤其是核心、高端和基础技术）显得较为薄弱。这种技术发展局面是如何被国家与市场塑造的？中国的经验复杂多元，国家与市场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存在差异，从而生发出一些基于经验直觉但也不乏理论意义的命题，但需要更加严谨、客观的研究。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经验值得细致挖掘，为正在兴起的后发国家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跨国比较研究。首先是后发国家间的比较。为何有的国家能够从模仿走向创新，而有的国家则被锁定在模仿阶段？不同国家间的技术发展路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大多数研究多是个案剖析，缺乏后发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其次是技术先进国家与技术追赶国家间的比较。它们在介入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尤其在创新阶段中，技术先进国家如何在技术发展方向不确定的情况下实施有效介入？这对于那些已经/即将进入技术赶超阶段的国 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