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赵峰等：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作者简介】赵峰（198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央马工程专家，《政治经济学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秘书长；姬旭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冯志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赵峰,姬旭辉,冯志轩.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8):64-73.

国民经济核算是按照一套既定概念方法对一个国民经济总体所进行的系统定量描述，它描述了一个经济体结构、形式和发展的系统的情况，提供了判断国民财富的发展水平及其成败原因的客观基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需要依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所提供的材料。

现代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账户体系（即SNA体系）是直接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为基础，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方法论基础建构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念体系和整体分析框架与之存在根本的、重大的分歧，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核算体系无法为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提供准确的材料。

主流的经济核算体系混淆了生产活动与社会消费，将诸如交易、金融、政府管理等消耗生产部门创造的新财富的活动都计入经济体的总产出，这样就严重地扭曲了对实际经济总量的核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对于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的理解同主流经济学不同，而且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SNA体系下也没有直接对应的核算项目。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纯理论研究，很难进行经验研究。仅有的一些经验研究也都是采用新古典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数据进行。因此，本文试图根据谢克提供的方法从中国已有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出发，在其基础上进行选择、提取与修正，在投入产出表与马克思主义核算体系之间建立一个映射，以此来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民账户的方法。

二、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1.经济活动的分类

在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活动有四大类：生产、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再生产、个人消费。在这四大类活动中，只有第一类才是生产性活动，其他三类属于消费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与再生产”活动虽然包含有人类劳动，但这些劳动要么实现对使用价值的转移，要么消耗掉使用价值，其本身并不创造新的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这两类活动同“个人消费”类似，属于“社会消费”。销售、广告、经营管理等活动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所产生的费用是资本组织生产和流通过程所需要的“非生产性费用”，是使资本积累得以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费用，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费用，它们是资本所占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在第一类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中，仍需要区分其中对于资本来说是否是生产性的劳动。生产活动根据其劳动的目的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为直接使用进行的生产（如家庭的生产和小农经济生产）、为销售并获取收入进行的生产（如小商品生产）、为销售并获取利润进行的生产（如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只有最后一种劳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劳动力与资本进行交换之后的劳动，它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与价值，还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有它对于资本来说是生产性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的方法

传统的生产账户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投入产出账户。由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旨在考察产品的最终使用，它只注重划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等的净产品，而投入产出账户包括了不同行业的产品投入，它不仅可以得到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主要的总量，而且可以说明中间投入的构成和经济中各行各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我们选用投入产出账户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民账户的基础和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核算法的变量主要有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剩余价值 S；与其相应的投入产出表所核算的对象为中间投入、工资、利润（M、W、P）。投入产出表的总产出（GO）、增加值（VA）、最终使用（TFU）、总投入（TI）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核算的总产品（TP）、价值增加值（VA）、最终产品（FP）、总价值（TV）。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对应关系所示。

表1  变量关系对应表

注：其中 U 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核算生产投入的劳动价值，NP 为必要产品，SP 为剩余产品，U、NP、SP 分别是其相应的货币形式；CON 为消费，I 为投资，也即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总产出 GO 为 Gross Output、最终使用 TFU 为 Total Final Use、总投入 TI 为 Total Inputs。

根据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惯例，上半部分的行向上的各个栏目记录了各个部门产品的使用去向，左半部分的列向上的各个栏目记录了各个部门生产过程的投入结构，除了中间投入外还有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类生产要素及其获得的报酬，投入产出表的四个象限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投入产出表的四个象限

为了能够更方便地从投入产出表导出马克思主义经济核算，我们从“使用方”和“收入方”两个方面建立投入产出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核算的映射，分别对应投入产出表的行向和列向栏目。我们把投入产出表中各类经济部门概括性地划分为基本部门、第二部门、外国贸易部门和非资本主义劳动活动部门。

基本部门：直接涉及国民总产品生产和实现的部门（生产部门和交易部门）

第二部门：起源于基本部门的价值和货币的再流通（如金融部门、土地或矿产等的租赁、税收、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等）

首先，我们进行基本部门的核算。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批发和零售，生产部门产品的广告促销活动、租赁活动以及实现这些交易活动的运输。交易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它同生产活动一起实现了总价值和总产品。在只包含基本部门的经济中，交易部门的活动是对生产部门所生产产品的一种消耗，交易部门的中间投入、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能计入经济体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中，它们都应并入我们所核算的剩余价值里。

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生产—交易两部门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如图 1 所示，用数字来说明在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如何对生产和交易部门进行经济核算。 

图 1  生产—交易两部门投入产出表示意图 

这个两部门经济中，一个部门是生产性的，另一个部门是非生产性的，即交易部门有助于实现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其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它的活动结果是耗掉了经济体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在上述投入产出表中，经济体的不变资本是生产部门的中间使用 A1+A2，而不是投入产出表核算的中间投入总和 A1+A2+C1+C2；可变资本是 B，而不是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工资总额B+C3；剩余价值是 C1+C2+C3+C4+ C5，而不是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利润 C4+C5。

其次，我们来分析第二部门的核算。生产和交易部门直接从产品的售卖中取得收入，而基本部门实现的价值会通过在基本部门向第二部门的一系列转移使这部分价值再流通，它包括货币、信用、专利等使用权的再流通。

由于第二部门收入的实质是这些转移，它的原始来源在第一部门的账户中已经被计算过了，就不能作为“产出”而再次成为总产出的一部分。第二部门是总交易的一部分，而不是总价值或总产品的一部分，在总产品和总价值的核算中必须把这一部分除去。

由于中国的土地和矿山等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土地、矿山等使用权的租赁，所以在中国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中，属于第二部门的只有 I 级部门分类中的“金融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两个部门。这些活动都是非生产活动，它们消耗掉一部分基本部门生产出的社会产品而不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其“产出”并不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消费”的一部分，不计入总价值和总产品。 

再次，我们来分析非市场经济形式的劳动部门的核算。非市场经济形式的劳动部门不在我们所建立账户的核算范围内，在生产性劳动中，以直接使用或获取收入为目的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劳动都是非市场经济形式的生产劳动，例如我国的农业生产劳动、家庭劳动和小商品生产劳动，总价值和总产品的核算中不应包括此类劳动。 我国的农业生产部门、居民服务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大都为非市场经济形式的，也不在我们所建立的国民账户所涵盖的范围内。 

以中国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为例，在进行社会总产品和总价值的核算时需要把表中“金融业”、“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去掉，这样我们核算的总产品和总价值将小于投入产出表的总产品和总投入。

核算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时只包括生产部门的投入、工人的工资，它们分别小于投入产出表中生产部门、交易部门、金融业、居民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些部门合计的“中间使用合计”栏、“劳动者报酬”栏。这样，剩余价值将大于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利润即“营业盈余”，剩余价值率也大于利润率。

另外，由于一部分资本通过折旧的方式转移进产品价值中，所以我们将投入产出表“增加值”中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不变资本中。为了得到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核算的方法，我们对投入产出表的整理和划分如图 2 所示。 

图 2  投入产出表整理与划分

我们对上图进行代数总结，就可以得出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的主要经济变量，见表 3 。

表 3  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核算的代数方法 

①总消费等于生产性工人的消费 CONp、非生产性工人的消费 CONnp、资本家的消费 CONC 以及政府消费 G 之和，减掉生产性工人的消费后即为(CONWnp+CONC+G)。

政治经济学账户核算的经济变量与投入产出表核算的相应变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我们核算的总价值 TV 小于投入产出表的总产出，差额为图 2 中的 GOnon；不变资本 C 也小于“中间投入”总和；可变资本由于只包含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它也小于投入产出表的“劳动者报酬”总和；而剩余价值与“营业盈余”由于各自涵盖的范围不同，无法单纯从上述图表中得出二者的大小关系。

三、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中国的计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面所讨论的方法，我们对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整理和计算，分别取得了这些年份的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主要的经济变量，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计算结果

为了便于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我们以 1987 年为基年，通过除以各年同 1987 年 GDP 平减指数的比值，把余下六个年份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总价值从当年的现价化为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的可比的量，处理之后的这些变量的变化情况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剔除价格因素后的 C、V、S、TV

我们发现，从 1987到2007 年，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总价值都不断增加。从1987－1992 年不变资本的增速大于可变资本，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后在 90 年代里资本有机构成基本呈下降趋势，直到 2002 年又超过 1997 年，并在 2007 年急剧增加到 7.46，远高于以往年份。而剩余价值率除了从 1987－1990 年是下降的之外，其余的变化趋势同资本有机构成一样，都是在 1992 年达到最高后逐渐下降，到 2002 年开始回升，并在 2007 年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利润率的变化情况

通过一个简单的假设——非生产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工资率相同，我们就由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同两部门劳动者的总工资之比得出了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值的估计值，从图 4 中可看出从 1987－2007 年这 20 年间它基本都围绕着20%水平上下波动。 

通过对计算出的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这 20 年来创造了大量新增价值，社会资本存量也有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虽然剩余价值率在这 20 年间有升有降且保持在 2－3 左右，但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却从 0.45 万亿扩大到了 9.78 万亿，特别是 1997－2007 年间剩余价值率逐步攀升，说明我国在不断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存在收入分配倾向资本、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 

本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是从经验数据验证了马克思认为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即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根据我们的计算，从图 4 可以明显看出，利润率在 20 年中整体呈下降趋势，从 1987 年的 0.27 下降至 2007 年的 0.14。其中个别年份出现了利润率提高的情况，实际上，一般利润率的动态是一个非连续的持续波动过程，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将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解释为一般利润率的“连续下降”过程，因为“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

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发挥作用的时间是“长期”，在某段时期内利润率有可能受到那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影响而在一定时期内短暂地表现为上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发挥作用并不与在一段时期内一般利润率上升的动态相矛盾，这种上升是生产关系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起反作用的那些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促使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因素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是主要的矛盾，而那些起反作用的因素是稍微次要的矛盾；而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本身是这些矛盾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因此实际利润率也必然最终表现为下降的趋势。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利润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同资本有机构成呈反向变动关系，从图 4 我们发现，在 1987－1992 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确实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在 1992 年之后，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并没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对于这个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相符的情况，我们试图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寻找答案。

置盐信雄认为，资本家引进的技术创新并不一定能降低一般利润率，而实际工资率是影响利润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转而考察剩余价值率的情况，剩余价值率越低，新增价值的分配就越倾向于劳动，从而劳动者报酬份额越高。图 4 中 1992－2002 年这段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和提高正是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相同时期的下降和上升：1992－1997 年期间剩余价值率大幅度下降，从 3.48 下降到了 1.81，下降了 47.9%，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和对工人阶级剥削率的降低的结果是“对利润率的一种侵害”，利润率从 0.21 下降到了 0.13，下降幅度为 38%；而 1997－2002 年期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分别上升 5.5%和 7.7%，这与 1997 年之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有很大关系。

根据谢富胜、李安、朱安东的研究，除了资本有机构成外，利润率还与产能利用率有关，我们通过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与生产部门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来近似地估计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关系，则利润率应该与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呈反比。所以，2002－2007 年非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的下降使利润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一时期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提高又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2002－2007 年表现出来的基本保持稳定不变的利润率水平有可能是这两种相反力量抵消的结果。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讨论了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其行列进行增删调整获得中国相关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变量的方法，并利用这一方法对 1987－2007 年中国政治经济学主要国民经济核算变量进行了计算，获得了其趋势，我们认为，总体而言这20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论断，但是在具体年份上存在一些波动。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根据本文的工作，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进行实证分析，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波动情况，并进行一些国际横向的比较。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国外已经有一定的讨论，本文对这一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我们所讨论的方法由于投入产出表每隔数年编制一次的局限，没有得到逐年连续的数据，而实证研究更多地依赖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数据，所以有必要对如何估算出逐年连续数据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END 

（为方便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文中图表亦有编辑，所有内容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