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参观张国焘墓地引发了读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兴趣。我原以为可以在多伦多的公共图书馆里借得原版书，谁知儿子帮我查了后称根本找不到。但帮我网上下载了有东方出版社，且注明是供内部参考字样，有1980年3月的“出版说明”，但同时又有《明报月刊》编辑部的“出版者的话”的网上版本。
网上版本封面
张国焘的历史功过非我等可以评说，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有多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更非我辈可以考证。但除却历史重大事件有可能个人记忆的偏差，也有可能立场决定的有意偏颇，某些事关其个人名誉的敏感事件，类似多数传记性质的作品一样，容易自我粉饰外，有些原来我不知或不详，作者又不太可能杜撰和篡改，但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定的趣味性又“无伤大雅”的事件，还是愿意写出来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当然我主要是引用与介绍。
1、张国焘等人首次拜见孙中山
1920年1月的一天中午，张国焘和许德珩（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康白情（现代诗人，曾与李大钊等人一起筹办“少年中国协会”，及发起北大平民教育团）、刘清扬（中国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四人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间饭馆便餐。饭后四个初生牛犊一时兴起欲拜访附近莫利爱路29号的孙中山居所。
看门人说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否则不能进。此时许德珩高声抗议：“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这时惊动了廖仲恺，他连忙跑过来将四人带到客厅里，并请来孙中山。见到孙中山后许德珩还不忘揶揄一番：“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
孙中山与四人的交谈内容也颇具火星味儿，四个年轻人首先表达对政局的不满，并指责孙中山只重视上层政治活动，忽视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对这些意见按张国焘的原话是“孙先生对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孙中山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对学生运动表示不以为然（大意）：“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500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500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个那些败类，才算是真革命。”
这样刺激性的语言，当然引起四个血气方刚又能言善辩的学生运动领袖的更强烈反驳：“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500条枪，就是5千条枪乃至5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张国焘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等人还以责难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
最后还是孙中山“大人不计小人过”，缓和语言后双方才冷静下来继续亲切交换意见，这样一个无预约的对孙先生的突访竟然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彼时张国焘才过22周岁不久，其与同类青年才俊的胆魄和年轻气盛已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江西会昌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史称会昌战役。之后在瑞金一带修整时，贺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贺龙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中共参与起义的高层对贺龙的态度，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有比较生动的描述：“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不够圆满而发生什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的生涯啊！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张国焘自然是其中之一，他特意提到贺龙与之描述做土匪时的经历：“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来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虽然贺龙对做土匪时的行径不无得意，但按张国焘的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做法，比他做土匪时的作风要高明一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做法。”“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便提出了贺龙的入党问题，其理由是从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贺龙都表现出真诚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了这个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张国焘甚至直接写到：“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不过张国焘最后也承认：“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给予很优异的待遇，并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熏陶，也就渐渐的布尔什维克化起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但是张国焘明确写贺龙的入党仪式是他主持的，并在仪式上“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可是据笔者所看到其他各种国内党史、军史有关文章，讲到贺龙的入党介绍人都一致，是周逸群和谭平山，但仪式主持人都是周恩来。这个差异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贺龙夫人薛明的一篇回忆文章“周恩来与贺龙”(摘自郑淑芸、刘春秀访问整理《无尽的思念》)，似乎可以佐证哪个更接近真实。“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大意是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这里回忆仅是“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笔者分析张国焘的论述可信程度应该更大，因为彼时论党内资历，在场的人谁也超不过张国焘，张不仅是党的一大会议主席，而且是一大会议后政治局三人团成员之一。对贺龙这种特别党员，以党内最高资历且当时在党内也处高位的张国焘主持，更为合情合理。至于为什么后来的史书、文都写成周恩来，也不难理解，张国焘都叛党的人了，何况周恩来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也顺理成章。再者此事上张国焘刻意说假话非但不能抬高自己，反而会贻笑大方。3、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高层和莫斯科的第一反应意见背道而驰及艰难转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2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高层传阅张学良发来急电后的第一反应，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个突入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竞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比较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莫斯科的回电于12月13日晚间到达，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派遣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赴西安。张国焘描述这是一封长电，回电内容分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张国焘形容这个电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特别提及“毛泽东曾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最终中共高层一致认为不能违莫斯科的意见而动，否则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地位将更加艰难。张国焘进一步写到：“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集齐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好在周恩来以其高超的谈判技巧最终说服了张学良，接受了共产国际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促成蒋介石停止剿共，以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读了张国焘《我的回忆》，应该说至少对其本人有了更多的认识，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具体了解。“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也许用许世友的话作本文结尾，再合适不过。
